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Smogtown》作者奇普·雅各布斯
奇普·雅各布斯（Chip Jacobs）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从童年时代开始，洛杉矶黄褐色的天空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刺鼻气味，构筑了他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1990年代，奇普·雅各布斯成为一名记者，为《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环境问题。
数十年间，他亲历和见证了这座城市在雾霾中挣扎和抗争的全过程。2008年，雅各布斯写作出版《Smogtown》（雾霾之城）一书，详述了洛杉矶烟雾治理史。雅各布斯说，这是一部“综合科学、管理和文化”的广阔社会史，他希望为全世界治污提供借鉴。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与北京既有共性，也有显著区别。
这两座城市都有着天然的不利地形——山脉包围住了洛杉矶，不便于空气的流通；北京三面环山，污染物在这个形如“簸箕”的城市难以扩散。在污染源头上，这两座城市的雾霾成因都有汽车尾气。
洛杉矶的污染形式较为单一，其污染主要是汽车尾气和化工污染，它们排放了大量氮氧化物。北京不仅有汽车尾气排放，周边地区还有大量燃煤排放的硫化物。这是发达国家从未出现过的复合型污染。此外，中美两国体制有异，双方的雾霾治理机制也差别巨大。
奇普·雅各布斯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空气污染。2014年11月，他出版了一本最新的著作《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emicals》（化学品共和国）。该书的封面上，“中国”二字在一团灰色污渍中若隐若现。这正好是当下中国现实的鲜活写照。
在书中，雅各布斯和他写作洛杉矶《Smogtown》一书的合作者威廉·凯利，调查了时常笼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以及跨越中美国境漂洋过海的大气污染。雅各布斯认为，空气污染是影响全世界的课题，科技能增进人们对污染的深入理解，洛杉矶的雾霾治理经验也可供世人借鉴。
记者：中美两国的体制差异，导致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程度并不一样。你觉得中国民众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雅各布斯：在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重大社会议题时，公众参与绝不只是边缘力量，它常常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正如我在《Smogtown》一书所说，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最重要的力量是——曾经被烟雾打倒，但仍充满斗争热情的中产阶级。
我在书中讲述了大量洛杉矶公众参与推动治污的故事。从个体医生、律师、NGO机构，到听证会、抗议活动、游说立法，这样的案例非常丰富，SOS组织是个绝佳的例子。
在西海岸，公民们结成了大大小小的社团，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质疑，积极推动污染治理，并使之更加透明。这些人的努力表明，即便是普通民众，为了干净的空气和幸福的生活，都应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正是加州成功治理污染的根本驱动力。前一阵子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希提（Eric Garcetti）造访北京大学，在该校的研讨会上，他也回顾了公众在参与推动政府治理污染上的重要意义。
记者：公众也是空气污染的制造者。为了清洁的空气，也要有人在比如汽车问题上舍弃部分权益。你认为在空气污染治理中，政府权力干涉个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雅各布斯：政府权力干涉个人自由的边界很好判定。当广大公众的健康受到损害，政府就有必要站出来立规矩。
在洛杉矶空气污染的最初时期，很多医生和医学提醒公众注意健康损害。汽车业的蓬勃发展确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以付出了公众健康为代价，全社会都要为此埋单，也是一笔巨大花费。
加州是一个自由传统深厚的地区，对于治理空气污染，在罗纳德·里根当州长的时代，就持“有限政府参与”的态度，我在书里批评了这点。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太一样，民众才刚开始建立参与公共服务的意识。这些边界需要通过科学研究、公共讨论、各方参与去界定。不过，我始终认可将“治理空气污染”看做一场全民战争，每个人都可能需要为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今天，洛杉矶人仍在这一点上努力。
记者：相比当年洛杉矶，你觉得北京目前治理空气污染最主要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雅各布斯：北京比当年洛杉矶在科学研究上有优势。1950年代的洛杉矶，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算是全世界的桥头堡。那时，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还没被广泛意识到，也没有扎实的科研证据来支持对汽车尾气的治理。在这场科研攻关中，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Arie Haagen-Smit）。他研究发现了“光化学作用”，汽车尾气中的污染物排放到大气中，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剧毒烟雾。最开始，他的研究披露时争议很大。当时没有现成的控制大气污染的科学方法，也没有人提出过多少“光化学烟雾”的理论。对于这种可怕的灰褐色气体，我们的第一反应相当可笑。
中国政府目前在治理雾霾上雄心壮志，但我担心的一个最主要问题还是：中国公众的参与程度。我知道，中国的污染问题导致了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他们反馈污染问题的渠道不是很畅通。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和联邦政府都赋予了公民在遭遇污染问题时的诉讼权利。公民也有权利曝光政府的不作为，揭露需要加强或重新考虑的薄弱政策。
直到最近，中国才出现了朝那个方向发展的迹象。当然，用iPhone查看某个工厂的排放量根本不是公民参与。要有建设性的让个人参与其中的方式。如果个人没有发言权，中国每年大约5万起针对环境的抗议活动仍将继续。
据我了解，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其实愿意在参与治理空气污染上做得更多。如果科学依据扎实，他们甚至愿意牺牲驾驶私家车来换取更洁净的空气，而不仅仅是口头抗议工厂排放或者燃煤污染。
记者：在过去数十年的洛杉矶治理烟雾污染的经历中，你觉得最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有哪些？
雅各布斯：广泛的公众认知、可靠的科学依据和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洛杉矶成功对抗雾霾的三个基石。纵观洛杉矶治霾史，除了完善以上三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除了前述的公众参与、科学依据两点，洛杉矶治理污染在法律体系上所下工夫特别多。从政府到公民，到企业，都在围绕其博弈，我的书中探讨了中国的这一污染问题。
中国官员习惯以自上而下、行政任务式的手段来推动雾霾治理。这个过程中，公众去哪儿了呢？在美国，我们有环保署EPA监督执行的空气治理计划，它有连贯性，又得到公众的认可。但像北京的限行令，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可能在治理雾霾时有上百条法规，但是据我观察，它们此前的应用波动很大，也很容易受政治影响。事实上，洛杉矶的蓝天计划也曾停滞不前，是法律系统起到了推进作用。法律系统的重要性在中国才刚刚被意识到，在治理雾霾时，它是公正的仲裁者和有力的执行武器。
记者／曾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6期 总第5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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