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北京100%无烟条例获得通过，未留任何漏洞和例外。”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在2014年11月28日表示。
施贺德所说的“漏洞和例外”，是指条例草案曾间接把“领导单间办公室”排除在禁烟范围之外，此举引发舆论的强烈质疑。最终，11月28日北京市通过《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规定，从2015年6月1日起，“一切室内区域及交通工具中全面禁止吸烟。”
消息公布几个小时后就迅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公开赞扬：“我们祝贺北京市政府为改善北京市民的健康所迈出的有力而坚决的一步⋯⋯北京市政府的举措为国家层面采取强有力的控烟行动奠定了基础。”
在同一周内，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家控烟条例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国家控烟条例将规定中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部分室外公共场所无烟，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本周的举措表明，中国将在控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施贺德表示。
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内地长期以来进展缓慢的控烟进程正在提速。
“史上最严控烟令”或将出台
在内地，控烟派在与反控烟派的博弈中一直处于劣势，不过最近一年内的形势显示，天平已经开始向控烟派倾斜。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禁止会场吸烟、不接受烟草赞助和捐赠、不摆放烟具等规定被写入会议须知；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国家控烟条例），向社会征求对“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部分室外公共场所无烟，禁止烟草广告”的看法；四天后，北京市通过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决定从2015年6月1日起，一切室内区域及交通工具中全面禁止吸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控烟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出现上述转变的原因与此前多位院士上书中央，要求政府厉行控烟，进而引起高层重视有关。
在上述法规中，最受业界重视的是国家控烟条例。这是中国首次拟制定行政法规在全国范围全面控烟。《条例》涵盖了室内公共场所、烟草广告、政府责任、烟盒包装等控烟的多个方面，其中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同时，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高等学校的室外教学区域，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妇产医院的室外区域，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全面禁止吸烟。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吸烟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因此被舆论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
社会舆论对此最大的质疑在于，《条例》能否得到落实。但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研究员杨杰对未来的执法效果持乐观态度。他经过调研发现，此前一些地方出台的控烟法规并未像大家之前想象的那样沦为“一纸空文”：上海条例从2010年3月1日生效至今，执法部门开展控烟执法检查的家数达到了163万家；广州达到了50万家；深圳条例生效仅仅半年时间，执法检查了近5万家场所，处罚违法个人达到了七千多例。地方实施控烟法规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控烟立法和执法获得了公众广泛的支持，禁烟场所二手烟暴露状况明显降低。
“《条例》制定的更大意义在于，表明国家将控烟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让公众看到了希望。”杨杰说。
“如果国家控烟条例草案获得通过，它将标志着中国在履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所规定的义务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最重要的是，在减少烟草相关疾病的流行、减少本可避免的死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施博士解释道。
“被吸烟，我不干”
2014年11月26日，为继续推动中国内地的控烟进程，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肺健协会、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艾默瑞全球健康研究所中国控烟伙伴项目、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内外知名控烟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再次举行以“被吸烟，我不干”为主题的公益活动。
囿于内地的控烟工作长期裹足不前，且直接针对控烟开展的工作未见起色，控烟机构制定了从抵制二手烟入手的控烟策略。
据统计，在中国约有7.4亿被动吸烟人群，目前每年约有超过10万人因被动吸烟而死亡。然而，大部分人缺乏对被动吸烟危害的认识，其中很少人能勇敢对被动吸烟说“不”。“被吸烟，我不干”由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于2011年提出，旨在提高民众对被动吸烟危害以及维护自身健康权益的意识。
活动当天，奥运冠军冯还发布了中国首支控烟公益歌曲《被吸烟我不干》，在歌曲MTV中，比尔·盖茨身穿写有“被吸烟，我不干”字样的红色T恤友情客串，号召民众对被动吸烟说“不”。此前，比尔·盖茨和中国控烟形象大使彭丽媛共同宣传“被吸烟，我不干”的新闻图片曾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也获得WHO的赞赏。
据WHO计算，目前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按目前速率，到2050年，中国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将突破300万。届时，每隔15秒就会有一名中国人因烟草而死亡。
2003年5月21日, 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规定，控制烟草扩散需要从提高烟草价格和税率，阻止接触烟草烟雾，印刷含有特殊警示图片的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方面入手。当年11月, 中国签署《公约》。2006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
然而，据中国控烟协会统计，签署国际控烟公约近10年内，全球烟草产品销量共下降10%，中国却上升了41.8%，增速全球最高。中国烟草消费量占全球40%。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潘洁兰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履约进程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
最近的形势变化也令这些国际组织感到欣喜。施贺德说：“在北京市政府实施和执行新的控烟条例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中，世卫组织将全力提供支持。我们期待着与北京市政府在这项重要工作的下一阶段展开合作。”
烟草专卖行业反击
中国实力强大的烟草专卖行业已经行动起来，反对全国控烟条例的草案。
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公开表态称，控烟应避免“绝对化”和“扩大化”。据《学习时报》12月1日报道，凌成兴表示：“吸烟（在中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还存在客观的市场需求，这就决定了烟草控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要注意避免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倾向，使控烟工作健康有序有效扎实推进。”
凌还认为，烟草行业“既承担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满足社会需求的职责，又承担推进控烟履约、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责”。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控烟工作确实面对一个更为两难的现实问题：烟草所带来的巨额经济利益。烟草行业去年全年上缴财政税利总额8161.22亿元，占到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6%左右。
更为麻烦的是，金钱的背后还有权力支撑：烟草业的成员除全国200万户烟农以及500多万户卷烟零售点外，还包括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政企不分，是“两个牌子，一班人马”，而后者作为国有企业，职责是为烟草“开发适销产品，提高产品质量”。
最让控烟人士担忧的，就是国家控烟条例草案能否通过的问题。目前，草案尚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与往常一样，有政府背景的烟草业仍然会对其施加影响，控烟与反控烟的拉锯仍在持续。
对于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的上述表态，杨杰说：“这完全是站在了烟草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站在国家政府公务人员的角度。这就是目前政企不分带来的后果”。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则抱怨道：“他们（指烟草专卖局）基本不与民间对话，却总能和政策决定者说上话。”
在控烟人士看来，至少在短期内，上述措施即便落实有力，也仍未触及烟草专卖制度的根本，两方面的斗争还将继续，结果未定。虽然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二者博弈期间，每年还将有逾百万生命因烟草而消逝。
记者／邱锐
（实习生高婉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6期 总第5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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