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 14年4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裕元鞋业数千工人维权堵路。
导读：珠三角外资制造企业最近频发劳资纠纷，据知情人透露，减薪裁员、收缩生产规模，往往是外企为撤资所做的前期准备。这些劳资纠纷预示着2012年制造企业大规模撤出之后，珠三角或将迎来新一轮撤离潮。
4月5日，广东东莞台资企业裕元鞋厂数千员工进行集会，抗议资方以临时工标准购买员工社保，并与员工签订无效劳动合同等欺瞒行为。
裕元工人的集会抗议并非个案。记者近日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发现，当地外资制造企业劳资纠纷频发，据知情人透露，减薪裁员、收缩生产规模，往往是外企为撤资所做的前期准备。这些劳资纠纷预示着2012年制造企业大规模撤出之后，珠三角或将迎来新一轮撤离潮。
劳资纠纷频发
2013年6月初，中山市坦洲镇一家日资企业因为生产订单被资方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很多中层管理人员被降薪降职，引发一起大规模劳资纠纷事件。事后，在该企业担任车间主任的王龙清与17名同事，因卷入纠纷被资方解除劳动合同。
据王龙清透露，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资方就陆续把部分机器卖掉，把大量生产订单转移到越南、泰国等地的分厂，该厂员工从2700多人减少到600多人。很多与企业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中层管理不同意降薪降职被强行解雇，他们联名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诉。
中山市劳动人事仲裁院经过调查核实，发现企业资方因为转移生产订单而进行经济性裁员，本来无可厚非，但所采用的裁员手续、适用的法条依据不准确，引发员工强烈抗议。该院裁决支持员工方的双倍赔偿金的要求，但企业资方不服从这个裁定，向法院起诉。
在中山外资制造企业中，此类进入劳动仲裁程序的劳资纠纷案件，2013年以来数量明显上升。与此相对应，当地外资制造企业陆续撤离,数量持续减少。公开资料显示，中山台资企业最高峰时有1300多家，现在只有1000多家；一部分制衣、制鞋类的劳动密集型港资企业迁往东南亚；还有不少日资企业要提前解散，准备撤出中国大陆。
外资企业要撤出中国并不容易。他们首先得向有关部门报送提前解散申请书，获得批准之后，要在清算期内缴清海关、税务等相关部门的各项税费，偿清企业债务。这当中，补偿企业员工是外企经营者最为头疼的事。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些已经陷入困境的外资企业不敢向政府递交提前解散申请，很大原因是担心相关经济补偿的谈判引发劳资纠纷，员工集会闹事；而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减少以及就业、维稳等方面的考虑，也不支持外资企业撤离。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商对记者坦言，目前外资制造业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把撤离时对员工的经济补偿金降到最低点。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如果劳动者月工资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则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
“外企普通员工工资一般都比民企员工高，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多数超过地区平均工资三倍，如果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外资企业要撤离，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将是一笔不菲的数字。所以，许多外资企业在打算撤离之际，先不断收缩规模，大规模减员，为将来撤离做准备。”
用工成本高企
引发这一波外资制造业撤离暗潮的主要因素，是内地人力成本的持续上涨，超出了企业正常经营的承受范围。
今年２月至３月初，渣打银行对珠三角375家制造业企业的工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制造业企业工资增幅达到9.2％，高于去年的8.4％。记者在调查中也听到不少外资企业高层感叹：大陆投资环境今非昔比，人工成本和税费负担持续上涨，再加上政府环保执法越来越严格，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
或许是考虑到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当地外资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一再推迟。每年3-4月，是外资企业内部工会组织与资方举行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的时候，今年却悄无声息。记者向多家外资企业工会组织追踪了解进展，得到的回答是——政府迄今还没有出台最新的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工会没有政策依据，无法开展工资协商谈判。
4月3日，日资企业中山富拉司特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先生告诉记者，深圳市从今年2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1600元上调到1808元，他立即组织员工收集相关工资政策、当地物价水平以及员工生活成本等方面的资料，为原定4月初举行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做准备。但是没有想到，除了深圳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广东省政府迄今没有相关政策出台，致使企业劳资双方没法举行工资谈判，仍在观望等待中。
继2013年内地27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后，今年又有深圳、北京、上海等7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北京和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的是“净收入”，即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不包括其个人应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等，也不包括伙食补贴、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及加班工资。珠三角地区地方政府还加强了对企业实施社保的监管，促使其为雇佣的农民工缴纳社保。
