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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 · 上 | 《凤凰周刊》独家专访

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 · 上 | 《凤凰周刊》独家专访 凤凰WEEKLY
201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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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2014年8月下旬至9月初,《凤凰周刊》记者深入南疆
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2014年8月下旬至9月初,《凤凰周刊》记者深入南疆乡镇,探访中国反恐的前沿阵地。通过对不同民族、行业、阶层人群的采访,尝试多视角还原严打专项行动下的南疆现状。全文请见2015年第4期《凤凰周刊》。
责现场处置的阿克苏新和县特巡警大队长姜兆刚,搜捕嫌犯时亲眼目睹爆炸现场尸块横飞;在莎车“7·28”暴恐事件中执行搜捕任务的特警队员卡米力,把当天配发的唯一一瓶水让给了警犬;年过六旬的疏附县乌帕尔镇老汉苏力坦,将迷路的“伊吉拉特”嫌犯引到了村警务室。还有从乌鲁木齐机关下派至喀什乡村的维吾尔族干部,以及负责排查流动人口的汉族社区工作人员。



我叫卡米力,1992年出生,维吾尔族。我2010年进的喀什特警队,是队里专门负责带警犬的。我带的犬是寻找爆炸物的搜爆防暴犬,名字叫辛巴,与《狮子王》重名,今年5岁了。它执行过一些搜爆任务,表现出色。


“7·28”莎车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喀什市,我们平时一般都在那里。到莎车的时候大概已经上午8点多了,事情基本都处理完了,我们就带着犬在警队待命。第二天开始执行任务,主要就是进行抓捕,辛巴也帮忙找到了我们负责抓捕的一些人。我们分了好几个组,我带着辛巴搜房子。如果怀疑嫌疑人藏在房子里,就先让犬进去,进去之后有情况犬就会叫,这样大家都可以提高警惕。


在进屋之前,我们会先在院子里喊话,让他们出来。我们那个小组没遇到有人拒捕,有些可能时间拖得长了一点儿,但也没有反抗。其实,我感觉他们主要是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了,跑也跑不了。


我们小组负责的是荒地镇18村、15村和12村,嫌疑人名单都是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早上出去,除了武器装备,其他就只能带一瓶水。那天天气特别热,搜到村周围的棉花地和玉米地里时,有一条犬中暑了。犬本来就怕热,这种天气我们人还好,它受不了。带的一瓶水,我自己没有喝,全都给了辛巴。


莎车人口有90多万,是一个大县。这边农村确实挺穷的,我进他们房子里时看到过,真正的家徒四壁。农村里一家大概两三个孩子,四五个的也很多。其实那些老百姓99%的人都很友好。你进到老百姓家里,人不在的话可以找邻居,哪怕不认识。邻居会说‘他不在,你是来做客的,不如先请到我的家里来坐坐’。 我从小上的是民语学校,到大学才学的汉语。2010年,从新疆财经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我报考了特警。南疆维吾尔族警察挺多,会维吾尔语是优势,这里的人听不懂汉语。现在大学生找工作挺不容易的,尤其维吾尔族,我们当特警也是要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在当老师,当警察的有四五个,还有在医院当会计的。我们特警队2010年招的这批,全部都是大学生。说实话,当时报考的时候,我就想着当公务员,进来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么不好干,天天训练真的挺累的,这个工作太苦了。


平时的生活也很枯燥,一天到晚就是训练,每天至少7个小时。一出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家里也照顾不了。收入很低,像我一个月也就3000元,很多来得比我晚的队员,一个月只有2000多元。我们宿舍三个人,一个汉族、两个维吾尔族,平时我们工作吃饭全都在一起。


在南疆做特警其实挺危险的。不过,家里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父亲。父亲以前就在莎车荒地镇工作,2014年3月自治区派了20万名干部下基层,我父亲就主动申请来莎车工作,因为他对这边情况比较了解。




我1983年出生,阿克苏新和县特巡警大队的。我们大队主要负责处置突发事件。


2014年7月24日下午6点15分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我立即带了一个战斗小组的特警队员赶到了现场。当时,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带着民兵过去了,我看到的是一个爆炸现场:房子已经着了火,屋外散落着大量的爆炸物,还有一名自爆身亡女人的尸体。屋子里很凌乱,一个小孩的摇篮也着了火。房间很小,也就几平方米。还没进到房子里,一个女的拿着爆炸物就自爆了。


等确定里面已经安全,就请技术人员清理爆炸物,然后我带着队员参加搜捕。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很多,有老百姓、民兵,还有村里的干部。南疆的农村都差不多,白杨树、乡间小路,我们也不太熟悉,追也没有方向。后来,有老百姓告诉我们,说往哪个方向跑了。


先是在玉米地里发现了5个小孩。离房子也就三四百米的距离,都是他们丢下的。他们是从后院跑的,拿着炸弹、抱着孩子,估计嫌麻烦,直接就把孩子扔了。


孩子都很小,最小的两个月,最大的两岁半。为了所谓的“信仰”,扔掉这么小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母亲?当时老百姓听到有小孩的哭声,过来一看,一大堆,就抱到自己家里面,报告说捡到了小孩。


这些都是老百姓主动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看到一群人往哪个方向跑了,然后指点我们追。搜索的区域比较大,那一片主要是棉花地、玉米地和果园,7月份庄稼正长得高,距离远的话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我们副局长带一组,我带一组。农村玉米地里没法开车,一些民兵、老百姓发现线索以后,我们就坐他们的摩托车去追。这不算什么,有一次我们还坐了驴车呢。


农村手机信号不好,电话联系不上,加上又是玉米地,确定方位特别难。这时,在距离我大概100米的地方,响起爆炸声,烟很浓,有20米高。确定了方位,我们赶到现场。现场很惨烈,地上被炸了一个大坑,还有被炸得不成样子的尸体。但我们没时间关注死人,主要看活着的人,看看他还有没有抵抗能力。


我们副局长满身是血。两名暴徒拿刀刺伤了他,胳膊上砍了三刀,腿上也砍了两刀。我们果断开枪,但那两个人还是跑了,玉米地里不好打。我们赶快转移受伤战友,然后继续搜索。那些人拿着刀,根本就不怕,直接就向你冲过来。


我最早是部队上的,后来到的特警支队。来这里5年了,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我觉得那次是比较惨烈的。很多队员回来就把衣服扔了,上面都是血。我没有,挺好的衣服,洗洗接着再穿。你看,现在我这裤子上还有血迹呢,洗不彻底。


新疆现在采取强制性措施,很多人不理解,那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不过,到现场去,如果老百姓不配合我们,肯定很难完成搜捕任务。其实当时老百姓、民兵处境也很危险,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有的是拿着铁锹、拿着棍子,也在跟着我们一块儿围捕。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如果没有老百姓的话,那场仗不会打得这么漂亮,也不会那么成功。


我现在24小时一秒都不能放松,神经高度紧张。不能听到电话响,就不停地换铃声,这样还能缓解一下。我的电话没有用坏的,都是摔坏的,晚上睡觉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失眠。队员们差不多都这样。我原来90公斤,现在只剩70公斤了。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第533期文章《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
记者
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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