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座自恋之城，它的怀旧意识在中国的城市中首屈一指；上海又是一座趋新之城，它在国际化的潮流中不断重新设定自我的全球坐标。
上海，在最初的接触里，会因为其繁华豪奢的样貌而给外来者一种惊异甚至压迫感，但日久生情之后，这座城市便显得无限地温婉和细腻起来，她在城市的每一个纹理深处潜伏着文化与人情的气味，这气味特别容易让过客滋生怀念，让居者神清气宁。世人常说，上海没什么可看的，似乎这是一座纸上的空幻之城，除了新天地、外滩、东方明珠、上博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和空间，这座城市貌似显得特别空洞乏味。但其实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觉，这座城市的微妙之处，恰恰在日常街巷里弄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它有着一种将凡俗的生活孕育成传奇的魔力，怪不得被称为魔都。
二水分流的上海文化传统
就当前上海的文化地图而言，我们可以从蛛丝马迹中寻觅到其与晚清民国甚至共和国时期的上海历史某种隐秘的勾连。毫无疑问，在民国，鲁迅是上海左翼文化的象征性人物，这种波西米亚的反叛性文化，吸纳了欧洲、日本等异域的叛逆传统，又在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空间里，想象底层与大众的苦难，从而盘吸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主义激情。虹口区多伦路一带成为这段左翼知识人历史的见证。当时《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主要就是左翼知识人的“想象的共同体”。从空间而言，这种左翼文化的象征性空间就是颇具上海建筑特色的石库门里的亭子间。亭子间成了左翼或者说革命文化的隐喻，所集聚的左翼作家通过翻译、写作、办刊、开书店、左联等各种形式来挑战当时的主流叙事。而今天的上海也存在着一个相当活跃的左翼群体（被称之为新左派），他们同样“关心底层”，讨论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也是一群彼此拥抱相互取暖的知识人，与民国时期的左翼一样重视理论和新知识。唯一区别可能就在于，今天的“新左派”已经从“在野”的反抗体制的社会存在，转变成象牙塔式的学院体制内的教授群体，娴熟地建构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论述社群，以紧跟西方学院左翼话语的方式反西方，而对于体制问题或尖锐的社会议题，却保持着机智的缄默。
以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等象征着上海文化传统里更为温和多元的一个脉络，究其实质更具有自由、开放、前沿、包容的底色。作为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一度是全民精神生活的来源，而《现代》与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完美对接，以去政治的方式来夯实人性的根基和滋养现代美学的趣味，更是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珍异果；《观察》作为抗战后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刊物，始终坚持在日益党派化和两极化的政治氛围中严守中道、批判的立场，充分地印证了民国上海的报刊出版业绝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花边文学，更有不绝如缕的启蒙传统和独立精神。当今上海文化界以王安忆、陈子善、孙甘露、金宇澄等人的作品为表征，思想界以王元化（已故）、葛剑雄、许纪霖、刘擎、萧功秦、葛兆光、朱学勤、陈家琪、朱大可等学者的著述为代表，似乎在隐蔽地延续这一人文主义传统。
海上传奇：现代文明的引入者
新天地已经成为当今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其实质是江南落难财主在上海租界的“乡愁”空间。这种典型的石库门结构所形成的弄堂文化，更是成为上海文化脉络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谱系。
新天地在今天的上海成为外籍人士和高等华人的消费空间，与一墙之隔承诺为人民改天换地的中共一大会址形成一种奇特的对照。在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正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但同时，“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
在上海的建筑遗产中，弄堂是与洋房相对应的，前者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空间，而后者则是洋人或者高等华人的居住空间，比如上海的武康路就是典型的名流居住街道，集中居住过一批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军事家、银行家、文学家、医学家，还有著名洋行的老板。比如113号的巴金、393号的黄兴、40弄1号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中，一直就存在弄堂叙事与洋房叙事两种“主流叙事”的并存、对峙或互补，而《长恨歌》的王琦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洋房转入弄堂，就具有充分的历史隐喻意味。
事实上，即使转折入弄堂的日常人家，上海的文化就如王琦瑶的日常生活那样，仍旧维持着一种精致的格调和品味。这就如上海青年作家任晓雯所言，“很‘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
而从一个更长距和纵深的视角来看晚清以降的上海，就会发现其在城市功能定位上的转型与错位，与此对应的就是这座城市大街小巷隐伏的建筑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角色变迁。晚清民国的上海虽然有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和早期工业，但其实更是一座高度西化和现代化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特质不是生产，至少不是物质意义上的生产，而是消费、文化和符号意义上的生产。上海因太平天国运动的江南震动而迅速吸纳了区域性的财富、人才，也因近代中国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而形成了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等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飞地”。租界诚然象征着民族国家的耻辱，但却也不可否认其导入文明的功能。中国最早的百货公司比如永安、先施等，舞厅（比如百乐门）、光明大剧院、电灯、电话、电报、地下排水系统、城市卫生系统、警察制度、律师制度、西式学校、医院、银行、报刊出版业等，都是在上海的租界最早出现，然后被华界所借鉴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向全国推广。租界内的三跑文化（跑马、跑狗、跑回力球）更是成为上海娱乐休闲文化的顶峰。租界不但引入了物质文明，而且也是现代革命文化的庇护者，从最初的反清文化，到后来的共产革命文化，大都是在租界展开，它以现代的政治文明保护着抗议者的自由与人权。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上海滩的竞赛
