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澳门回归15周年。过去一年，澳门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各项指标皆居世界前列。
然而，澳门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无论在政制发展或是经济转型方面也有暗潮涌动。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巩固得来不易的发展，将是澳门未来一年面临的最大难题。
“做澳门人真幸福，做香港人就没有这个福气了。”由于博彩业收益持续上升，派钱已经成为近年澳门特区政府的例行动作：各种利民措施陆续出台，遍布房屋、教育各个范畴，令人艳羡不已。香港记者王先生早前到澳门探亲，对当地福利之丰富又有了新体会。
王先生这次在澳门，去了一家传统面店。他指出，近年面店生意好，在农历年也要开业，但政府要求雇主增加薪酬。员工虽然损失了假期，但收入大增，心情都很好。此外，今年面店装修，政府又提供资助，协助小商户改善经营条件。相对于备受租金、水电，以至未来种种征费的香港小商户，两地境况可谓有天壤之别。
上述情况正好折射出澳门2013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昌盛景象。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当地经济增长年平均为17.5%。澳门政府财政储备也由回归时的130亿澳门元，激增到2014年的5000亿澳门元。自2008年起，特区政府开始实施现金分享计划。这项计划2014年仍然继续实施，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用于延续广大居民对经济成果的分享。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早前进行了一项名为“澳门市民对回归15周年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调查” 采访了8699名18岁或以上的本地居民。结果显示，超过73%受访者认为，澳门回归15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比回归前好。
不过，2014年澳门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平坦。伴随着内地严打贪污工程深入持续发展，澳门赌场收入由6月开始进入寒冬，连续下滑六个月，与年初对比明显。据目前状况，预料2014年第四季博彩毛收入将负增长，导致全年博彩毛收入或自回归以来首年负增长。
12月初，身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及澳门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访问澳门，首次开腔表态，指博彩业在澳门一业独大不符合澳门的“本地整体利益”。外界普遍认为，李飞的言论反映中央要求澳门政府要对博彩业规模及运作进行有效控制及规范。换言之，未来澳门赌业将进入整固期，澳门居民未必能再享受过去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社会方面，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华人小区的文化背景各异，澳门人传统上比较保守。但近年港台两地的社会运动，也在今年开始冲击澳门，越来越多澳门人冲上街头，表达不同的要求。
2014年年初，澳门政府提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法案（简称《离补法案》），建议澳门特首任职满5年，在离任后可获月薪70%的长俸，直至去世或从事私人业务为止，在任期内更可获豁免刑事起诉。另外9位主要官员，离任后可获一次性“离任补偿”，更可在“过冷河”期间—— 即离任后禁止任职私人机构期间—— 获发金额相当于离任时月薪的70%。
澳门政府解释，《离补法案》是为了吸引商界精英加入政府。但在许多澳门人眼中，《离补法案》十分荒谬，法案受益者正是十数个令澳门民生环境变差的高官，内心强烈不满。然而，亲政府议员占了立法会的大多数。按照澳门政府的计划，只要5月27日立法会大会对法案作细则性表决，立法过程就大功告成。
澳门民愤终于在5月25日爆发。当天下午，2万名澳门人上街示威，要求撤回被视为政府高层自肥的法案，人数之多是1989年后仅见。
当晚，崔世安召开紧急行政会议，5月26日请求立法会主席在翌日的立法会大会中加入删除对法案作细则性表决的会议议程，获立法会通过。但政府依然拒绝撤回方案，激起超过7000市民在5月27日再到立法会门外集会抗议，要求撤回法案，规模也是历年少见。
面对社会上强烈的反对声音，崔世安被迫于5月29日宣布撤消法案，并表示将来提案前必定先作公开咨询。他强调，虽然自己身形肥胖，但不会“自肥”（意即提交一条优待自己的法案）。
可以说，上述事件不仅表达了澳门市民对政府高层的愤怒，亦是长期不满情绪的终极爆发。近年澳门虽然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失业率低企，政府盈余庞大，但在繁荣背后，政府并未处理好经济繁荣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以一直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房屋政策为例，过去10年，澳门的楼价上升十多倍，年轻人无力“上楼”，政府供应的经济房屋，数目少、质量差、位置偏远，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此外，市民的生活空间及模式也逐渐被数目庞大的游客及外劳蚕食。当地交通问题日益恶劣，道路堵塞无日无之，公共交通经常挤满外劳及游客，影响市民通行；有车阶级大叹泊位难求；的士服务差、数目少。
有澳门人慨叹，每到下午下班时间，葡京赌场对面巴士站就站满了候车的人。每当看看前边的赌场，看看右边的赌场，看看左边大楼那边的赌场，想想身后大海那边的赌场，很多人会想就是这些赌场，令他们每天返家的路线难走。这种赌场经济高速发展下，带给市民生活质素下降的问题，令包括一些赌场就业人士都心生不满，游行不断。
分析指出，近年澳门浮现的问题，与制度上的缺失令管治问题难以根治有关。澳门的管治，建基于对社会团体（社团）的假设，以为社团能够代表市民意见。但许多社团领袖并非社团成员真正代表，更不代表成员接受领袖代表他们参政及向政府反映意见。故此，曾经出现多次澳门政府声称，已在政策酝酿阶段向社团咨询意见，但到政策推出时引起市民不满的尴尬局面。
此外，澳门与香港一样，行政长官同样由《基本法》规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但小圈子里的人更少，2014年之前仅由300人组成，经2012年政制改革，才稍微增加至400人，当中有344人由大约5000名来自四大界别的选民选出，现时特首选举由400人选举委员会选出，选举委员主要由社团领袖选出，全澳门九成多市民，难以有效反映民意。
因此，2014年8月举行的第四届澳门特首选举也备受澳门人注目。三个民间团体澳门良心、澳门青年动力和开放澳门协会，不满小圈子选举，发起民间公投，让市民投票表态是否支持2019年普选行政长官。但活动一波三折，先有民政总署拒绝借出场地，在公投首天已有5名票站人员因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被带走，其后实体票站全面关闭，只余下网上投票。
上述一连串事件，对崔世安的个人声望造成不小打击，但在8月31日举行的澳门特首选举时，在单一候选人之下，崔世安仍毫无悬念地连任。
分析指出，面对未来整体社会高速发展，无论政制发展或是民生需求，必然会与时并进。崔世安及其执政团队将会面对更大的挑战与考验。如何让市民对他们的新政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将成为崔世安新一届政府的考核试卷。
特约记者／凌德 发自澳门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7期 总第5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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