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1年推进“精粹案”以来，台湾军方为了配合马英九当局以全募兵制的防务改革路线，大力进行人员精简与机构缩减方案——除了将官编制从400人压缩到300人以下，台军常备兵力编制员额也下调到21.5万人。正因为台军正在“全募兵制”的道路上飞奔，导致各军种部队的兵员征补和人力资源分配捉襟见肘。于是，台湾“国防部”开始将与作战训练任务无直接关系或者专业性要求不高的一般性行政后勤业务（如伙食、清洁等工作）劳务外包给民间公司。一时间，“防务民营化”的话题在岛内传得沸沸扬扬。
早在2012年3月22日，时任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就为募兵制大唱赞歌，他还以阿富汗美军基地岗哨警戒也是外包民企（私人军事公司）为例，指出未来台军除开离外岛守军和作战部队所属驻地营区外，各级后勤厂库的警卫安检人力都将改为外包，由民间安保企业负责。
2015年年初，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目前已有“国防部”文化营区（即军闻社和《青年日报》报社所在地）、三军总医院内湖院区等非战斗、非机密性军事单位的大门警卫勤务外包出去，伙食勤务部分（如“国防大学”与“国防部”文化营区等机关）也已在办理之中，相关程序都是依照当局的“采购法”，通过公开招标交由民间公司负责。罗绍和特别强调，“国防部”精简非一线作战人员编制，更深一层意思是配合当局扩大内需商机的政策大方向，由此扩大民间就业市场，创造服务业产值。
对台军来说，民营化政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国防部”裁撤各军种（包括联勤）与民间公司性质雷同的军品生产厂（如联勤粮秣厂、被服厂、空军肥皂厂），将军人军属领取的口粮实物配给改为货币，原本由各军种自行设立管理，专供军人子女就读的中小学、幼儿园移交地方教育系统。甚至为了配合当局希望打破日企垄断台湾重型卡车市场局面，“国防部”特意将联勤第201兵工厂改组为华同汽车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合作生产美系重型卡车，可结果是市场竞争力不足，企业亏损严重，最终被民间厂商并购收场。
不过，台湾当局真正系统性推进防务政策民营化与资源军转民变革，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历经“精实案”、“精进案”、“精粹案”等多轮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卖断或出租，以B0T或RT方式处理已无军事价值的军队营房（各军种俱乐部、招待所，闲置营区、靶场、宿舍、眷村），补充军费预算，改为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甚至工商业用途（如将原陆军后勤学校分部营区腾出，供鸿海集团使用；将关东桥新兵训练中心腾空，供竹科园区厂商扩建厂房）。部分原由各军种自行负责储备与定期更新的战备粮秣，改由当局“农委会农粮署”储备，原本由各军种受补给单位按月向联勤总部提领的编制内车辆行政用油，改为按车发放类似现金储值卡的加油卡，由受补单位车辆直接前往民间加油站加油（仍需记账）。各军事单位内开放民间便利商店公司进驻经营，逐步取代过去的兵站。
部分原由空军运输机与海军人员运输舰负责的外岛定期人员物资补给任务，改由租赁民航包机与商轮执行，负责军机研发生产的空军航发中心移交“经济部”，改组为公营汉翔公司，部分军事单位负责非一线战备训练任务的行政用车改为购买商用车辆，或改用招标方式向民间公司租赁，维修业务一并外包，不再另行编制预算购置此类须定期折旧报废的资产。
有意思的是，当初逃台时，台军“政战部”为了满足大陆籍军人的休闲娱乐需要，设置了平剧队、艺工队、军乐队与军中剧校，因社会形态和大众文化变迁，也在这股“民营化”浪潮中被逐步撤并或移交其他当局部会（如“文建会”）管理。另外，过去基于“反攻大陆”需要设立的台中市后里区马场（负责军马培育繁殖），也一并移交地方当局。
在强调“军以战为首”的角色单纯化与专业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台湾当局落实防务民营化的结果，使得与作战并无直接关联的军医、后勤保障、文化娱乐公关、教育培训等机构大幅缩减。台湾“国防部”还根据工作职位的敏感程度与机关任务性质，安排文职公务员甚至聘请退役军人接手岗位（如聘用退役飞行教官）。
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防务民营化政策思维与做法的优点不少。
首先是突破传统“金字塔”式官僚组织结构所导致的决策流程僵化、命令信息传递被扭曲等缺陷，摆脱在依法行政前提下所衍生的人事、预算、组织法等行政程序法律或命令的拘束，有利于争取时效。其次，军方官僚体系面临人力、预算、物力、时间、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匮乏与有限问题，“借力使力”，引进民间既有的商业部门财务、物流、绩效评估等管理知识、人力与研发产能，提高机关组织经营效率，减少人事费与作业成本等经常性支出，使军队专注于作战训练等核心任务。再次，也有利于军方建立与民营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有助“国防部”与军方争取相关利益团体对军费预算的政治支持。
从总体经济与公共资源分配角度来看，军事部门无疑是偏纯消费属性的组织，让军费预算尽可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回馈内需经济，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增加内需市场的民众就业机会，无疑能创造延伸效益，在宣传上也能证明和平时期维持军队存在的正当性。
不过，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局限。传统军事体系运作的核心价值与组织结构、软硬件子系统设计侧重“任务导向”，强调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环境下，软硬件系统配置仍能正常运转，重视理性与可预测性，软硬件子系统在功能设计上强调重复与备份设计。但在民间社会，商业体系强调资源利用最大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免有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现象，所以民间商业市场经济运作逻辑与军事体系运作逻辑上有抵触之处，无法完全套用民间商业经济活动的供需关系模式。
