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2013年5期 《凤凰周刊》 赵新宇 曾鼎
【内容摘要】三鹿事件之后，政府调控加强了奶企的垄断地位，而散户奶农和小型养殖企业承担了调控的代价。
最终，涉嫌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原料奶的奶农张玉军、高俊杰被判处死刑，包括董事长田文华在内的三鹿集团多名高管入狱。
为了恢复民众对大陆乳制品行业的信心，国务院相继发布《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乳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等政策。这些政策促使地方政府在管理乳制品行业时施行“控制散养，追求规模”。
政府激励催生规模养殖
大陆监管部门和乳制品行业均推崇美国模式：大规模牧场、机械化、一体化。
这些美式“大牧场”看上去很美：它们都拥有自己的饲草饲料用地，种植玉米、苜蓿等作物。自己制作全株玉米青贮和苜蓿青贮，基本可以保证自身的需求，部分奶牛场甚至可以外销。牛粪经过处理后也可以还田，达成生态良性循环。
包括牛舍建造、挤奶、运输、大牧场都能做到机械化处理，一个劳动力就足以照顾百余头牛。如此高效率的田园牧歌图景非常符合大陆业者对农业现代化的期望。
最早全面推行大规模牧场的内地乳企是光明乳业。2004年光明就把21个自营规模牧场和500多个合作规模牧场作为主要奶源，其“自有牧场”产奶率在业内领先。在光明乳业将其“工厂化”的牧场管理方式命名为“牧场千分”，即把牧场中的育种、环境、饲料、防疫等全方位管理标准细化为350条,合计1000分为满分,800分为及格线。
伊利2011年投资14亿元建设奶源，而它早在2009年即建设了1.5万头超大型牧场。蒙牛2007年年报显示，它已在奶源建设方面投入7亿元，未来还将继续参与建设20-30座超大型牧场。光明乳业的股东上海牛奶集团在苏北布局了一个4万头规模的海丰牧场，这是奶牛养殖业的天文数字，接近全球最大规模。
并非只有传统乳企才投入这场角逐，个体创业者邓九强2006年在马鞍山建成了内地第一个万头牧场，他创立的现代牧业公司于2010年末在香港成功上市，目前投入运营的大牧场总数已达20个。
大型奶企多以控股方式管理牧场，施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防疫”，这些牧场出产的原料奶统一销往控股企业。
伊利第七牧场拥有3130亩人工草场，平均每头奶牛占有3亩草场，相当于欧洲水准，草场中种植了加拿大苜蓿与本地紫花苜蓿、皮尖草、冰草、老鹤麦草、苏丹草等优良牧草。但实际上大兴牧场即使购买昂贵的进口奶牛和进口牧草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与美国同等水平。而超大的规模，又成倍放大了防疫成本等风险。
在很大程度上，规模养殖的“大跃进”是政府补贴的产物，办牧场不仅拿地容易，而且购买设备、奶牛都有相应的补贴，买一头进口奶牛的补贴可能超过1500元。这种政策补贴使投资者趋之若鹜，唯恐不能从这种扩张中分一杯羹，连以往不涉入产业上游的雀巢也以“响应国家号召”为由在其奶源基地黑龙江双城兴建超大型牧场。甚至外资企业新西兰恒天然集 团亦斥资数亿元，在中国建立超大型牧场。
在这场狂热游戏里，其实早已出现退出者：2011年，为回购对赌失败后的股份，飞鹤乳业以1.3亿元的低价出售了旗下两个超大型牧场。
去海外养牛
在国产奶粉和洋奶粉的竟争中，消费者用钱给出了他们的答案。2010年，中国奶粉进口总量达到了41.5万吨，较之上年增长68.7%，而当年全国奶粉的总产量也只有140.3吨。即使考虑到这一进口量不等于直接在大陆市场销售的进口奶粉量（即一部分为企业进口后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其数量和增长也还是相当惊人。以金额计算，2010年的奶粉进口较之上年增长了139.2%。
结合整个21世纪前10年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到三鹿事件对奶粉进口量的影响。2005-2008年，进口奶粉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即使与2000年比较，2008年的进口量也仅仅增长了71.2%，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6.9%，而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进口奶粉出现了十倍于以往的增长率。
2011年2月，中国乳制品协会委托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对北京、河北、天津市场上销售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进行质量调查抽检后得出结论：“大陆品牌与外国品牌（包括大陆生产与原装进口）相比，质量没有差异。”
