图：孙中山带领幕僚参加内阁会议。摄于1912年前后。
1923年1月27日，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孙博士说，俄国将放弃沙皇向中国强索的一切权益”，发表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文件，后来被称为《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一共四条。在第一条中，孙中山开宗明义表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对此完全有同感，并认为“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与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在统一中华民国，获致主权完全独立这项大事业上，越飞向孙中山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据苏联统计，从1923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苏联给予中国国民党的援助达到1100万卢布。1924年6月仅仅为黄埔军校开学，苏联政府的预算即为22.9239万美元。《联合声明》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起点，这在史学界已成为共识，但声明中所说的俄国援助，仅指这些金卢布，还是别有所指，史家鲜有记述。
笔者综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中俄关系档案、1993年俄罗斯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上海工部局档案的零星记载，勾勒出一个大致完整的轮廓，有助于揭示这个文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容。
“新疆苏维埃”设想
越飞1922年7月26日任苏俄特命全权代表，8月到北京，他是苏俄派往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但不久就建议向中国提供400－500万金卢布的贷款，他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而不援助那些利欲熏心的军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3年1月4日议决“肯定越飞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政策的建议”，“支持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出”。鉴于该工作将通过共产国际渠道进行，外交人民委员部应该“同越飞同志协商，向政治局提出补充拨款的议案”。
这样，越飞在1923年1月17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前，苏俄援助国民党的方针已经决定。而这时，孙中山因上年与陈炯明的军事冲突，在广东已无立足之地，北伐计划付诸东流。推翻北京政府，统一中国，是孙中山的夙愿，在广州脱险回到上海以后，他更深感拥有一支强大军队的必要。
孙中山从一开始接触苏俄人士，就特别关注布尔什维克党如何依靠军队夺取政权。他再三宣传要建立一支为三民主义而战的党军，所以在上海与越飞会谈，期望苏俄给予军事援助理所当然地成为会谈的主题。
当然，共产国际对华援助服从于苏俄国家利益和输出革命的需要，越飞也不是第一个与孙中山接触的苏俄代表。早在1920年，旅俄华工、俄国共产华员局远东阿穆尔省分会的刘谦就曾找到孙中山，商谈过军事合作推翻北京政府事宜。
俄国共产华员局起初被俄共（布）当作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预备机构，其党章明确规定要“在祖国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及支部，但所有重要问题和决议均须“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输出苏式革命的性质十分明确。阿穆尔省分会因为“时常开会、演说，鼓惑共产主义，反抗中国官府”，而引起了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署省长的张作霖的注意，他呈请北京政府“速向俄远东代表优林严重交涉，以期饬阿省长官取消该会，国家幸甚，侨民幸甚”。
身为阿穆尔省分会副首脑的刘谦，在旅俄期间积极参与了席卷俄国的没收有产者财产的行动，本能地接受了俄共（布）强有力的宣传，认准苏俄革命才是世界被压迫者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捷径。他遵循“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信条，曾函请苏俄当局帮助新疆成立苏维埃，然后加入社会主义的苏俄。
还在1920年来中国前，刘谦就已经开始在中俄边界的谢米巴拉廷斯克和七河省交界处募集旅俄华人参军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对中国的国家独立、民族和谐与领土完整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1920年，刘谦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他后来提交苏俄的会谈报告显示，二人曾讨论利用旅俄华人组建军队，与孙中山的军队混编起来，把新疆作为军队集结地，听从设在远东俄国境内指挥中心的调遣，进军华北，攻打北京政府。当时的社会党首领江亢虎也向苏方提出过建立“新疆苏维埃”的设想。这种计划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干预内政，简直是明目张胆地颠覆政府。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张作霖的关注。1920年1月30日，张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颜惠庆，称苏俄“外交部总长契切林曾与粤东孙文结约，谋助华工会饷械为军事上行动，听粤党调遣指挥”。
“现粤东孙党既已兼并广西，势必进兵闽赣滇黔川，态度已变，窥伺中原，鄂西告警。”张在电文中提醒颜惠庆，“若新疆、东三省再有俄邻利用华人，资助饷械，以扰边防，外患内忧深为可虑。”
不得不承认，张作霖的话中含有许多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成分。北京政府鉴于这些情况，频繁颁饬其各封疆大吏注意防范，以免“过激主义”遍散国中。
“西北计划”：在新疆建设革命后方基地
孙、刘合谋建立“新疆苏维埃”的计划虽因北京政府的反对而搁浅，但后来在与越飞交往时，孙中山又拿来作为换取苏俄援助的筹码。
1922年9月26日，越飞的军事顾问А.И.格克尔带着越飞致孙中山的信，由马林陪同来到上海，在莫里哀路拜谒孙中山。孙中山对格克尔明确表示：要求俄国帮助他在中国西北边陲或新疆省，建立一支由他孙中山指挥的军队；苏俄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可经过新疆运至中国，从西北进军推翻北京政府。
这是孙中山通过正式渠道，首次向苏方提出其“西北计划”的雏形。
