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最消耗资财的活动，由此导致的财政衰竭和恶性通胀致使政府疲乏，对社会失控，曾无数次改写各国历史进程。
抗战及国共时期的中国，尚处于现代国家体制正在萌芽的状态，缺乏外来雄厚金援的情况下，正常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如此规模庞大又旷日持久的战争。利用货币发行权来筹资，在1937年就变成了中国抗战财政的最重要手段，类似的情形在欧亚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源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完全摧垮了中国的经济秩序，逼得国民政府走上滥发货币的道路，令前途本应一片大好的法币贬值千倍。向印钞机伸手，是国民政府最为后人诟病的举措之一，然而，若没有这个支撑70%以上财政支出的头号财源，抵抗日本的战局恐怕挨不过1938年，更遑论争取胜利了。
1928-1936年，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主要依赖间接税收入和发行公债。关税、盐税和货物税，是养活国民政府的三大间接税，1929年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在75%以上。对于进行战争，它们的税源都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均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因此，日军占领华东后，本不宽裕的国民政府财政就陷入了极为窘迫的境地。
抗战爆发后，失去财政支柱的国民政府也采取过多种增加收入的措施，如开征累进的公司税和遗产税；开征战时消费税；试行食盐、食糖、香烟、火柴专卖；还在西南开发了新的产盐基地……可惜创造的收入都很有限，甚至得不偿失。最能立见功效的，唯有田赋征实（将货币田赋改为实物征收，与之并行的政策还有粮食征购同粮食征借），但这项政策也深深加重了战时农民的苦楚，光是为执行“粮食三征”而花费的行政开支就占了财政总支出的一成以上。
在税收之外，外国援助姗姗来迟且数量有限，救国公债的承购额也让国民政府大失所望。为维持战局，变卖政府家底得来的临时收入竟成了重中之重，在抗战特别吃紧的1940年，这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甚至高达79%！
收入方面打不开局面，支出方面更是一开始便无从节流。1937-1938财年度，军事费用即构成了国民政府实际支出的66%；相应的，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了61%。要填上这个大窟窿，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紧急支付命令”向中央银行伸手，央行则照令增发货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今年增发的财政垫款投入市场，造成物价通胀的恶果，又直接导致来年非得增发更多得多的货币才可筹集同样数量的资源。
问世不算太久的法币，其信用就这样因战争所需被破坏了。它的前途本应一片光明：法币实行金银外汇本位制度，从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至七七事变前夕，发行量仅为14亿元；而政府存有的金银外汇资产价值甚至超过此数，偿付能力极为充足。抗战爆发后，法币发行量加速增长，愈发失去控制，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法币发行量增长到5569亿元，几乎是战前的400倍。货币滥发，物价增长更是惊人，重庆的物价指数到抗战胜利时足足增长了1794倍！
战时法币发行的失控之烈，甚至连当时的对手日本也无法想象。根据东京东亚研究所在1944年发布的调查估算，日方在1939年6月前尚可猜对中国的法币发行量，此后就愈发地低估，1942年10月，日方估计的发行量已只有实际的一半；1943年10月，即这个估算公布的最后一组数据更是只有实际的35%。
尽管消耗至此，国民政府终于还是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此刻百废待兴，政府也有一定意识恢复预算平衡。1946年的预算把军费削减到了总支出的43%，在相应的军事会议上，又决定把253个师缩减到90个。然而，这一切计划的实施都相当有限，随着国共协商破裂，政府重又动员军队进行战争，当年的实际军费高达总支出的53.6%，若再算上粮食征集方面的花销，国防费用几近财政支出的60%。
军费不减，财政再度入不敷出，1946年至1948年实行金圆券政策前夕，赤字占支出的比例始终在60%以上。随内战失利，政府连发债信用都已消耗殆尽：1947年度，内债为18580多万美元，外债85750多万美元；1948年度，内债为17590多万美元，外债86600多万美元，在危急存亡之秋，负债竟然减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无处借钱了。