然而，包括大陆乳制品企业也对海外生产青睐有加。先是娃哈哈集团委托荷兰皇家乳品公司专项定牌研究开发了“爱迪生奶粉”这一婴幼儿配方奶粉新品牌，宣称“每一罐爱迪生奶粉，从奶源——生产——灌装——包装全过程，全部在荷兰完成”。2010年8月，老牌乳企光明乳业则出资约3.8亿元收购了位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的Synlait
Milk公司，为其进军配方奶粉市场寻求原料供应基地和生产平台。2012年12月，大陆乳业巨头伊利也同样看上了坎特伯雷地区，他们投资11.03亿元，建立了总产能4.7万吨的奶粉厂，预计2014年投入生产。2013年1月10日，雅士利国际集团也宣布投资11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怀卡托地区建厂，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成品及半成品，预计于2014年落成。
除此之外，2012年11月，上海地产企业鹏欣集团耗资约10亿元，向新西兰政府申购16座克拉发农场，连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计划投资世界乳业巨头新西兰恒天然集团设立的专项股东基金，尽管购买该基金并不能获得投票权或者持有恒天然公司本身的股份，却为企图进军新西兰乳制品行业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曲线途径。有趣的是，当年恒天然集团是三鹿的股东之一，正是它将三聚氰胺丑闻捅到了大众面前。
乳品企业的海外投资热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追求食品安全，降低成本也是一大动机。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食品价格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牛奶是个例外，不少发达国家的乳制品价格只有中国同等产品价格的一半。Cow&Gate婴儿配方奶粉在英国每千克的单价为12.88英镑，折合人民币127元，而同等品牌婴儿配方奶粉，在中国大陆最低价格也要达到每千克220元。
荷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乳制品比英国更低，正因如此，这三个国家海外代购异常活跃。除去政策税收方面的差异，新西兰生产等量牛奶的成本比大陆便宜三分之一。同样的一吨奶粉，在新西兰生产，比在大陆生产节省8000元，对于那些生产量数万吨的大企业而言，转移生产地的一次性投资带来的长期成本缩减极其可观。
养殖小区——企业控制上游的努力
除了兴建大牧场和海外投资，中国奶企针对散户奶农建立了新的收购方式：建立养殖小区。奶农可以把奶牛寄养在养殖小区，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挤奶，统一售奶、统一服务，提升了奶源质量和监管效率。
最早的养殖小区是由企业投资建设的，这一方式也被一些奶牛养殖村学习，养殖村集体投资建设养殖小区，由村干部管理，通过收取服务费用维持小区的正常运转。此外，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内部协调，会员共同按比例出资办起来的养殖小区，建成后，合作社农户将奶牛牵至养殖小区内集中喂养、挤奶，并以合作社整体与乳品企业签订牛奶收购合同，共同定价，统产统销。
一些本地养殖大户也参与到这一模式中，他们将部分牛舍给周边村落的奶农使用，并收取一定的租金。
一些地方政府鼓励奶农自行建设养殖小区，甚至提供建设资金和场地，农民自行建设的养殖小区。但申请这样的养殖小区审批流程漫长，并需要事先购置设备，其中存在的资金风险使很多奶农望而却步。
被抛弃的散户
即使是在大规模养殖备受提振的2010年，20头以下的养殖场（户）仍然占了全国奶牛存栏比重的53.5%，而1-4头者就占了26.4%。
以河北省为例，三鹿事件之后，政府对奶牛养殖和奶站进行整治。散户奶农只能把奶牛牵往奶农合作社统一挤奶。很多奶农由于路途遥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合作社交奶。一家叫石庄户村的奶牛养殖村最大规模曾达到80多头奶牛，村民向当地政府申请在村里设立一个养殖小区，奶农做了一些前期投资，结果在严厉整顿时期，这一申请被无限期搁置，设备补贴也无法悉数到位，连前期投资都没希望收回。最后，奶农们被迫选择了卖牛止损。
2009年底，河北省宣布取消散户奶农。绝大多数奶农们并未将奶牛送进合作社，而是干脆放弃了奶牛养殖。运气好的将奶牛低价卖给养殖大户；运气差的则因为找不到下家，索性把奶牛作肉牛卖掉。
2008年以后将奶牛送进奶农合作社的奶农也境况不佳，这部分奶农的原养殖规模一般在10-20头。奶牛进入合作社后必须服从合作社的统一管理，吃统一的饲料，然而一年下来，奶农发现奶牛产奶所得收入扣除饲养费用后所剩无几，有的还倒欠合作社几百块。最终，这些奶农还是只能把牛牵回去卖掉。
唯一能让这些散户生存的，仍然是在家散养奶牛，手工挤奶，然后每日骑着三轮车去邻省奶站交奶，因为邻省政策比较宽松，可能会接收奶农送来的散奶。除此以外，散养的奶牛只能用来喂养牛犊。
养殖企业的短暂春天
跟破产退出的散户看法截然相反，2008年开始整顿后到2009年上半年，是一段令很多养殖企业主怀念的好时光。因为每个养殖小区都和乳企签订了合同，乳企检测牛奶后计算出价格付给养殖场。