中山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杨凯山向记者坦言，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实在不适合增加工资，很多企业无法承受人工成本无止境地大幅上涨，希望政府今年暂时不要上调最低工资，也不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
去年5月1日，中山最低工资标准从1100元提升至1310元，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上涨；今年全国又开始新一轮工资上调，许多企业被迫收缩规模或考虑外迁。台资企业合一（中山）电子元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连助对记者说：“我从2012年开始亏损，幸好有些房地产物业可以出租，否则早就关门停业了。”
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严重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台企金三角成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施育舒原指望今年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能给企业减轻一些经营压力，可至今贬值幅度太小，远远低于企业人工成本的上涨幅度，使企业出口压力倍增。
4月10日，大陆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进出口总值5.9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3.7%。其中，出口下降6.1%，进口下降1.2%。显然，在欧美经济总体回暖、全球贸易增长有所好转的形势下，中国出口竞争力正在失去原有优势。
有台商直言，近几年由大陆政府主导的强迫涨薪，不是建立在生产力提高和拉动内需基础上的，将加剧工资泡沫的产生，不仅不能拉平高房价、缓解通胀压力，反而会推动物价上涨，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被迫倒闭或转移，最终导致大陆制造业空心化。
外撤内迁，左右为难
记者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发现，目前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到东南亚国家开设分厂的外资制造企业相当多，特别是那些面向全球市场的台资、港资和日资制造业，不断将生产订单转移过去。
“卡西欧中山工厂最多时员工达到6000多人，现在只剩3000多人。”卡西欧电子科技（中山）有限公司总务部长习海峰告诉记者，2013年9月以来，他们的生产订单一直在下降，原因是总部基于政治因素，把生产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分厂。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许多日资企业，包括卡西欧在内，还有佳能、三井化学、富拉司特等知名企业，都在东南亚开设分厂。
渣打银行针对珠三角制造业的调查报告也显示，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力，13%的受访企业计划撤离中国，考虑将企业迁往柬埔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另有28%的受访企业考虑将企业迁往广西、四川、湖南等内陆地区。
从记者掌握的情况看，目前中山已经有多家台资、港资的服装厂、鞋厂迁到广西博白、广西桂平等劳动力较为充足的内地开设分厂，而机械电子类的外资企业则选择湖北等地开设分厂，在当地生产半成品之后拉回来，组装成品再出口。
“这都是权宜之计，内地的工资水平也在快速上升，两三年内就会接近东部地区现有水平。”吴连助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凡是纯粹做海外市场且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大陆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转往中西部地区也是徒劳，只有迁到东南亚，才能获得人工成本优势。”
2012年初，吴连助在湖北黄石附近投资成立一家机械厂，至今效益并不好。他现在有些后悔，因为当地人工成本在2013年初开始从2000元起跳，目前与中山的用工成本相差不大，而当地的政务环境远逊珠三角地区，原材料和产品的往来运输也给他增加了不少成本。
不过，从经营大环境来看，外资制造企业即使撤出大陆，外迁代价也非常高昂，除劳动力成本的考量以外，还涉及基础设施、离供货商和客户的距离以及是否容易获得高技能工人等多项要素。台企中山正亚电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万居最近频频考察柬埔寨、缅甸等国，仍不能下定转移的决心，原因是担心这些国家的劳资风险和政局动荡；台企中山全立发机械有限公司也想迁往东南亚，但总经理蔡尚志发现在那里找不到产业配套，迟迟无法搬迁。
与大陆相比，虽然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本相对低廉，但是缺少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完善的产业配套，加上语言、宗教及生活习惯也有障碍。所以，不少外资企业要真正撤离大陆仍有困难。
但在这些外企经营者眼里，大陆的投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中山日本商工会会长吉村文雄认为，与东南亚诸国相比，就投资和经营环境而论，“以前百分之百是中国好，但现在不是了。”
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日资企业即开始考虑采取措施撤离中国。中山日本商工会在2009-2010年间，就曾邀请日方独资的加施德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专业人员到中山，为日企高管们讲授如何应对在中国投资的各种风险。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除了经营方面的成本压力，还有政治因素的叠加，”他说，日本企业最怕中国员工停工集会，进行各种抗议活动，而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家，在这方面都明显优于中国。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作者：黄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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