于是，滥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又被延续下来。法币的发行额，在1945年底还是10319亿元，到政府放弃法币时，已扩张到663万亿元。到这个地步，小额法币的价值连其印刷纸张都不如了，广东一家造纸厂，就干脆买进了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法币当做造纸原料。
山穷水尽的金圆券
对于法币信用的崩溃，蒋介石也有所认识，决定“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不过，把国共存亡之争放在首位的他不可能容忍财政垫款受限，也不可能允许币制改革挪用政府家底，要发新币，他需要寻觅一位能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可行性的“人才”。
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是党外人士王云五，此人强烈主张币制改革兼有“恢复人民信心”和“增加国家收入”两个功能，且为与金融界没有瓜葛的社会贤达，又主持过预算委员会，对蒋来说可谓最佳人选。然而，即便是此人于7月8日第一次呈报的改革方案，也还是被蒋介石认为仍有“缺陷”。待王云五把原方案中的“实行金本位制，发行中华金圆”改成“以金圆券纸币流通”，并将发行额度从9亿金圆提高到20亿金圆，蒋方才表示满意。
8月19日晚上，蒋介石动用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特权，不经立法院批准，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了金圆券的发行。与金圆券发行相伴的主要经济政策有：定金圆为本位币，发行金圆券，限额20亿；采十足准备制，发行准备金为5亿美元，其中黄金、白银和外汇占40%，另60%为有价证券和国有事业之资产；限期收兑法币、东北流通券、黄金、白银及外汇，若逾期，前二者之效力将作废，后三者则禁止私人持有；从8月19日起，冻结工资率和物价。
“限额发行，十足准备”在王云五眼中绝不是一句空话。他非常努力地为金圆券筹措着准备金，因行政院家底不足以充足其数，他在新币发行后又出售中纺公司、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天津纸浆公司等单位股票来回笼货币。除此之外，他还飞到美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会第三届年会，借轮值主席的身份，企图说服反对币制改革的美国回心转意并施以援手。尽管以上努力均不顺利，按照王云五的设想，金圆券现行政策仍能撑上一年半载：发行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现有法币，而冻结工资、物价成功的话，仅需再发11.4亿金圆券便可填补未来一年的财政赤字。冻结物价，自然是这个计划成功的关键。
可惜，王云五把经济想象得太简单，很快，金圆券的发行量就给了他当头一棒。1948年9月30日，金圆券发行量突破12亿元，这差不多等于王云五计划中的一年发行量；10月31日，发行量已达18.5亿元。中央银行方面指出，“军政需要，增加极巨，急如星火”，“金融市面以物价高涨，需要亦多”，呼吁最高当局批准放宽发行法定额度。
11月11日，蒋介石以总统令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降为了原定的五分之一，兑换金银外汇的比例依此降低，发行限额也被取消。从这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重新准许人民持有。
这两条法令，实际宣布了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也使国民党丧尽了民心。要知道，两个多月前，国民政府还顺利地推动过金圆券收兑金银外汇的工作。金圆券发行两日后的8月25日，上海兑换金圆券仍需排队，据当时报纸报道，有人从清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截至9月30日，中央银行总共收兑的金银外汇，折合美元1.33亿元，而现在竟凭空贬值五分之四。就在这两条法令出台之日，王云五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
从此，金圆券的贬值一发而不可收拾。11月19日，中央银行出台办法，允许存款1000元金圆券者另付1000元金圆券从银行兑换8月底还只值200元的一两黄金。这个办法被广泛指责为骗局，1949年1月6日，四川省参议会还通过议案, 要求中央当局照原价发还以前收兑四川省银行的金银。尽管如此，更多人还是选择挤到银行，按这个价格把金银兑换回来。多地为抢兑而秩序失控，12月23日，上海挤兑的人群造成了踩踏事故，造成7人死亡。
限额取消后，金圆券的发行如决堤洪水，失去控制。1948年11月底，发行量超过30亿，12月即超过80亿；1949年4月，又超过了1900亿；到5月18日，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如此滥发，其价值早已形同废纸。
到1949年7月4日正式废止金圆券，这个仅维持十个月零十一天寿命的货币共印刷了66种版式，其中正式发行的主币券有47种。寿终正寝之前，它还为民国中央银行创造了一项纪录——面额最大的钞票，面值500万元。
全国性的货币超发
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胀，是中国经济史中较为人们熟知的一段。但从1938年起，直到解放全中国，共产党在其占据的根据地、解放区亦同样大量超发货币，而得以支撑财政，维持战争，这段历史，国人一般比较陌生。