这一定价法一开始的确有利于养殖企业主，因为他们对质量管控比一般养殖户严格，所喂饲料也基本按照标准来。在当时，这些企业主交完牛奶后就可以看到打出的报告单上标有价格细目，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感觉至少很公平。但2009年下半年的某天，打出来的单子上突然就缺少了价格一栏，要等到每月一结奶款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收购价到底是多少。乳企给出的理由是需要保护公司商业机密，此时奶农们才瞬间感到自己沦为了弱势。
更让这些养殖企业主感到无力的是，2011年4月初落幕的乳业整顿和乳制品企业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乳业整顿和乳制品企业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结果显示，全国1031家乳制品企业和145家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中只有643家企业通过了生产许可重新审核，其中包括婴幼儿配方乳粉114家企业；107家企业停产整改，426家企业未通过审核，通过率不到55％。此次重新审核生产许可证的标准与资本能力息息相关，像三聚氰胺检测设备添置、检测人员投入这类项目对过关的企业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乳业大省黑龙江省原有138家乳企，在审核后有63家企业将退出乳业市场。而内蒙古原有乳企157家，也只有61家企业通过审核。山东则是有一半的企业被淘汰。而在河北，这个数字更不乐观，21家在电子溯源系统上不合格的乳企便直接遭到了取缔。一些地方小企业，如河北高阳县世纪乳业有限公司，在三聚氰胺事件里并未发生事故，却最终被事件后的乳业整顿消灭。
经营规模较大的养殖企业主们并不太给这些小乳企送奶，但他们的存在能对大乳企形成制约，使得养殖方有价可讨。“这一来就全由他们两家大企业说了算了，一家怎么说，另一家不会对着干的。”“我们就算联合起来罢送，可最后不还是得送给他们吗？哪怕他们一时让步，之后也会夺回去的。”谈到取缔小企业，养殖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政府这种做法的不满和不理解。
养殖企业主们与企业达成合同，与相关证件备案的强行规定也不无关系，鲜奶收购许可证、运输证都要跟企业签了合同才能取得。而没有证件，在现在是没法卖奶的。
由于谈判中处于弱势，合同的条款没有为作为乙方的养殖场留下多少余地，甲方乳企有时把结款时间拖到了交奶后50天后，乙方也只能接受。
渐渐地，养殖企业主便开始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出现了数十万元的亏损，他们中不少人把回本和脱手的机会寄托在政府征地拆迁上，自然，这种期盼很可能没有结果。
一些养殖场主希望在2013年能成立一个价格委员会，以及第三方的检测机构。他们在奶农合作社、养殖场的基础上成立奶联社，团结起来与奶企谈判，以提高讨价还价的地位。据称在陕西、天津等地有奶牛养殖者运用这种模式，取得不错的效果。
图：2009年5月，安徽省六安市郊，散户奶农将奶企拒绝收购的新鲜原料奶倾倒一空。
这样的场景，在2008年9月尤为普遍。在《新闻联播》披露蒙牛、伊利、光明等多
个品牌液态奶含有三聚氰胺后，各地散户奶农的原料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拒收。
整顿带来了什么
2010年后，根据对北方乳业大省一些奶站的每月定时监测数据，确实发现不管是营养指标还是卫生指标，现在的牛奶质量都要比过去好。下降到2.8%的牛奶蛋白质新国标也起到了一定良性作用。这是一个比老国标2.95%更切合实际的值，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都可以比较严格地遵守，也抑制了过去为了凑这个指标而人为的掺假造假。
牛奶行业对细菌数指标的升高普遍持反对态度。原因很简单，整顿后剩下的经营者大多能够达到50万/毫升的老国标，相比放宽，收紧倒反而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不过普通消费者对中国牛奶的顾虑并未出现明显减少。连行业集中度在三鹿事件过去两年后再度上升，也有不少“功劳”应归于整顿运动关停大量小乳企，而不是因为国产大品牌的口碑再度回升。相反，从2011年黄曲霉素事件和2012年蒙牛的公关行动看，乳品企业宣传自己形象的能力反而比三鹿事件之前要减退了，以至于在大众舆论面前往往显得呆板和弄巧成拙。
一个副作用也在近期浮出水面：2012年12月18日，光明乳业宣布产品涨价5%；接下来是蒙牛、伊利在2012年年底宣布涨价5%；三元也在2013年1月6日跟进，涨价幅度同样为5%。无论把这看作行业成本上升的一个正常结果，还是认为乳企零售形成了价格联盟，整顿行动都不能说与之没有关系。
的确，想要提高食品指标需要付出更高代价，但许多消费者显然还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