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通”詹姆斯·霍尔姆斯眼中的解放军海军:“美国不允许中国独占亚洲海域”
詹姆斯·霍尔姆斯 (James R. Holmes)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系副教授,过去六年里出版了多部以解放军海军战略和亚洲海事安全为主题的著作,在美国学界引起广泛反响。霍尔姆斯同时为“外交家”网站、詹姆斯敦基金会、诸多大众媒体和智库撰写评论文章及报告,公开发表的以海军战略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也超过了100篇。在中美两国的门户媒体和网络上,他的观点被频繁引用,俨然成为“中国通”的代表。
这位“中国通”因此欣然同意接受《凤凰周刊》访谈,表达他对中国海军及海上战略问题的看法。他笑言:“个人身份是个好处:我的一切言论只代表我本人,不受外部环境的限制;美国政府以及海军并不总是欢迎这类观点,但他们毕竟无法干涉一位学者的个人思考。”
“中美21世纪海上力量”是最热话题
我所在的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系在2010年组建了一个独立机构——以彼得·达顿教授(Peter A. Dutton)为主任的中国海事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务是政策分析,成员不承担学院的日常教学任务。它的几位主要研究员,比如安德鲁·埃里克森副教授(Andrew Erickson),既有学术背景,又有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关任职的经历,这意味着中国海事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很少是理论化的纸上谈兵,而是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导和趋势判断性质。如2008年《中国能源战略》和2010年《中国、美国与21世纪海上力量》,都是最“热”的话题。
此外,我们系内部还存在着像我和吉原恒淑教授(Toshi Yoshihara)这样的“副职”中国海军研究者。我们本身是学院的任课教师,主务是向进修的现役海军军官和参谋人员讲授战略学及政策分析课,但我们会利用工作之便和自己的专业知识继续研究各种层次的海军问题。姑且说我们的研究只是一项“副业”吧,虽然有点粗暴。中国海军事务并不是我们这些“副职”研究人员关心的唯一话题,一切有可能引发专业兴趣的新现象、新问题,我们都会进行探究或撰写文章。以我本人为例,我经常就新型海军舰艇发表评论,比如濒海战斗舰和DDG-1000项目;也会就北极战略、欧洲海上力量、美国海军史等形形色色的主题发言。解放军海军事务只是其中一部分,虽然是相当关键的一部分。
一般而言,副职研究人员对中国海军问题的讨论没有上级单位在指导,内容也不局限于特定主题,完全由个人喜好和积累决定。我们本身也是本中心的列席成员,但不参与它的日常研究项目,只有一些必要的交流和互动。就像本系的印度洋、北极以及其他地区安全研究团队也会和我们互通有无一样。
小心筛选来自中国的信息
我和吉原教授合著的《太平洋上的红星:中国崛起与美国海洋安全的挑战》一书大量引用了中国媒体关于解放军的公开报道和分析。中文消息源的可靠程度不一和分层不明,使我们备受困扰,我们逐步总结出了五条标准,用它们来筛选信息。
首先,我们会对消息来源、尤其是评论和分析类文章作者的专业水准进行调查,对刊发这些文章的期刊的可靠性也会排出一个优先度。比如,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刊物以及各大学学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会被优先引用,它们的可信度和严谨程度通常较高。
第二,如果一篇文章未经严格论证就抛出一项结论,或者它的分析大而无当,那么我们就不引用它们。如果文章内包含和技术分析相关的内容,且我们本身无法判断其准确性,我们会向退役和现役海军军官求助,请他们基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文章内容的可靠性做出判断。这样的顾问在海军战院里有很多。
第三,我们更倾向于引用采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理论和分析工具的文章,因为今天研究海军战略的整个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当一位中国研究者运用他所习得的西方学说时,我们比较容易判断出他的理解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他想表达的确切主张又是什么。可惜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著作、哪怕是其汉译版读得也很粗率,他们只对特定的话题表现出兴趣。
第四,如果在某一问题上爆发了关注度极高、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术/大众讨论和激辩,我们会倾向于引述和分析这些观点。因为类似的论争极有可能在政府内部发生,或者可能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进而影响长期决策。
