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最复杂最棘手的民族矛盾遗产。为解决分离主义，20年来，俄罗斯穷尽各种政治手段，终于战胜了苏联解体后的分裂余震，但民族仇恨之火却如地下的岩浆，在俄罗斯大地下涌动。
作者：周宇
2011年12月3日，4名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中亚人在莫斯科被逮捕，俄罗斯情报总局局长亚历山大·什利亚赫图罗夫上校称：“恐怖分子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恐怖活动的根源，来自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这二者，是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最烫手遗产。
苏维埃的烫手遗产
俄罗斯有130多个民族。这些民族被“统一”进沙俄时，反抗和压迫从来不断，沙俄因此被形容为“各民族的牢笼”。沙俄解体，这些民族大部分独立出去。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苏俄政权，又把这些民族拉进了无产阶级大家庭。
为便于更多共和国“自愿加入”苏联，苏联宪法预留了一个危险窗口：各共和国可以自愿加入，也可自愿退出，这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苏联时代曾为民族的平等自普京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谋求地方独立的公开政治活动已基本消失，但诉诸恐怖活动的民族问题却远未解决。2011年1月24日，恐怖分子在多莫杰多沃机场炸死37人，伤100余人。2010年3月29日，更是直接在前KGB总部、现俄安全机关大楼附近制造大规模爆炸。、繁荣做过大量努力。甚至让不少俄罗斯人看来，苏联长期牺牲了主体民族的利益。但集体化和随后的大饥荒，让一些受害极深的民族产生强烈离心力。譬如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均因此损失人口达三分之一。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许多人站到德国一边。而波罗的海三国，一直都有反苏游击队，甚至到了1960年代才被完全消灭。
二战前，为防止一些民族通敌，斯大林就把一些小民族迁到中亚腹地，或迁到西伯利亚，纳粹入侵时，斯大林干脆把能搬迁的“嫌疑”民族统统迁到几千公里外。后来独立倾向最严重的车臣人，是大迁移中命运最悲惨的民族，损失了40%的人口。杜达耶夫等一代叛军首领，全都是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诞生的。
斯大林动辄把各民族搬来搬去的习惯，不仅让一些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有强烈仇恨，也让各少数民族之间旧怨未解又添新仇。几乎每一个多民族聚集区都成了火药桶。苏联解体前，就已发生多次大规模的族际冲突仇杀。1990年，全苏各民族之间有边界矛盾冲突的地区就有90多个。
深厚的民族矛盾，导致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大都碰上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分离主义，甚至燃起战火。最严重的，自然是俄罗斯。1990年代，在俄罗斯境内“争取民主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就有150多个。
自治导致的解体惯性
苏联的直接垮台，部分得自地方领导人集体与中央争权。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争权时有句名言：“（地方）能（从苏联）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
但叶利钦通过要来的权力得到了俄罗斯以后，面临一个尴尬：既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内的各个地方不可以独立？叶利钦并不想让俄罗斯步苏联解体的后尘，但情势由不得他。独立后的俄罗斯联邦内部，地方纷纷仿效当初的叶利钦，向中央要权，解体余震即将爆发：
鞑靼、卡累利阿、布里亚特、雅库特、达吉斯坦、阿布哈兹、纳希切万等自治共和国都通过了各自的《国家主权宣言》。它们要求与俄联邦签订国家间条约，用松散得多的“邦联”代替“联邦”。它们一方面要求经济独立，拒绝向中央纳税，另一方面制定与联邦宪法冲突的法律。
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区也不落人后，纷纷通过民族自治实体的《主权宣言》，或自行宣布升格为自治共和国。在北高加索地区不足1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很短时间内竟然冒出了5个主权共和国。
鞑靼人和车臣人干脆直接谋求独立。1991年3月21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就其“国家地位”问题全民公决。1992年11月6日鞑靼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宪法，宣布其为主权国家。