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后，主要收入来自于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1941年初，皖南事变令国共关系再度破裂，国民政府不但停止拨款，还开始对中共辖区进行封锁；中共方面则手忙脚乱地走上了发行独立货币的道路，藉此开辟自己的财源。
战火正浓，共区财政困难，对货币发行没做多少限制。以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共区货币陕甘宁边区边币为例，它的发行始于1941年2月18日，到1941年3月，发行量为744万元。此后，边币发行一路膨胀，到1944年6月，发行量已达38.5亿，扩张近550倍。1944年6月1日起，边区本位币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与边币同时流通，并收兑破损边币，流通券一元折边币20元，若依此折算，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边币（含流通券）的发行量是175。
发展环境最为良好、最受重视的陕甘宁边区尚且如此，其他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就更加缺乏约束了。如晋察冀边区的本位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币”（简称“冀钞”），1938年3月发行，到当年年底，发行量仅为410万；到1945年12月，已增至80.7亿，相当于第一年的1968倍。
进入内战时期，共区货币超发仍未消停。后来组成人民币发行基础的解放区三大良币，发行量均呈暴增迹象：华东解放区的主要通货北海银行币，从1945年的20.9亿，增长到1948年的6072亿，年均增长率高达562%；华北解放区的主要通货冀南币，也从1945年底的51亿元，增长到1948年6月的1974亿，扩张了37.7倍；西北解放区的主要通货西北农民银行币，发行量在抗战胜利前夕仅为8亿，1948年变成了11864亿，是抗战胜利时的1483倍。
解放区主要货币发行行留下的资料显示，解放区货币的增发，正是满足军政费用的重要财源。以西农币为例，1945年7月至1946年4月，货币增发是为满足“抓物资的思想”，新增的约22.6亿元货币有66.6%都用在了贸易方面，财政开支仅占26.5%。1946年5月至7月，财政开支突增，短短两个月内就增发35.5亿元来应付这种情形，其中财政开支占到74%。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战事吃紧，特别是延安失守后，土产推销不出去，部队需要扩大，财政赤字空前增加，遂增发西农币1173.6亿元，51.5%用于财政开支，贸易银行用款占42.7%（内有18%用于支持财政开支）。1948年，为保证大规模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和适应新解放区不断扩大，新发货币10453亿元，74%都花在了财政开支方面。
在三大解放区为解放军筹措费用的，并不止这三种主要通货，有的货币虽未成为大解放区之本位币，仍在大型战役筹款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华中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48年截至11月底，它净增发行947亿元，其中支援淮海战役的军用款项就有642亿。此后，为支持渡江战役并作为人民币辅币在长江以南流通，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底，华中币又净增发行2512亿元。
货币如此膨胀，使解放区也同样出现了国统区那种物价飞涨的极端情况。如山西兴县的小米价格，从1945年的每斗950元西农币上涨到1947年的每斗170000元。又如山东解放区，黄金价格从1946年1月的每两6850元北海币上涨到1949年12月的47383700元，银元价格从1946年3月的每个40元涨到1949年12月的590370元，粮价从1946年的每斤3元涨到1949年12月的50000元。共区的优势在于政策灵活，发行多种货币流通在不同的地区，不至于一失策即造成全盘恶化。如华北解放区的物价便被有效控制，根据冀南银行总行发布的工作报告，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6月，物价水平只增长了22倍，还不如货币发行量本身的增长厉害。
（图：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败局已定,金圆券贬值。为笼络人心,国民党于12月24日在上海部分银行发放黄金,允许市民兑换。23日下午5点银行关门后,兑金的市民就在各银行前排起长队。次日银行开门,市民疯狂涌入,造成挤死7人、伤57人的惨剧。）
记者/赵新宇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6期 总第5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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