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世纪初，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所传授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近代的一些教育理念，成为晚清我国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手段。
1929年，在辅仁大学新校舍奠基典礼上，一位来宾发表了一番充满民族情感的演讲：“一个民族复兴的所有危机，是在思想方面。外在社会组织的革新，首先应是内在的革新，是精神上的革新。……中国目前正由根基而起革新，我们希望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突破目前混乱骚动的局面，快速完成复兴大业。”然而，这位演讲者却并非中国人，他来自意大利，时任梵蒂冈教廷首任驻华宗座代表。
蒙古帝国的罗马来使
1294年，罗马教廷派遣的第一位正式的宗座使节约翰·孟高维诺抵达元大都，拜见元成宗，并递交了罗马教宗致东方国君的书信。
这封信实际应该算作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回信。1265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蒙忽必烈召见时，从皇帝那里得到一项任务，要他们带信给教宗，“大致命教皇遣送熟知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艺者百人来。”而这对兄弟最终完成了任务。
据孟高维诺记载，元朝“大汗对基督徒颇宽厚”，但当他邀请皇帝改宗天主教时，就发现“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孟高维诺或许有些失望，他必定不会料到他这一番会面就得到了后来的传教士争取数百年都不能得到的礼遇——皇帝明确批准他在大都传教。
1307年，罗马教廷终于收到了孟高维诺辗转多年的来信。知悉他在东方的传教成绩后，教廷设置了汗八里（即北京）总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中国教务。又过了六年，孟高维诺才收到这个通知——是年，教宗遣来协助他的七名主教有三名抵达中国，其余四名都客死印度，足见当时东西方往来之困难。
孟高维诺在中国一干就是30多年，自述曾为6000余人施洗。1328年，他以81岁高龄在大都逝世，教内教外许多人都来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远洋来客送殡。此后数年，中国的天主教教务都缺少一名总主持人，于是，1336年，元顺帝谴使臣16人赴欧，向教宗要求速派一位主教来华。这个使团虽以两名西洋教士为首带队，但确系正式奉君命西行出使教廷的第一个使团。
1338年，元朝使团抵达阿维农，觐见教宗本笃十二世，向他呈上元帝的书函和礼物。教宗遂于同年12月，向元朝派出了马黎诺里为首的使团。这一行人一路跋涉向东，1342年方抵达上都，受到元顺帝的盛情款待。不过，这次会见为人记载最多的，却是马黎诺里向顺帝献上的一匹骏马，元史称“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应有夸大）。这匹马的出现轰动了元朝朝野，时人谓之“天马”，纷纷作歌诗赞颂，顺帝自己也叹羡道：“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皆世间杰出者也。”
可惜，除了献马轶事，马黎诺里在中国并无多少作为。他很快便发现了蒙古帝国的日薄西山，于是在1346年，由泉州走海路离开了中国。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走后仅六年，韩山童、刘福通借“只眼石人”挑动天下大乱，元朝统治随之土崩瓦解。顺帝逃往漠北后，尚未在汉人间建立基础的天主教事业也就在中原销声匿迹了。
科学传教团访华
有明一代，中国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北方丝绸之路长期阻绝，南方也因倭寇侵扰而实行海禁。在宗教方面，大明律明文禁止私人祭天，较之元朝的政策严厉了许多。这些不利因素将天主教士来华的企图一再掐灭，1587年，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曾依着澳门修院的窗口，远眺内地长叹道：“岩石呀岩石，你何时打开？”
欧洲一侧却在这二百年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航路的开辟让西方的船只往来全球；君主绝对权力的兴盛伴随着封建秩序的衰微；教廷也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冲击，一面整顿自身弊端，一面积极鼓励海外传教，希望做到“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所谓“保教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划定的，中国的传教事业算是被划到了葡萄牙保教权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到中国传教的教士需要得到葡萄牙国王批准，对他宣誓效忠，此后方由葡王出资和保护前往。