苏联留下的那套联邦制，其潜在漏洞和危害，在俄罗斯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
制度构架上，俄罗斯不但完全是一个苏联的缩小版，甚至在构架上比苏联还复杂。经精简，俄罗斯今天仍有83个联邦主体，包括21个共和国、9个边疆区、46个州、2个联邦直辖市、1个自治州、4个民族自治区。在俄罗斯，除了俄联邦总统，还同时存在21个共和国总统。
联邦主体不同，自治权限不同。“共和国”不仅在法律地位和制定宪法问题上与其他联邦主体不同，它还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其公民除使用俄罗斯联邦国籍外还兼有共和国国籍。
令其他联邦主体不满的是，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各民族共和国对整个联邦国库收入贡献很小，但得到的援助和经济优惠较多；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州和边疆区对联邦的贡献较大，但却没有共和国所享受的权利和优惠。
为制衡地方分裂势力，安抚地方精英，叶利钦采取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签订条约的方式化解矛盾。
1992年3月1日，俄联邦政府和各地区签署《联邦条约》，规定了地方的行政自主权以及地方对联邦法律规定的参与。除鞑靼斯坦和车臣，所有联邦主体都签署了条约。
条约规定，各共和国拥有辖区全部国家权力（由联邦中央管辖的问题除外）；各共和国是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系以及同俄联邦其他共和国等主体签订条约的独立参加者。条约还赋予共和国外贸权、地区开采权等其他特殊权利。
中央的让权，无疑刺激了地方与中央继续争权。制宪会议上，联邦各共和国力主将《联邦条约》列入宪法文本，保留它们作为“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而其他联邦主体则要求与共和国平等的权利。
每一次中央与地方的单独妥协都会导致其他地区的攀比仿效，最终，俄罗斯联邦由一个立宪联邦演化为“宪法—条约”式联邦。到1998年，中央与地方签订的42个分权协议中，绝大多数都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存在冲突。
行政体系运行上，联邦中央与地方面临着同样的混乱窘境：在联邦中央，地方行政长官能进入联邦委员会担当议员，对中央政策施加影响；在地方，地方行政长官对联邦官员享有投票权，诱使联邦官员为地方而非联邦利益服务。
不但非俄罗斯族的联邦主体失控，连俄罗斯人掌权的地方主体也开始谋求“独立自主”。因为民族自治实体权限越来越大，俄罗斯人觉得吃了亏，甚至有人主张干脆建立一个俄罗斯人的民族共和国，然后再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和国平等加入俄罗斯联邦。
为谋求最大限度摆脱中央控制，甚至不同地区的自发地组成了跨地区的联合会。一度出现了西伯利亚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等设想。
普京的决断：从联邦制回到单一制
俄罗斯的四分五裂，迫使普京上任后将整合国家作为重要目标。其手段就是用一系列非常规手段限制地方权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改造联邦制。
第一个手段，就是在众多联邦主体之上，又叠床架屋地增设一个大联邦区，用以削弱联邦主体的自主权。
2000年5月，普京两次发布总统令，将俄罗斯分为中部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等7大联邦区，由7位总统全权代表形成驻地方的“钦差大臣”。他们与总统办公厅一道，掌握了向总统提名全国地方主要官员名单的权力。
普京的另一手段，是改革联邦委员会，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最高领导人不再担任联邦委员会议员。他们影响联邦决策以及联合对抗总统的能力，被大幅削弱。而剥夺他们的刑事豁免权，则可让普京控制的司法系统变成强大威慑。
行政手段之外，是财政手段。普京重设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重新分权，加大联邦财政的份额。财权上收意味着中央话事权的大幅提升。
打通了行政和财政上中央与地方的一体化通道之后，接下来是法制通道和强力部门的一体化。叶利钦时期地方立法失控，地方立法与联邦宪法和法律冲突巨大。普京通过废除一系列地方法律法规，改变了这一格局。
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给了普京进一步整肃地方的借口。从2005年起，俄罗斯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由直接选举改为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不再对地方选民负责，而是对联邦总统直接负责。
自此，普京对地方拥有了绝对支配权。俄罗斯的联邦制开始重新向“非联邦化”的单一制发展。从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到联邦制，再回到单一制，十多年间完成了一个轮回。