最后,我们高度关注中国研究者的明显思路分歧,以及政府在某一领域的决定性表态或总结。分歧大到了什么地步,政府又在哪一个节点上做出了最终裁断,这些对长期趋势的预测和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脉络。
中国可以赋予“要塞舰队”新生命
中国、德国和苏联三个海陆复合型国家的大海军建设历史经常会被研究者拿来做比较,它们在传统上被视为陆权大国,但也希望借助后发优势缔造一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海军。三年前我在《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的要塞舰队”。“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这个术语是马汉在日俄战争之后提出来的,它的本意是批评俄国人对舰队的作用认识不清,把它们分散配置在要塞周边,用射程有限的要塞炮去保护军舰,最后被日本海军各个击破。
但在21世纪初新的技术环境下,中国完全可能赋予“要塞舰队”以新生命,因为岸基武器的射程有了惊人的提升。例如,中国正在部署的反舰弹道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整个第二岛链;在第一岛链内,它们会对美国航母特混舰队构成严重威胁。如果美国人在冲突爆发前的评估中断定介入中国周边海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那么白宫就有可能袖手旁观,中国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得在亚洲海域的充分行动自由。
不仅如此,“要塞舰队”还是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战略。有了远程岸基武器做保护伞,解放军海军就不必急着马上把全部能力提升到和美国相当的水平。他们可以更从容地改善自己的技术水平,在广泛的研究和测试后再决定将一型舰艇投入量产。他们会继续研发航母,但吨位和战斗力不必向美国的“尼米兹”级看齐,可以是小一点的中型航母,这类航母将在岸基武器的覆盖范围内执行任务。
然而,“要塞舰队”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战略。一旦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海军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它们同样可以建设一种不对称的制衡能力。越南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一批“基洛”级柴电潜艇,其他亚洲国家也在强化它们的水下部队和巡航导弹,这些都有可能构成范围较小的“要塞舰队”。
另外,“要塞舰队”即使是在现阶段也不能说完全契合了中国海军高层对其任务目标的规划。“要塞舰队”很难在遥远的战区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建立了某种存在,那么他们将不得不脱离反舰弹道导弹、柴电潜艇和导弹快艇的保护,到印度的“主场”去冒险——这还没有考虑美国的因素。
恕我直言,解放军海军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克制周边国家的海上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水平,它的反潜能力依然薄弱,训练水平和人员素质也需要做进一步考察。
美国不允许中国独占亚洲海域
美国从不反对中国根据其国家利益和需要开启海军现代化进程,但美国绝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取消海上航行自由,把某个海域变成一国的禁脔。站在美国的角度,海洋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各国在既定的领海范围内拥有绝对主权,但这种主权不应适用于更大的范围。不仅如此,自由航行原则实际上是和贸易自由、资本流通自由以及开放市场等海洋经济的基本要素直接相关的,而海洋经济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及其实现方式的基础。
中国在亚洲海域建立起局部的绝对控制权,把美国海军在地区的介入能力排斥出去,对中国也许仅仅是个军事问题。但在美国看来,军事手段势必伴随着区域市场的封闭和政治上控制范围的扩张,这将导致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出现一个巨大缺口,甚至从根本上颠覆这种秩序。美国对中国提升海洋能力、包括分担全球海上利益持积极态度,但美国永远无法容忍一个独占性的中国海洋控制圈的出现。
美国在它提出“门罗主义”口号的阶段并不具有实际控制美洲海域的能力,相反,它容忍了英国皇家海军在西半球的存在,利用这个机遇期来发展国力。到了19世纪末,当英国因为其战略重心的变化、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欧洲时,美国和伦敦达成了一种过渡性框架,以继续保障英国在美洲的利益为条件,换取英国海军的撤离。我知道中国政府历来否认自己会推行“亚洲门罗主义”,这是很明智的,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刘怡
记者/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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