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化转型正义、促进人权发展，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日前宣布，将向“行政院”争取，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或“匪谍”审判为罪名的相关行政公文、判决书等档案，整理后开放，并提供研究，呈现“以受难者为核心”的历史拼图全貌。
事实上，台湾在戒严时期，许多以“叛乱案”、“匪谍案”为名的政治案件，都面临侵害人权、不当审判等严重问题，造成相当多冤假错案及历史悲剧。因此，台湾于解严后即设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对有问题案件进行补偿，该基金会于今年9月依法定期限宣布解散，累积一万零六十七件卷宗，数量相当惊人。
在龙应台争取下，这批卷宗已移交“文化部”保管。她认为，这批档案的公布等于“让历史见到光”，也使台湾在人权路上更往前一步。相关消息传出后，也获得外界不少好评，认为是对受害者及家庭争取正义的一种正面响应。
戒严时期的不当审判
1949年，国民党转进台湾，两岸从此陷入紧张对立僵局长达数十年。但事实上，为戡平共产党绵延不断的攻势，肃清在台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以便于统治，国府早在1947年7月即下令总动员，让台湾进入非常时期，导致多次民变发生，例如“2·28”事件、四六事件都是在此背景下爆发而酿生悲剧。
1949年5月，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更宣布全台戒严，严格限制大陆人士入台，使台湾步入戒严时期，长期笼罩在党政军体制压力之下。尤其1950年韩战爆发，蒋介石重新获得美国支持，为建构威权体制，国府更透过《戒严法》、《刑法》“内乱罪”、“惩治叛乱条例”与“检肃匪谍条例”等法律实施高压统治，因而导致非常长时间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时期，不光台湾人，许多来自大陆的外省人士也成为监控、打压对象，特务与军警势力横行，以肃清“匪谍”为由，任何人随时可能因为政治因素而惹祸上身，造成严重的压抑与恐惧，甚至食不知味，睡不知觉。一如知名学者殷海光所言，人们对岛上“无所不在的恐慌，都有了种近乎非本能的反应。”
由于基本人权根本无法得到法律保障，加上军法、司法单位高度操控，不少人以“叛乱”罪名被逮捕、拘禁、审问和处罚。甚至接续病故的蒋介石，在蒋经国前出任台湾领导人的严家淦，因年轻时曾遭指控检举，其政治侦防档案“类别栏”竟出现过“匪嫌”字样。大学时期曾参加地下党读书小组的李登辉，也曾因“附匪”罪嫌而遭长期监控，甚至忧心因此获罪。
直到1987年解严，废止“惩治叛乱条例”等法律，长达数十年的白色恐怖时代才告结束。不过直到李登辉执政末期，台湾在野力量展现政党轮替的架势，加上李登辉协助，先通过“‘2·28’事件补偿条例”；随后，包括民进党与当时许多蓝营人物也纷纷呼吁国府正视白色恐怖伤害，比照“2·28”给予补偿，查明真相。
1998年，台湾“立法院”制定“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与“案件补偿条例”，正式开始不当案件实质补偿作业；凡戒严时期触犯内乱、外患罪或匪谍案经判决有罪或裁判交付感化确定者均可申请，基金会依案情审酌，除认定叛乱“确有实据者”外，均可给予适当补偿；失踪、死亡最高可获600万元台币补偿，监禁超过十八年半以上可补偿590万元台币。以给予政治受难者某种程度的平反与救济。
只是经过15年时间，基金会结束业务后，仍有1500名受难者未提出申请，这些个案有的是被枪决的老兵，有的家属在大陆或根本没家属。更有亲绿团体批评基金会只着重补偿，反而部分由“国防部”主管档案仍受限《个资法》不得公开，无法进行完整调查报告，因此受害者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平反，真相仍未明。
受难者质疑真相未明
虽有了金钱补偿，甚至台湾历任领导人道歉，但许多受难者家庭的不满其来有自。
首先，档案繁浩却迟未能公开；其次，原本依《戒严法》规定，戒严时期犯“内乱外患”等罪者，解严后可依法上诉，但偏偏推动不当审判案件补偿机制的同时，“立法院”提前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剥夺政治犯解严后上诉的权利，导致政治犯“叛乱罪名”未能得到平反，无法透过公开审判过程厘清真相与责任。
更让国府难堪、理亏的问题，则出在蒋介石的责任追究上。例如戒严时期政治案件为速审速决，基本上都会交付军事审判，军事审判结果则须上呈军事长官核覆；往往是上签呈给“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核定，跟着是“总统府”内秘书长与参军长核阅。各方加注意见后，最后上呈蒋介石核定。
试问，以当时将领导人置于台湾之上的思维，甚至曾有因蒋介石不满军事审判官判决，因而要求惩处审判官的案例，又有谁敢违逆蒋介石核覆的指令？因此他的裁示，便形同于实质的终局审判，如何确保审判的独立性？