范礼安虽没能敲开中国的大门，却机敏地为传教士制定了因地制宜的入华策略。他认为，足以完成沟通中国这一艰难任务的传教士，必能熟练使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深谙中国的礼俗、民情，并以此作为基础去与中国人相交。在范礼安这一策略下，耶稣会很快就培养出了至今最为有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的利玛窦。
通过不断结交士绅官宦，层层介绍，1601年，利玛窦终于得以进入北京城，觐见当朝的万历皇帝。为免除皇帝的疑虑，利玛窦甚至没在上呈的奏折里提到自己是来传教，倒是介绍了自己带来的新奇器物：自鸣钟、万国图志、钢琴等。皇帝爱上了自鸣钟，还曾召利玛窦进宫教太监们维修。然而，利玛窦终其一生也没能真正见着万历皇帝一面，因为他抵京之时，这位君王早已步入三十年不上朝的怠政期，多少朝臣都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何况一位外国人呢？
利玛窦为后来的传教士打开了一扇门：不要主动对抗中国的儒家传统，要强调天主教与儒家相通之处，用西方的科学、艺术乃至人文主义哲学去吸引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最终拉他们入教。这种策略为许多传教士继承，得到顺治尊重的汤若望与得到康熙信任的南怀仁都是科学传教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约百年的时间里，科学传教团都并没有为教廷与中国间促成一次正式往来，倒是南明永历皇帝的小朝廷曾向罗马遣使求援。
波兰神父卜弥格和中国教徒安德两人就组成了永历皇帝出使罗马的寒酸使团。1652年，卜弥格到了罗马，却因身份遭疑，被持续审查了整整三年，这期间新王朝入主中原的消息已为教廷知晓。虽没有实质援助，教宗亚历山大七世仍给南明皇太后及南明朝中的天主教徒庞天寿写了回信，交由卜弥格返回复命。1658年，抵达越南的卜弥格获知了南明政权垮台的消息，一病不起，于次年忧愤而死，奔走逃亡中的永历帝自然也不可能看到罗马方面给他们的回应。
礼仪之争
1702年，教宗遣以多罗为首的使团，出使印度、中国，此时距马黎诺里使团来华已超过350年。然而，与以往的使节不同，多罗背负的是向东方帝王宣示教廷对天主教徒之管辖权的棘手任务。
多罗一行的目的是解决东方传教士关于东方礼仪的争议，这个争议在中国尤为突出。其争锋焦点在于：中国的天主教徒究竟能否参加祭孔和祭祖？对于遵循利玛窦路线的传教士而言，这个矛盾早为他们的理论化解，他们视祭孔、祭祖为表达尊师、爱亲的中国文化，不认为其中存在祈愿求佑的成分；但并非所有来华传教士都赞同这一见解。
礼仪之争在耶稣会传教士中也有发生，但主要还是出现在其他修会与耶稣会之间。反对利玛窦路线的修会主要为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这两个修会一直奉行向平民传教的传统，对耶稣会的上层路线本就颇有微词，当他们在中国见到耶稣会士允许中国教友进祠堂、孔庙祭拜，更是震惊不已。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针对耶稣会的17条指控就送到了教宗手里。
受到指控的耶稣会自然会进行辩解，双方在欧洲一争就是几十年，其间教宗换过几任，唇枪舌战的参与者数不胜数，连莱布尼兹都加入了这场争论。最后，教廷还是站在了反对中国礼仪一方，1704年，他们作出决议，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
1705年7月，康熙皇帝批准多罗入京觐见，并命沿途官员，如礼迎接。讽刺的是，康熙的热情正是来源于他对耶稣会传教士在华功绩的认可。这位皇帝倒也并非对礼仪之争毫不知晓，他派出迎接的人中，就有负责观察教廷使节的举动、立场者。
1705年12月和1706年6月，康熙两次接见多罗。尽管这期间多罗已经得到了罗马决议的消息，面对中国皇帝，他始终没能讲明自己的使命。康熙有意提起礼仪之争，多罗也不正面回答，只是推说有一通晓中国事务的颜珰主教即将来京。
正是与颜珰的会面最终激怒了康熙，因为他发现这位所谓中国通，竟然不识中国文字。会见次日，皇帝下谕曰：“颜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接着，康熙抢在多罗公开使命之前，对居住在中国的西洋人宣布了管辖权，命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票，申明遵守利玛窦规矩。多罗见事已至此，遂于1707年1月在南京发表公函，向在华传教士宣布罗马教廷关于禁止祭孔、祭祖的决议。
此后，罗马又于1720年遣嘉乐使华，嘉乐与康熙多番会面，事态稍有缓和，但罗马与北京间的鸿沟始终难以填平。康熙渐生禁教之意，教廷方面的态度也日趋顽固，最终于1742年7月，教宗本笃十四世发布《自上主圣意》通谕，重申对祭孔、祭祖的禁令，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作为牺牲的则是耶稣会在华苦苦经营百余年的上层传教事业。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中国上层走得太近的传教路线成了压垮耶稣会事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下令禁止天主教的皇帝，并非之前对天主教积累诸多好感的康熙，而是此后继位的雍正。他对天主教士抱有特殊的仇视，原因在于康熙晚年的夺嫡斗争中，传教士和宗室中的天主教徒站在了皇九子及皇八子一方。私人仇恨加上天主教在礼仪之争中表现出来的威胁，让雍正下定了禁教决心。
