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刘文学依然是一个少年英雄的典范，但属于他的舞台越来越小。就在两年前的11月18日，刘文学遇害53周年，除了《合川日报》记者周云撰写的《刘文学》出版之外，已几乎见不到有关他的任何纪念。
他的母亲余太珍，也于2011年9月30日在重庆病逝，世寿97岁。
在刘文学遇害50周年之际，我曾在重庆合川区光荣院见过余太珍。她那时几乎完全失聪，无法交流与刘文学记忆有关的任何信息。只有墙壁上挂着的刘文学画像，告诉我们她与那个时代的深刻渊源。
刘文学是一个过早消逝的生命。1959年，他刚满14周岁，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为抵制地主成分的王荣学偷摘集体田地上的辣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当年团中央推动下，对他的学习运动，主题锁定在“做党的好孩子”上。
刘文学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塑造他的时代，才是最需要我们铭记的经验。
解放啦
“1945年4月28日，刘文学出生在四川合川县渠嘉乡。刘文学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裁缝，有一年，给地主刘云做了一年的衣服，地主没有给钱……妈妈催爸爸去向地主要工钱，爸爸摇摇头说：‘我身体不舒服，叫文学去一趟吧！’……地主家的一个小女儿，看见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就叫大黄狗去咬刘文学……刘文学疼极了，哭着回家……隔了很久，伤好了，但伤疤一直留在刘文学腿上。每当刘文学看见这块伤疤，他就压不住心头的仇恨。”
这是1960年出版的注音儿童读物《党的幼儿——刘文学成长的故事》开头部分。作者将第一个标题命名为“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的基调，贯穿了有关刘文学宣传的始终。他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刘文学出生时，抗战即将胜利。这一年8月，合川县思居、五尊乡李和顺等7户农民因栽种双季稻，在中央农业试验所于北碚召开的“川东试验区两季谷授奖大会”上，获得甲、乙等奖励，这是国民党治下对农村扶助的积极一面。进入9月，合川县各界人士开始举行会议，庆祝抗战胜利。国民党的腐败一面也开始进一步发酵，第二年6月，合川县城内的屠宰商因不堪驻军强行勒索而举行罢市，市场出现肉荒。
接下来，清共、戡乱成为国民党执政者的首要任务，但他们终究没能抵挡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1949年12月3日，解放军进入县城，合川宣告解放。刘文学此时不及5岁，从记事起，他面对的就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县委、县政府在合川解放整半月时成立。3天后，县政府召开原乡镇长会议，布置“借粮”500万公斤，以解决公教人员的吃饭问题和支援解放战争。（《合川县志》）
“借粮”显然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据学者东夫的研究，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当时，有进入四川的60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50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不确知合川所在的川东农民所受影响，是否好于川南。但征粮确实遇到阻力，据参与征粮、剿匪的吴新焕在《参加征粮剿匪的回忆》中叙述，征粮一度出现停滞，“参加征粮的同志产生了偏激情绪，采取强迫命令，如集中大户特征的户主晒太阳，跑圈圈，关在乡公所楼上订交粮计划、不准回家等变相扣押人的事相继出现。”（《合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在1950年12月20日，因超额完成1949年公粮征收任务，合川县委、县政府获得了上级的表扬。 这些故事，不会在幼小的刘文学心中留下太多记忆，但在他的母亲余太珍和那个最终杀害他的地主王荣学那里，印记却一定终身难以磨灭。待到刘文学年纪渐长，他也必然要感受到这种氛围。
而对农村体制与生态造成最大影响的，还不是征粮，而是土改。土改扭转了因新政权征粮而带给贫下中农的负面观感。
斗地主当然要凶