2004年，俄罗斯启动了合并联邦主体的进程。俄罗斯除了联邦主体多，还极度不均衡。各主体之间面积差别最大388倍，人口数量差别最大443倍。经整合，联邦主体数量从89个降到83个。
普京联邦改革不可避免带来系列副产品：国家官僚阶层的膨胀和腐败，总统任命制导致地方的民主倒退，中央集权导致地方丧失活力和责任感，一旦有问题则诿过中央。
地方的最大指控是：普京的改革违反了俄罗斯宪法中“俄罗斯各主体独立确定地方权力体系”的基本原则。2005年，俄罗斯右翼政党代表和部分地方选民就此向宪法法院提出合宪性审查。但宪法法院坚定地站在总统一边。
甚至俄罗斯是否依然能被称为是联邦制国家，都是个问题。普京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成员彼得博士告诉《凤凰周刊》，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已不能被称为是联邦制。
地下涌动的岩浆
普京成功地用事实上的单一制制止了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俄罗斯大地的地震被制止了，但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却如地下涌动的岩浆，甚至较以往更为严重。
让普京第一次拥有强人形象的，是普京借口莫斯科爆炸案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虽然车臣战争终以俄军胜利告终，但此后出现了黑寡妇系列袭击案和别斯兰惨案。俄罗斯社会逐渐认为，普京撕毁和平协议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是对民族仇恨的火上浇油。
普京在武力平息车臣叛乱后，被迫采取叶利钦的方式，给予车臣地方以特权：车臣总统始终由车臣人担任。政府、议会、内务部等也尽可能由当地各民族担任，就连车臣优质石油资源，也同意由车臣政府自行掌握。当年车臣分裂派通过武力追求的目标，其实多已实现。
普京的本土化政策也遭到俄罗斯社会的质疑：普京扶持的小卡德罗夫的私人武装已超过8000人。小卡德罗夫被指责私设监狱、酷刑、从事绑架、谋杀、大搞个人崇拜等。而小卡德罗夫是否忠于俄联邦都是问题。
本土化和民族特殊优待的另一后果是，对俄罗斯族人形成逆向民族歧视。俄罗斯族官员在车臣难以立足。联邦政府任命的几位俄罗斯族车臣总理，都很快被排挤出车臣。
另一棘手问题是车臣的不稳定向周围的达吉斯坦、印古什等地区蔓延。别斯兰事件之后，负责调查事件的委员会就曾提出，应将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等共和国都纳入反恐行动区。仅以达吉斯坦为例，此间非法武装人员多达2500人左右，已超过车臣。近年来，制造恐怖袭击的犯罪组织，已逐渐多元化。
普京上台后，持续鼓动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增强国民凝聚力，但也无可避免地强化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在俄境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仇恨日渐加剧。遍布俄罗斯各地的光头党，数量多达几万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中亚人、东亚人和黑人，而警方通常对他们不闻不问或从轻发落。甚至在2006年的八国峰会期间，也连续制造多起残杀外国人事件。
在南俄地区兴起的各类哥萨克组织，不但积极热情地把年轻人送往高加索前线，还在宣传中将自己定位为军国主义的先锋战士。这股带有浓厚古典沙文主义的思潮，得到俄军方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和配合。
虽然普京用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遏制了俄境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摆脱控制甚至谋求独立的倾向。但民意调查表明，不少自治实体的少数民族民族独立意识却在上升，谋求真正的自治是普遍意愿。
俄罗斯面临的独特民族问题，被学界和政界普遍反思认为是苏联制度的沉重遗产：以民族特征划分和组建自治实体，是由苏联到俄罗斯民族矛盾和祸患不断的根源。无论是根据欧洲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现实的解决之道，方向只有一个：一方面逐渐取消各种民族自治实体，使各实体之间拥有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
然而，上述主张与普京推行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普京解决苏联烫手遗产的方式，用的是重新苏联化。苏联解体20年来，俄罗斯人为学习自治付出了战乱的代价，这条路只走了一半，又回到了从前。
隐患犹在，无人知道未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第36期 原文标题：分离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