防务民营化政策的真谛是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平时固然有助于军方压低获得劳务、物资或信息技术的交易成本，但战时或灾害时期承包商能否正常履约、维持应有的服务品质与时效，则要打上问号。而且，陆军和依赖陆地永久化后勤保障设施的海空军，基于任务与所面对的威胁形态，委托民间企业提供服务的办法在实际操作时也难以一体适用，毕竟台湾本岛缺乏防御纵深，全岛在开战时就是一个无前后方之分的战区，这与美国偏向海外投送兵力，没有迫在眉睫的强大军事威胁的大环境有着本质差别。
此外，身处战区或灾区等高风险环境，不论军人或承包当局合同提供服务的平民，与军人面对一样的风险，但受伤、残废、被俘甚至丧生所能得到的赔偿、抚恤或保险等实质补偿却因为法律身份认定上的盲区，很可能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局面。除了影响战场一线军人的士气外，换个角度审视，也等于身为雇主的政府将军事行动衍生的外部成本与道德风险转嫁给平民，提供劳务或受军方委托代行强制性公权力时，更易产生道德风险与法律争议（例如美国黑水私人军事公司涉嫌在伊拉克滥杀平民事件）。况且，如果缺乏军事训练的平民在战地执行诸如后勤保障任务，可能还得额外派出军队保护，反而成为军队的累赘。
另一方面，经由军转民过程，由军事机关转型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如改制的台湾汉翔公司），当组织的核心价值由“任务导向”转型为“利润导向”后，原本被赋予支援军队建设和推进“军工自主”的政策性任务沦为次要。在市场竞争和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下，民营企业在向军队提供服务时难保不会阳奉阴违，质量下滑。事实上，台湾当局对那些原本担负军品研发生产的单位进行民营化改革，往往异化成“放牛吃草，生而不养”，还美其名曰“完成阶段性任务”，完全将它们当作负担，一改了之，撒手不管。
而军方原有的专业人力或公有资产（营区土地房屋、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转化为商业用途，若处理不当，缺乏合理透明房舍公开竞争与监督问责机制，容易沦为决策层便宜行事、“公库通私库”的利益输送。例如，位于台北市大安区黄金地段的原联勤总部信义俱乐部原址土地，在陈水扁当政时期所谓“活化公营资产”政策下，被移交给“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后出售，卖给同陈水扁关系密切的财团，该财团在刻意闲置土地多年后挂牌出售，转手赚取高额暴利，招致舆论哗然和“监察院”介入。又如，位于新竹县市交界的前笃行营区（即关东桥新训中心），在营区整建后不久，却在陈水扁一声令下立即腾空，改建为竹科龙潭科技园区工厂用地，不仅浪费公帑，更遭“监察院”点名弹劾。
某些具有持续性的军方后勤支援任务，更因为承包提供劳务或资本物品的民企之间相互转包，或军方与原有承包商合约到期时，可能发生难以确保服务时效与质量的公共问责性问题。
军方一旦将涉及劳务或实物资本物品的服务改为外包商务，事前的招标竞争与事后的绩效评估等政策监督把关就显得更为重要，但军事官僚体系由于相对封闭，内部成员同质化程度高、且重视服务传统与价值取向（说白了就是长幼有序、论资排辈，服过义务兵的人对军中那套“学长学弟制”组织文化“潜规则”多半心领神会）。举例来说，军队相比文官体系，对身份利益回避的“旋转门”公私分界法制条例观念淡薄，台军过去就有职业军官退伍后靠山吃山，承揽相关专业领域的军品零部件招标业务，形同另类“官官相护”的生态和利益共同体“食物链”。
台湾当局在军事领域推进民营化，客观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但军事部门与民间商业企业应该形成互补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彼此补充而非完全取代，毕竟军事业务市场化是一个选项，却不是唯一的解决路线。即便在充斥着重商主义、决策过程与相关信息高度透明化的美英等国，民营化作为政策工具在国防军事领域应用已相当普遍，但其政界、军界和专业媒体对外包商务过于泛滥，缺乏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机制的现象也不乏反省之声。
以台湾当前的政治与经济互动生态而论，当局与军方决策层盲目照搬西方防务民营化的路数，把外包商务当成“军民一体适用”的万能神药，实在有些水土不服。
要想让防务民营化走得更远、更稳，台湾行政当局除了要健全完善招标采购法规或行政程序外，对承办各级军事单位外包商务或商品租赁采购业务的军职或文职人员要强化法治、军事专业素质培训，避免沦为“私相授受，便宜行事”的重灾区。此外，还要健全相关法制与利益回避规范，决策者也必须有政治担当，挡得住来自利益集团的施压游说。只有如此，防务系统引进民营化策略，才能达到精兵简政，实现即时性后勤支援，有效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政策目标。
（图1：原台军联勤总部第302工厂的军帽生产:线，该厂原名国民政府军政部青岛被服厂，几经隶属关系调整，最终于2003年10月彻底民营化，交给民间公司经营。
图2：被服军品生产线的运营实景，在全盛时期，台湾军方计有9家被服总厂，年产量可达340万人份。
图3：除了弹药外，台湾“三军”所属各类补给品都可外包商务，可是这些物品终究是军品，在外包的程度上需要当政者好好拿捏。防务民营化如果缺乏配套执行方案，在政治上不免沦为政府裁员创收的工具，在人力资源管理（HRM）面，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方面，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特约撰稿员／安然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总第5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