“合川1951年分地，那时我很小，听我父亲说起过。我能记得的都是分地之后的事，分地之前的事记不清。”与刘文学同在渠嘉乡双江村的杨义全对笔者说。他也是生于1945年，读书时，比刘文学还要高一个年级，接下来的记忆大概属于土改之后：“民兵连长扛着老式步枪在现场。有些地主挨打了。5队有个地主王炳云，被大队武装部拿棍子打，也喊我们打。但我太小了，拿不动棍子。”土改时期，是刘文学正式受教育的肇始。
合川县土改委员会成立于1951年6月1日。在这之前，共产党废除了乡村保甲制，建立村邻制，全县开展的减租退押运动，在1951年4月结束。土改工作团共由700多人组成，其成员中还包括专程从远地赶来的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梁漱溟等人。合川，是全国范围内的土改示范县。
在合川，土改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学习土改政策，揭发、控诉地主不劳而获的剥削暴行，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整顿农民协会，确立贫雇农在“农协”中的领导地位，并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运动。第二步：划分阶级，评定成分，通过走贫访苦，引导贫苦农民起来“吐苦水”、“挖穷根”，分清敌我，摸清各阶层的底细，在此基础上，由广大群众根据政策界限，划分阶级，评定成分，而后没收地主的“剥削财物”。
第二阶段，是查田评产、分土地和胜利果实的阶段。共分三步骤：查田评产、核实耕地面积和土质等级；按照政策规定分地到户；没收地主钱、粮、物，分胜利果实，焚烧旧地契，还要订立爱国公约。
在互联网上有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展现的就是1951年合川贫下中农欢呼雀跃、焚烧旧地契的图景。几个积极分子被围在中央，点燃地契，四周的民众的确脸上笑开了花。对他们而言，这是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的好事。
刘文学的母亲余太珍，彼时也是一个积极分子。“打土豪分田地还能不积极么？她对地主仇恨大。”刘文学的堂兄刘明元对笔者说，刘文学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过世了，余太珍后来改嫁给在码头上推小货船的王定成（音），在刘文学遇害之前，她已经成为村里的妇女主任。 刘明元说，王定成为人可以，很好说话，余太珍为人一般，不怎么和人吵架，还算合得来。“贫下中农和谁都合得来。”他补充了这么一句。当然地主是例外，“斗地主当然要凶，不凶地主不会怕我们。”
土改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将地主富农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锁定在了敌我矛盾之上。这就是刘文学成长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他在这样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实践中，度过自己的未成年期。
集体至上与英雄的感召
土改早在1953年5月结束，县农协随后也解散了。这一年，县委开始对土改后农村建立的互助组进行整理，并开始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刘文学家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但很快又被收归集体所有。自愿加入的互助组，渐次被低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所取代。
除了对地主等阶级敌人的仇恨外，刘文学此时所受的教育，还包括集体至上主义。那些真实或虚构、以各种方式捍卫组织和集体利益的烈士们，成为课堂上挥不落的偶像。
从同学们的讲述看，刘文学的确有其勇敢的一面。这种特质或许和先天性格有关，但很难排除教育在其心灵留下的痕迹。比刘文学年长5岁的王国元对笔者说，刘文学虽然调皮，但对他认为不正义的事情敢于揭发，“不合心意的都反对，不对的他就要说”。他热爱集体，很灵活，也比别人坚强。
“送鸡毛信的海娃、王二小、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不但老师讲，各生产队也宣扬集体重要。”地主刘云的外甥、双江村现任支书李天益说，他受这些英雄影响，年少时就曾多次游过渠江前往对岸救火，也曾在江里救人。