格克尔并不反对孙的想法，但是他此番来沪，主要是秉承越飞的授意，游说孙中山放弃与张作霖携手，转而与吴佩孚联合，“建立一个由孙领导的中央政府”。越飞当时的考虑是，以孙中山的声望和吴佩孚的实力，组成一个亲俄的孙吴政府，这样既能取代北京政府，又能对付张作霖，使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得到保证。
此前，越飞曾致信孙中山，称“北京政府唯列强的马首是瞻”，力促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讨伐并取代北京政府。孙中山采纳了越飞建议，修书一封，派张继带着北上见吴。此后张继即充当了孙中山、越飞间的联系人，往返孙、越之间，及时传递信息。
1922年10月10日，张继由李大钊陪同会见吴佩孚。张、吴的会谈内容广泛，吴请孙中山放弃与“胡匪”张作霖的联络，而以孙正吴副的格局携手组建政府，同时利用吴佩孚的劲旅第三师落实吴的“兵工计划”，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治理和开发黄河。
其实，孙中山并不十分甘心情愿联吴，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孙当时的想法，在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他更主张联合后者。但为了得到苏俄援助，孙中山重提“新疆苏维埃”设想。10月11日，张继从吴佩孚处回到北京。11月，他把孙中山的具体计划告诉越飞：要求苏俄按照他孙中山的“直接命令”，“派一个师占领东突厥的新疆省，当地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无力抵抗。”
12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越飞，表示“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北京西北方向的进攻路线”。他希望中苏两国联手，在中国西北或与中国接壤的苏俄中亚地区建立根据地，由苏俄派红军进入新疆。随后，利用新疆丰富的矿产资源，联合当时世界上另一个被西方排挤的国家——德国，在新疆建立中、俄、德三国联合公司，建设钢铁厂和兵工厂，作为中国革命的后方基地。孙中山还表示，如条件允许，他本人也可到新疆去，在新疆“可以建立任何性质的社会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
这个计划实施的前提是苏俄占领新疆。尽管这与孙中山“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的本旨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为了尽快按照自己的思路统一中国，孙中山还是希望就近从苏俄获得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等方面的帮助，并希望苏军能够从外蒙古的库伦方向进行战略支援。
越飞对这个异想天开的“西北计划”感到不快。他向孙中山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苏军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作战。事实上，越飞更多地着眼于对全中国的外交，认为孙中山的“西北计划”根本不可行。1922年11月8日，越飞致电契切林，称若苏俄出兵至新疆，那北京政府就会断绝与苏俄的任何交往，届时，苏俄“在中国事务中得到的就仅仅限于一个东突厥了”。
长远计划：在西北边陲装备、训练10万大军
尽管遭到越飞的反对，孙中山仍然没有放弃“新疆苏维埃”构想。1923年与越飞上海会谈时，孙中山又提出近期和远期两个计划，进行讨论。
他的近期计划是：先消灭广东军阀陈炯明，然后北上至吴佩孚的势力范围汉口和洛阳，将吴击溃，孙就以“统一的中国代表者的身份入主北京”。为实施这个计划，孙中山期望苏俄“在满洲挑起事端，将张作霖的军队从他占领的北京吸引到那里去”。会谈中，越飞认为苏俄有可能“依据同孙中山的协定，进军满洲”。
长远计划是在近期计划难以实施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革命基地移往中国腹地，到“穆斯林聚居的”新疆，离苏俄近一些的地方，以便同苏联“保持密切而直接的联系”。在行动上，这样“可以不经过吴佩孚的辖地”，而直接“通过甘肃、宁夏等省调动孙中山在那里的10万军队开赴蒙古边界”。这一带是产粮区和资源丰富的省份，又恰恰位于通过库伦至苏联的“必经之路上”。这样便可以避开东南沿海方面可能出现的外国干涉，因为列强不敢“铤而走险”，“从海上派兵到中国腹地”。
为了这个远期计划，孙中山希望苏俄帮助他在西北装备和训练10万军队，归他调遣，准备将来开赴蒙古边界。孙中山认为只消一两年此事便可准备完毕，即可兴兵进行“最后一次‘北伐’，那就稳操胜券，届时列强的任何干涉都不足惧了”。
1923年1月27日，越飞在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声明》的第二天，即致信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建议他们考虑这两个方案中涉及到的经费问题：能否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苏俄能否在必要时出兵满洲，把张作霖的军队引离北京？能否帮助孙装备10万军队，何时可以提供这些装备？
越飞本人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他提请莫斯科注意：孙中山若不能得到俄国援助，他就“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妥协，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就会长期拖延下去”。至此，《联合声明》关于“援助”的内容和性质，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收到越飞的报告后，于1923年3月8日否定了出兵中国东北的建议，但决定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帮助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
回溯孙中山、越飞的会谈，人们固然能够理解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愿望，也可以看到他的联俄联共战略，并非说说而已，但是，他的“新疆苏维埃”计划，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毕竟隐藏了太多的危险。尽管在那个“输出革命”和“输出资本”的年代里，这是各国在野党的常态和惯例，但事后回过头来看，“引狼入室”的顾虑也不全是杞人忧天。
所幸的是，孙中山的远期计划后来并未付诸实施。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仍然留在广州，没有移往腹地新疆。否则，现代中国的版图可能又要重画了。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作者：李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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