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4年8月7日，柬埔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对两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及乔森潘开庭宣判，判处两人终身监禁。图为柬埔寨本地以及国际媒体记者在庭外通过视频观看审判过程。
此次宣判并不是红色高棉案件最后的了结，整个案件审理其实还未过半。但随着被告人和受害者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恶化，不少人认为，这也许是最后的审判。
这是一场连部分柬埔寨人都快遗忘或未知的法律宣判。但当8月7日来临时，柬埔寨首都金边城外16公里处的联合国特别法庭内座无虚席，世界各大媒体云集于此。
审判红色高棉，是联合国特别法庭自2006年起进行法庭专设并开始司法审判的任务。八年过去，当年红色高棉政权中心人物农谢和乔森潘分别被控反人类罪、谋杀罪、政治迫害和攻击人性尊严等多项罪名成立，最后判处两人终身监禁。两人在去年10月的结案陈词中，均否认一切控罪。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宣判并不是最后的了结，整个案件审理其实还未过半。但随着被告人和受害者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恶化，不少人认为，这也许是最后的审判。
“我不高兴，但满意”
8月7日，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来自金边的主审官宣读完审判书——当年红色高棉政权“二号人物”农谢、红色高棉主席乔森潘被宣布终身监禁。
在现场部分人压抑已久的啜泣声中，在场的7位法官、多名律师以及200余名出庭的受害人有序地走出法庭。虽然这些受害人在宣判中没有机会发言，但此刻，他们是最受关注的群体。
现年66岁的受害者翁素巴妮（音译）刚迈出法庭，就被等候多时的记者围住，面对眼前密密麻麻的话筒和摄像机，她有些战战兢兢。在被问及对于此次法庭宣判结果的感受时，她用英语说：“我不高兴，但（对结果）还是满意的。”
1975年至1979年的民主柬埔寨政权，即“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翁素巴妮35名亲属中仅有14名存活。她自己则被赶出金边，在茶胶省的Tramkok合作社没日没夜地进行体力劳动，甚至怀孕期间都受尽折磨。每每回想起那段凄惨的岁月，她都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
然而，像翁素巴妮这样能够亲眼见证审判结果的，在受害人群体中可谓凤毛麟角。历时三年八个月的红色高棉时代，非正常死亡人数被外界估算为100万-300万人不等。即使按照乔森潘的说法，也有100万人（当时1/7柬埔寨人口）死于其政权空前绝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
这场后来被国际社会定义的“自我屠杀”，创造了世界和平时期国民大规模死亡新纪录。在当年被清洗的目标人群中，除了那些政权所极力清除的“人民的敌人”，组织中的“同志”所受到的清洗更为残酷。在当时著名的S21政治犯集中营，有约2万人进去——绝大多数是党内的“同志”，仅有6人走出来。
2006年，联合国建立国际特别法庭，对当年红色高棉的所作所为进行审判。在多个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下，柬埔寨有4000名幸存的受害人愿意配合审判。40年过去，大多数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
“这些受害者曾被红色高棉政权剥夺了一切尊严和基本权利，受过那么多苦，今天他们的声音终于能够被全世界听到。这是一个人的尊严被重新还原的过程。”此次审判中，唯一来自中国的被害人代理律师刘毅强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审判结束后的他面露疲惫，但谈及此处，他难掩激动，并将此番景象描述为“震撼的时刻”。
人证有限，物证难求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审判只是联合国特别法庭审判002号案件的第一部分。此前的001号案件于2007年到2011年进行，被告人——S-21集中营负责人康克由被判无期徒刑，当时被认为“极具意义”；002号案件于2011年11月开始审理，2013年年末法庭宣布对农谢、乔森潘、英萨利以及其妻英蒂丽等被告于今年8月进行宣判，整个起诉书达1000多页。
据刘毅强介绍，002案件大致包括审判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的金边强制撤离、枪杀朗诺士兵、搞合作社和工作社、对越南人屠杀等四个部分，此次审判只完成了金边强制撤离部分。“第一部分共有92个证人，把一年中的周末除去，前后开庭审理长达一年多，而开庭后还有大量报告要写，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作。整个002号审判结束预计要到2018年。”刘毅强说。