毫无疑义，晚清民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或者可以说是“上海的世界”，欧美、日本、俄国等多国的建筑、生活、艺术、文化都被移植到上海，并且在上海的不同地段形成区域性的分布。上海，作为一座中国城市的代表性究竟有多大，一直是被质疑的，但上海又显然不同于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这就形成了上海文化遗产的复杂脉络。
如今从上海在全国城市序列中的特质，无论是相对于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还是相对于武汉、西安等省会城市，可以明显窥见早期的这种“世界主义”格局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城市的公共治理方面，形成了一种整洁有序、比较人性化和讲规则、相对安全的城市气质。虽然很多外来者在最初的接触期，可能会被这座城市那种刻意的距离感所激怒（他们会将这种距离感解读为金权世界的人情冷漠），但在长久的相处之中，相当一部分人会领悟到这其实是一种现代文明，它尊重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意志，也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换言之，上海这座城市最不具有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乡土气质”和“等级特征”，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上海是平的”，因此充满了流动性和阶层移动的可能性，所以这座城市才既有韩寒式的剑走偏锋，也有郭敬明式的《小时代》式的奋斗，同时也有姚明式的踏实坚韧的精神气质。
上海最显著的建筑文化景观就是外滩的西洋建筑，与黄浦江对岸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建筑隔江对峙。前者象征着租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隐喻多元的西方审美和文化观念在中国的留存，而后者则象征着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陆家嘴的繁华，基本上是1990年代浦东开发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这种建筑景观，充分说明上海在遗产保护方面的用心。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以意识形态（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摧毁旧上海存留的所有能被嗅出“资产阶级气味”的文化、器物与空间，以强制性的方式清洗消费主义来纯化社会主义。而后三十年以发展主义的“硬道理”毁灭了那些经历前三十年而幸免于难的文化遗物，在这三十多年来，消费主义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的“敌人”华丽转身为“朋友”，社会主义需要消费主义来强化其存在的合理性，所谓人民的幸福也是一种硬道理。作为晚清民国消费文化巅峰城市的上海，自然就成为中国新一轮拜物教文化的领跑者。等到文化遗产的论述重新在中国社会兴盛之后，众多城市纷纷有计划地造假、仿制和复古，用一些不伦不类的所谓“遗产”来忽悠投资商、市民和游客。上海在这个过程中相对比较从容、睿智地保护了自己的历史遗产，这确实值得其他中国城市借鉴。
今天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很多晚清民国的遗迹和建筑，甚至在武康路、衡山路、多伦路、华山路等一带还大致可以体味到民国风情，至于思南路上的周公馆和思南公馆更是典型的法租界风格。典雅、精致而舒适，将建筑、自然与人情实现了最佳的融合。（不伦不类而过度商业化的田子坊自然难以望其项背）这其实也间接地印证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试图阐发的道理：任时代浪潮翻滚，这座城市自有其内在的韧性与坚持来抵抗外来强力的侵蚀，这是一种凡俗中的传奇。这种市民文化的传统，尽量保护日常生活世界的完整性。这就正如法国左派德布雷（切•格瓦拉的战友）致赵汀阳的书信中写道的那样：“其实我们可以生活、思考，缓缓度过幸福的甚至有创造性的日子，而远离那很不合理、难以捉摸和流动的、既无地基也没固定内容的领域，就像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所称的‘世界水汪汪的部分。’”
上海的内在张力与超凡魅力
上海学者许纪霖曾尖锐地批评当代上海的文化生态：“上海历史上留下的多元文化传统被腰斩掉了，而且在这一轮发展当中并没有被全面传承下来，反而被肢解了。过去上海文化中既有一种拥抱现代化的传统，所谓布尔乔亚的传统，也有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的传统，但今天在所谓‘怀旧’的一片大合唱声中，后面的那个传统也被阉割掉了，只剩下一片小资文化的赞歌，在这片赞歌之后却掩盖了上海文化自身的苍白。”
诚如斯言，没有人文传统和批判视野做底色的怀旧，就只能是被消费主义绑架的一种空洞情感，这种怀旧既没有历史意识，更没有未来。但就我旅居上海十余年的切身感受，上海虽然在文化的原创性方面，相对于晚清民国有巨大的鸿沟（这不能怪罪于上海和上海人，而是建国前后强制性的文化出版业迁移和一系列政策的结果），但上海至少展现了一种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上海也成了容纳多元文化的空间。今天的上海虽然没有北京的知识界和文化界那么热闹，但也有不容小视的自身特质。比如上海《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已赫然成为全球华人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专刊，“艺术评论”也办得有板有眼独树一帜，而由《东方早报》转型而孕育出来的“澎湃新闻”也成为国内最早试水的新媒体网站。
回首晚清以降一路走来的上海，就会发现两歧性之间永恒的张力，是塑造这座城市特质的最原初也最持久的动力。简言之，上海既是中国现代性展开的最典型的区域，又是传统儒家伦理被移植、嫁接和挪用得最成功的地方；上海既有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的摩登面相，同时又有无产阶级的抗议政治和左翼文化的生产；上海既有海纳百川的兼容并蓄的超级吸纳能力，各种文化都在这里轮番登场，同时似乎又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特质，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激进的，既是浪漫的乌托邦，又不乏工具理性意识的痕迹，而能够穿透这一切悖论的似乎又是利益和算计的商业本能，在利益驱动下，任何资源都可以被以最恰当的形式利用，而着眼于产出效益的最大化，但这一切又似乎大致在文明的规则文化以内展开。或许正因为此，上海可以称为一个人性的炼炉，也成为历史记忆最多元的一座城市。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文／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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