来之不易的中梵建交
中国再次与教廷扯上关系，是在雍正禁教100多年后。这时，国内天主教传教形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不但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传教自由，还获得了足以荫庇中国教民的特权，中国天主教徒人数迅速增长，与非教徒之间的矛盾也与日俱增。
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行动都有赖于列强坚船利炮的保护，其中最为强势者是法国，东方保教权也主要成了法国的特权。渐渐地，中国天主教会因与法国军方来往密切而染上了殖民主义气息，仰拿破仑三世鼻息，反倒把正受欧洲民族国家挤压而落寞的教廷置之不理。
教廷当然不愿坐视法国这种作为。早在1861年，他们就开始了与清廷洽谈通使的尝试：教宗向同治皇帝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遣意大利教士徐类思进京呈递，可惜，徐在动身去北京之前，于1862年9月逝世于武昌。
教廷方面的主动没有成功，清廷方面，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也于天津教案后意识到了法国保教权的危害。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教宗良十三世致信光绪皇帝，感谢他在战争期间对传教士的保护。李鸿章闻之，嗅出了教廷方面的诚意，于是开始委托英国人敦约翰代为联络梵蒂冈，商讨双方互派使节的可能。
这一次，敦约翰会见了教宗，并顺利达成共识。双方顶着法国的反对商定了诸多事务，1886年8月1日，教宗正式任命阿里雅底总主教为驻华大使。然而，就在阿里雅底即将启程之时，法国政府向教廷发出了最后通牒，声明教廷若就此一意孤行，法方将撤回驻教廷大使，废除双方订约，并停止发放每年对法国教会的津贴。在如此压力之下，阿里雅底赴华日期被无限延后，教廷实质放弃了与中国直接往来的权利。
梵蒂冈再次与中国沟通建交，是在1918年，其时这边已是北洋政府当政。法国再次提出强烈反对，然而与30多年前不同，它威胁教廷的手段已经不足，于是它转过身来要挟北洋政府。利用对教廷在一战中“亲敌”的指控，法国成功拉拢了英国及意大利，一齐劝告中国勿接受教廷使节。中方当时正苦于向日本讨还外交权益，不敢同时得罪西方列强，于是将这厢做了牺牲，建交事宜又被无限推迟。
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影响到了天主教会，天主教徒里的马相伯、英敛之，外国传教士里的雷鸣远（1926年加入中国国籍）都成了有名的爱国人士。在这种背景下，教廷终于下定决心，1922年，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受命来到中国，而教宗给他的指示之一便是：“中国应该属于中国人。”
刚恒毅对中国的天主教本土化运动抱有极大同情，他来华后，首个重大任务就是促成中国籍主教来掌控中国教会。1926年9月，六名中国籍主教在梵蒂冈参加祝圣大典，刚恒毅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称“这几位头戴金冠的亚洲人，平日很少有表情的面容，现在却大为感动”。大典结束后，新任主教的赵怀义和赶来参加盛典的雷鸣远都激动得泪洒满襟。
尽管有这一段佳话，梵蒂冈与中国的正式建交却迟迟未能达成。反倒是伪满洲国，在1934年2月抢先与教廷完成了“建交”。屈从轴心国压力的梵蒂冈，迟至1942年6月才与中华民国正式建交，谢寿康任中国驻教廷首任公使，教廷方面则表示第二任宗座驻华代表蔡宁的职务暂不更换。
1946年4月，教廷终于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由中国人主教逐渐取代以往的代牧负责教务。7月，教宗遣黎培理任第一任驻华公使。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黎培理奉教廷之命仍然留在大陆，但他并没有选择同新中国政府合作，当年7月，还向全国各教区发布教廷的敕令，要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不得宣传和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刊。1951年9月，黎培理及其秘书终因从事敌视和反对新政权的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国内天主教教务改由与梵蒂冈无关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掌管。从此，大陆与梵蒂冈不相往来，迄今已60余年。
记者／赵新宇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5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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