与此同时，从2011年至今，002案件中四个被告中仅剩下农谢和乔森潘两名。三年审判期间，曾任红色高棉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英萨利于2013年3月病逝，其妻子英蒂丽则因患有老年痴呆症，后来被法庭认定无法出庭而被暂时释放。
此次审判中的被告人，农谢88岁，乔森潘83岁。宣判结束时，只有乔森潘一人站起来接受宣判结果，农谢则一直坐在轮椅上——由于背部问题，法庭此前批准他不必站立。
时间的飞速流逝，也挑战着花费2亿美元巨资审理该案的国际特别法庭。刘毅强表示，被告人年纪越来越大，是目前国际特别法庭面临的最大问题。“此前英萨利和乔森潘曾多次住院，审判一次次被拖后。而如果被告人在审理结果出来前意外或正常死亡，按照程序就不必再审了。”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受害人身上。由于事件已经过去40年，部分受害人的细节记忆渐渐模糊。在人证有限的同时，国际特别法庭也面临着物证难求的困难。
据新华社旗下《亚太日报》报道，一家非政府组织每年会在金边街头开摄影展，多数是上世纪70年代柬埔寨人在工地劳作的照片。但没有确凿的物证能表明，当时强制人民搬迁出自谁的命令，或者出自哪一纸命令。
另外，审判程序上的技术性困难也不少。据介绍，首先是语言翻译问题，法庭使用柬埔寨当地语言、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但合格的翻译人员少之又少；其次，审理过程中一旦有人提出动议，法庭就需要请专家进行取证，审判也因此需要暂停；再者，由于此案件审理过程独特，参与的每个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司法效率低下也在所难免。
图：2014年8月7日，柬埔寨金边，两名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幸存者在庭审结束后激动不已，相拥而泣。
窘境中的特别法庭
由于红色高棉政权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巨大、历史事件庞杂，因此联合国特别法庭将整个案件进行编号，分为001至004案件。但8年过去，这场为“迟来的正义”而战的司法审判才走到近一半的位置，审理的可持续性也困扰着每个参与者。
自2011年开始审理002号案件，联合国特别法庭就面临财政困难的窘境。在该法庭的财政来源中，日本一度是最大的捐助国。据国际特别法庭官网统计，2006年-2013年的财政捐助中（平均每年3000万美元），日本捐助额占37%，远高于美国（9%）、德国（6%）、英国（5%）和欧盟（4%）。但自2011年发生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日本国内财政吃紧，加上该法庭中来自日本的法官离职，使得其捐助兴趣减小。
欧洲债务危机也影响着法庭的正常运转。在欧洲10余个捐助国中，仅有德国、英国、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捐助超过1%。为了保证这个亚洲唯一的联合国特别法庭工作的稳定进行，联合国将其财政预算纳入常规财政预算，由联合国先将资金垫付后，该法庭再利用捐助资金后续归还。
此外，来自柬埔寨政府的干预也让原本困难重重的审理工作一再陷入法官内斗、调查停滞、审理范围模糊等麻烦中。据一位来自金边的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如今的柬埔寨领导高层与被指控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国际特别法庭对003和004号案件进行调查期间，柬政府态度保持强硬，并希望该法庭不要继续进行调查。
“调查法官由柬埔寨法官和另一名国际法官组成，然而后来柬埔寨法官和检察官坚持不再进行调查，甚至将法庭公章收起来以中止调查程序。这使得来自德国和瑞士的两任国际法官相继辞职，直到来自美国的法官前来主持，事情才平息下来。”该人士说。
除此之外，历史的倒影越拉越长，不止一代未经过红色高棉政权统治的柬埔寨人成长起来，不少普通人对那段惨痛的历史已是一无所知。上述人士说，即使家中有经历过惨案的老人，但他们在教育下一代时也对这段历史缄口不提，“毕竟这是谁也不愿重复的过往”。
“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国际特别法庭的每个人都会陷入迷茫：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情，现在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钱进行审判，究竟有什么益处？”刘毅强坦言，但他说自己后来想通了，“这就像《秋菊打官司》，让有罪的人受到惩罚，为受害者讨个说法。这是所有人应该坚持的原则”。
记者／王衍
（实习生王珮雯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期新刊已上架，欲知详情可点击“阅读全文”跳转至亚马逊商城，购买电子版《凤凰周刊》。或关注“香港凤凰周刊APP”的每日更新，与您分享每期周刊精彩内容。
========香港凤凰周刊 ========
香港凤凰周刊 APP新版上线
精彩内容随《凤凰周刊》同步更新
阅读更便捷、更优惠、更及时
修复旧版本BUG，增强了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