因为舅舅是地主成分，李天益受到影响，加入少先队的时间较晚。他和刘文学是同班同学，班里一共有40多人。“刘文学爱劳动、爱学习。”他记得刘文学曾每天下午组织他们，安排田地里的捉虫任务，“一人捉多大面积，多少根虫。”他们最爱玩的游戏是八路军抗日，三人一组，一个人充当马头，一个人充当马尾，另一个人骑在两人身上冲杀，以竹子做武器，因为这些竹子是棚厂用来搭棚用的，他们还因此受到过训斥：这些娃吃多了，这么烦，到处丢！ 刘文学有其孩子气的一面，但也过早具有了政治意识，除了课堂上的教育，这更多体现在参与批斗会和“老农诉苦会”的时候。李天益说，因为学校拥有最宽阔的场地，所以批斗会常在学校举行。地主在台上排成排，接受批斗，他和刘文学等人在台下围观。
刘文学在批斗会上的表现，大家说法不一。刘文学的班主任王老师对笔者说，学校教室是原来村里庙宇改造而成，虽然时常在操场上批地主，但刘文学不会上台批斗。李天益也这样说。杨义全却表示，“记得刘文学被武装部长叫到台上，地主站在板凳上，刘文学在台上一个一个批过去。”
“我们在台下喊口号：打倒地主！”杨义全因为还在读书，所以并不是每次批斗会都参加，有时被家长拉去现场，也看到刘文学和他妈妈在一起。“有的地主被绑起来，听话的就不绑。”杨义全说，他们贫下中农全都恨地主。他家的成分是贫农，父母早逝。
针对阶级敌人的政治自觉
“1958年9月20日，渠嘉乡成立了人民公社。……一个初冬的早晨，刘文学同小才上学去，走过渠江码头，看见地主王荣学，正鬼头鬼脑地在贩卖东西。他就拉着小才，跑过去看看究竟。原来地主分子王荣学在贩卖辣椒。……傍晚放学时，刘文学就把地主王荣学偷公社的柑子，以及卖黑市的情况，报告给生产队队长。……生产队长对刘文学说：‘你做得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应该和他展开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0年2月版）
这是刘文学遇害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农民都被捆绑在人民公社的战车上，“大跃进”的狂想曲也开始奏响。一开始，合川县委就提出出动40万大军，奋战100天，完成灌溉30万亩农田，积造肥料130万斤，改良土壤12万亩的冬季生产运动目标。接下来，跃进数字更多集中在钢铁与粮食等的产出上，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8亿斤，刘文学遇害的1959年更提出26亿—32.5亿斤的目标，是1957年的4倍。但这样仍嫌不够，很快又提高到66亿斤，是1957年的8倍多。
高亢的捷报表象下，是日益艰难的农村现实。城镇居民口粮开始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从1959年9月开始，机关干部和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的粮食标准，由30斤降到了21斤，或由28和26斤降为19斤。农村当然更惨，每人每天4两细粮、半斤红苕。1960年春至5月20日改为供应半斤原粮。（相关数字根据杨联欧《回顾合川的“大跃进”运动》） 虚假的高产量，导致高征购。建国初农民面临的征粮压力，在这一次体现得尤为明显。1958年冬天，各地已经陆续出现粮食油料和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在1959年七八月间庐山会议之前，有过一段“纠左”的尝试，彼时民间出现过私人集市。王荣学贩卖辣椒，大概就是那个背景下的产物。这些地主分子，通常有比贫下中农更为敏感的市场意识。 但刘文学是一个浸淫在阶级斗争教育下的少先队小队长，他比一般少年有更为强烈的政治自觉。
无论是相关村民的回忆，还是历史文书的记载，已经很难完整还原刘文学彼时的真实心态。按照经典的刘文学话本，刘文学与王荣学此前曾有私怨。王荣学家有柑子园，他曾指控上山捡柴的刘文学偷了柑橘，用背筐绳捆住他的手，将其拖到坡边，推倒在地。在长期的宣传中，这个事件被定性为王荣学的诬陷。
偷柑橘事件，即便属实，也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乡间邻里纠纷。但按刘文学长大后所受的教育，其性质变成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在“大跃进”出现困难的那个冬天，刘文学已经可以通过向生产队长举报的方式，给予王荣学打击。
但刘文学之所以成为刘文学，最终还取决于1959年初冬的一次搏斗。集体至上主义与阶级仇恨，混杂在一起，让刘文学勇敢起来。偷集体海椒的王荣学在贿赂不成的情况下，选择了杀人灭口，他终究还是害怕自己被举报——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已远不如一年前那样松弛。 和刘文学一样，王荣学内心也潜藏着仇恨的种子，两个个体的仇恨汇集在一起，最终成就了刘文学。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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