换言之，蒋介石以台湾党政军领导人身份，在核覆流程往往扮演最关键角色，稍有不慎，就可能因不当、不法的作为，使人权受到戕害。
以1960年雷震案为例，拘捕时不交出拘票，仅以“叛乱嫌疑”四字就予以逮捕；宣判前、还没到核覆阶段，蒋介石便已召集“副总统”以下14名要员商议处理腹案，最终蒋介石裁示出“刑期不得少于10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等指示，形同违法地干涉、介入审判；最终雷震也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被逮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当然所有法律与政治责任都须由蒋介石承担。
又如台北师范学院学生陈正宸因叛乱罪嫌被捕案，初审判决无罪，却被蒋介石下令发还严为复审，前后来回驳回四次之多，直到陈正宸被判处死刑为止。更别提其他案件也曾出现蒋介石在公文中亲批，“凡判处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处死刑”；“凡已入匪党而不事先自首者，不得赦免应处极刑为要”的记录。
这些问题不仅是一般升斗小民面临威胁，孙立人、吴国祯、雷震的殷鉴不远，任哪一个都曾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却要遭遇非法的不当迫害。国府抓不到吴国祯，却以包庇匪谍知情不报为由，将吴手下财金大将、台银董事长任显群下狱。作家柏杨，被视为小蒋旗下笔杆班底，却因翻译一篇幽默漫画，被视为影射蒋氏父子，以共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等罪名判处12年徒刑，送绿岛监禁。
甚至这些对于效忠领袖的监控与非法打击，还延伸到国民党军队当中，让多名将领因此蒙冤遭不当审判，甚至枪决。例如黄埔军校一期、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名将李玉堂，因妻子与中共地下人员有所联系，未经合法审判便遭秘密逮捕后被处决。出身黄埔二期的台籍将领李友邦，也系因遭人诬指涉及蔡孝干匪谍案，“包庇窝藏中共间谍”，因而被枪毙处死。
同样出身黄埔一期的“总统府”参军徐会之，1950年涉嫌叛乱，原被判刑5年，然老蒋却在签呈亲批“应即枪决可也”，但遍翻国府法规，没有一条法律允许“总统”可对被告变更原判决而直接加刑，因此蒋介石不但触法，更为实质的是不当审判。
类似问题的恶化，恣意妄为地偏离法治程序，当然是出在案件未循正常程序均交由军事法庭负责审判的做法上。事实上，一直延续到解严前，包括引发国际高度争议的1980年美丽岛事件大审，都明显刻意忽略法律“除现役军人以外都不受军法审判”的规定而便宜行事。
尤其难以置信的是，国府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所谓的“全国戒严令”，当时台湾并不包括在戒严范围内；直到来年11月才透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将台湾划入戒严接战地域。不过当时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赴美，竟没人完成“总统宣告”程序；就算是陈诚宣告台湾地区局部戒严，也须依法由“立法院”追认，但也未有此一记录，兵荒马乱之际的决策，让人啼笑皆非。
公布档案计划路仍迢迢
基本上，这批移交“文化部”的卷宗，分为行政公文、历史文件两类，其中，历史文件包括判决书、自白书、案卡都属复印件；正本保存机关包括档案管理局及“国防部”等。内容包括病例、指纹、血型、身份证字号、护照号码、兵籍号码、出生年月日、地址、电话等数据，开放前需要逐笔进行遮蔽，保护个人隐私。不过受难者的判决书数字化部分，“文化部”则规划在两个月内让逐字档上网公开。
至于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及公开历史信息间达到平衡，目前仍待细部规划，龙应台表示，绝对会注重个人隐私，不会让当事人及家属受到二度伤害。此外，当前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卷宗，在新庄部本部库房建置恒温恒湿设备；接着则是重新分类、汇整、编目、排序、装订，相关整饬作业预计2016年完成；并在合法、建立完整制度的前提下开放，提供民众网络申请使用。
一如那句老话，“谁掌握了过去，便控制未来”。对历史的回眸、弭平伤口的努力，真是如此重要；或正如龙应台所说，“每份卷宗，就是一个人的一生蹉跎，一整个家族无可弥补的悲剧”。“也唯有打开档案，直视历史，台湾社会才能真正地抚平伤口，走向包容”。
文／杨素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4期 总第527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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