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3年的中国是个关键的年份。它是习李时代的第一年，由2013年的总体气氛，我宁愿将这一年视为蛙跳和龟爬这两种特性最明显的一年。
首先让我们来谈两个新兴的观念，一个是“省钱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另一个是“跳蛙理论”（Theory of leaping frogs）。
所谓的“省钱式创新”指的是现在网络发达、资讯流动，技术的透明度加大加快，因此如果新兴国家肯上进，不难取得制造技术和流程的讯息，而做出技术和流程的创新。这种创新由于花钱不多，故称为“省钱式创新”。例如印度可以制造出只有800美元的心脏疾病监测系统，美国则需2000美元；印度可以做出初期投资只要24美元，更换一次材料只需4美元的稻谷净水系统，只花很少钱就可以有无菌无毒的水可以饮用。中国的高铁技术、通讯技术也属于“省钱式创新”，印度和中国已被认为是“省钱式创新”两个大国。
所谓“跳蛙理论”也是指现在由于技术发达，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已可不必像以前一样的循序渐进，而可以跳过许多阶段，一步到位。例如此前的通讯，有很长一段时期，要牵很长的电话线、电缆线，要设很多交换机房，这都需要使用许多土地和线路，但到了现在无线网络兴起，以前的阶段和庞大的投资即可省掉。再例如以前经商，需由小店、中店开始到大店，到了大店时兼搞邮购，包括宣传、仓库都要极大投资和漫长的时间，但到了现在这个无线网络时代，消费服务和消费行为已变，年轻人可以很快地就开设有规模的网络公司，创业及商业行为可以跳过许多阶段，一步到位。这种新的模式叫“跳蛙理论”。广义来说，“省钱式创新”可以说也是“跳蛙理论”的一部分。
不过，“跳蛙理论”也指出，有些事情可以用跳的，可以一步到位；但有些事情则不可能用跳的，它仍旧需要一步步循序渐进，像一个国家的人民教养和素质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进步以及一个国家人权法制的演化，甚至于国家行为是否粗鲁野蛮——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而这方面的进步都需要长时间的锤炼；它是不可能像跳蛙那样用跳的，而是必须像龟一样用爬的。而对于这种跳蛙和龟爬现象，我们最期望的，乃是跳蛙当然要跳，但跳得还是要有点节制，否则就难免跳得高，也可能因形势变化而摔得重；至于龟爬的部分，则希望它能爬得加快一点，不要为了维稳而爬得太慢。由2013年的总体表现，我们似乎可以说，这一年的中国，乃是跳蛙和龟爬两种特性都极明显的一年。
首先就蛙跳的部分而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13年估计仍有7.7%的增长，已成了对全球成长贡献最大的国家。由于持续成长和财富累积，2013年中国10亿美元级的富豪已达263人，加上香港则为481人，若再加上台湾，整个大中华区的富豪已超过了美国。中国由于地大人多，当它发展起来，它财富增加的速度真是像只大跳蛙。
除了大中华地区10亿美元级的富豪像跳蛙般增加外，今年“双十一”光棍节网购也出现狂潮。2012年，全球网络零售交易额度达1.09兆美元，美国以2255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为2015亿美元居次。今年铁定中国已可超过美国，成为网购第一大国。可见中国购买力已成了全球最大的跳蛙。
中国在财富问题上像只大跳蛙，最近还有许多现象。中国的大富豪已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大买毕加索，中国内地已到韩国济州岛花大钱去圈地。诸如此类的活动，就让人感觉到这只跳蛙未免跳得太夸张，太高了一点，也让人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日本人拼命在美国买房地产，买豪宅名画的场面，而今那种盛况安在哉？青蛙跳得愈高，摔得也愈重。持盈保泰，知所节制，努力不懈，那才是真正的道理。跳蛙之道是不要乱跳，中国的人均所得仍屈于全球的后段班，但却有那么多10亿美元级的富豪，它所发出的，其实是贫富不均的警告信息，让人不安！
中国现在在经济和技术上，已成了全球最大的跳蛙。中国在军事科技，重要的物质性公共建设，以及经济上，都在蛙跳前进，让人又惊又喜又忧。而在最基本的国家制度改革上，中国则是全球最大一只爬龟。
中国的最大特色，乃是地大人多历史久，这种大国由于包袱重，龟爬起来遂特别的慢，稳定不要出事已成了领导阶层惯性的根本。这也是中国在体制改革上爬得特别慢的原因。
就以劳动教养制度为例。中国人在古代就有道德法西斯传统。各级统治者对不合乎他们标准的人，随便就套上“劣民”“莠民”“流氓”“奸民”的帽子，就爱束之，这是司法的道德化，而它漫无标准，一切都有统治阶级任意订定。因而它遂成了一种压迫制度。它完全违背了司法上“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以前台湾有个“取缔流氓条例”，一到重要的时候就把所谓的“流氓”全都抓起来，关个一年半载。这种以“秩序”“道德”“善良风俗”为名的司法任意性，乃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方式。中国长期存在的“劳教”以及隐蔽在它后面的“反右”意识形态即是一种违背人权、违背司法正义的非法制度，它早该废止。中国却要拖到这次三中全会才决定废除，整整维持了将近60年。可见中国重要改革的龟速了。
近代政治的发展证明了一个道理，当政府拥有法外特权，可以任意办事，这种政府必然无能，不求长进，只有政府不再能任意办事，有了许多限制，它的能力才会被逼出来。现在的中国已变，政府已必须更有能力，政府的能力已必被逼出来，这才是中国改革之道。以前中国的改革龟速实在太慢了。
其次，中共这次三中全会，虽然在许多方面做了较大的改革，但许多很迫切的问题则未被提到，例如最近中国雾霾问题已极严重，但中共尚无更积极的环境政策；例如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这乃是人口往城市集中的原因，只有乡村的发展才可有效解决城市人口及户籍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太龟速了。
中国太龟速的问题尚多，贫富不均，人民的自由仍有极多限制，少数族群的问题仍未受到公平的对待，中国的国家性格仍是霸道太强，王道太少，这些都是影响中国崛起的阻力，需要大步地去改革。一般而言，基本问题的改革之所以困难，乃是统治的官僚都有一种自己吓自己的习性，害怕一改革后会有难以预测的后果，但若真的去改革，就会发现这种后果其实并不会发生，一切的理由不过是杞人之忧。官僚随心所欲很容易去办事，乃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因此，2013年的中国是个关键的年份。它是习李时代的第一年，由2013年的总体气氛，我宁愿将这一年视为蛙跳和龟爬这两种特性最明显的一年。现在的中国，有些地方跳得太快，有些地方则爬得太慢。太快太慢都是不均衡，中国的政府可能要对快慢问题有一个整体的节奏了。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文/南方朔 （台湾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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