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60年7月20日下午，陈诚飞离金门前，与欢送之官员合照。
为纪念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台北“国史馆”正紧锣密鼓筹备若干出版品，其中曾任国民政府“副总统”的陈诚（字辞修）日记，是史学界相当感兴趣的一部。根据负责的“国史馆”处长何智霖指出，陈诚日记中部分页数被整页撕去，原因不明，但对于若干历史事件或坊间传闻，则有关键性的证据，对近代史研究更是重要。
之前，“国史馆”曾出版多部有关陈诚的出版品，例如七册回忆录，书记集六册，包括陈诚和蒋介石往来信件、家书和致友人书等；此外，整军纪要一册，以及从政史料选辑五册，其中包括台湾省政府任内二册和美援会三册，十余年之间，共出版十九本相关文献，不可谓不丰富。
这一批陈诚日记手稿中，至少针对几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具有解密的关键意义。其一是1960年7月，陈诚请辞“行政院长”不成与远走金门事件；其二是1961年7月，蒋介石和陈诚争论反攻计划的经过。
两度请辞“行政院长”与远走金门
1960年，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约10年，大局初定。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陈诚为“中华民国”第三任“副总统”。5月5日，陈诚向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兼职；20日，奉蒋批示“国难未纾，仔肩益重，所请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著毋庸议。”
这句“著毋庸议”日后大大出名，在李登辉任台湾“总统”时批示当时愤而请辞的省长宋楚瑜辞呈上，就重现这句批示。
21日，陈诚再度以不应与不能再兼“行政院长”请辞。22日，又奉蒋手谕，“吾人身许党国，从事革命数十年，共同甘苦，备历险阻，今当国家遭此空前危难，既受全民付托，更应相期努力，共肩艰巨，实属义无可辞。”将辞呈退还。
陈诚两度请辞“行政院长”兼职不成，7月索性以巡视金门为名，远走外岛。
就在陈诚8日将起程前，蒋中正特地在7日手谕陈诚：“吾弟此次巡视外岛与休憩，凡百举措言语，切不可示人以忧愤困倦，灰心短气之迹象。更应人宽厚幽闲处之。此间不如意之现象，当由余适当处理，请勿系虑为盼。”
7月17日，陈诚于金门又复一长函，“自大陆沦陷，中央迁台，奉命离军从政，虽对政治不感兴趣，亦明知我国之政治环境之恶劣，然十年来，无时无不以‘以待罪之心情，作赎罪之努力’。终以修养不够，学能俱乏，非但建树极微，反而集怨成仇，益增钧座之负累，损及钧座之令誉，职于心何安何忍。”
19日，蒋再次晓谕陈诚，“在外多留，既无休养可能，则不如从速回来，共商大局。” 从双方往来函电，不免令人好奇，究竟陈诚两度请辞“行政院长”兼职之真相为何？陈诚遇到何种困难，让他愤愤不平，远走金门？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陈诚的专家何智霖指出，陈诚日记可以看出其中关键。就当时政局言，请辞原因应与“立法院”力主调高“中央”民意代表（立、监委及国大代表）待遇有关。 当时政府财政，除依赖美国之经援与军援外，仍有巨额赤字待补；且民意代表亦已比照高级公务人员之薪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其中关键，7月5日陈诚于日记中曰：“乃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唐纵，号乃建）通电话，才知上午总统已问乃建，乃建据实报告，关键在立法院。下午总统召见岳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张道藩（立法院长）、乃建、倪文亚（立法院副院长）等，对立法院本党同志责备极严。”
19日，张群带来“总统”从速回来共商大局手谕后，20日，陈诚再于日记中云：“余以不使岳军（张群）先生为难故，决定于今日下午偕岳军先生同机回台。”连日蒋中正手谕屡次引用菜根谭条文，陈诚于17日函亦引菜根谭285条：“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骂坐，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又说：“其为本党同志之写真乎？悲剧乎？民主乎？”所谓本党同志者，乃指争取高待遇之部分“中央”民意代表。
换言之，陈诚当时对大陆随国府播迁来台的这批“中央”民意代表十分不以为然，而蒋中正则多所宽慰，同时召来党政同志责备，由此可见他对陈诚的支持。
上述这段史实若不由陈诚日记中一窥实情，则外人很难知悉陈诚何以远走金门，也难以对蒋中正对陈辞修的支持有进一步认识。
与蒋介石争论反攻大陆计划
至于另一件事例则呈现出蒋和陈两人关系的另一面貌。发生在1961年7月，蒋中正和陈诚就反攻大陆计划有所争论。6月30日，蒋中正对陈诚有所批评，原因是陈诚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身份向参谋总长彭孟缉表达对反攻计划失去信心。
蒋在日记中说，“辞修对孟缉谈话，表示其对我反攻复国计划根本失去信仰心，殊出意料之外，彼在四月底已同意我所定开始反攻时期，且已决定战时财经措施与军费，而今忽反前议，对我威信毫不顾及，可痛。”
当天，双方谈及反攻计划即发生争执。蒋记下：“今晨九时与辞修谈反攻计划方针、日期，与机会难得而易失之理，并责其不应背地倡言国军不能作战之说，以打击反攻士气，即打击我统帅威望与统御之无能，以后无法重振反攻信心一点，令其特别注意。明告其我所已下动员令，决不能自我取消，除非由其不赞成之理由代我取消，因我欲反攻必须取得内部同意，否则只有牺牲我之主张也。”
3日又曰：“彼闻言后，自觉其前日与彭（孟缉）等谈话，违反其与我两月前所同意之主张与日期，乃即无言以对，只可承认仍照我主张与日期进行也，此或为我反攻政策转败为胜之枢机乎。”
6日记曰：“接报辞修对临时战费已遵令拨发，并令交通部亦如期集中船舰，可知其已有积极反攻作准备为慰，此乃我内部团结一致，反攻复国成功之保证乎。”
11日又记：“晡彭总长等来谈，本日彭将‘军事计划’与‘预算’报告陈兼院长及其所指示要点，大体上未曾如前之反对，但其仍有若干成见也，美顾问团对我最近军队动态，亦感觉我已从事于反攻军事之准备，表示怀疑之象。”14日再记：“辞修对反攻计划不愿多闻之意，可叹，是其不积极乃作消极之表示。向来凡是重要军事行动之决定，彼多持异议，而且作不合原则之反对，最后实施成功，在证明其所反对者为成功可行之举动也。”
陈诚于当天日记中记曰：“总统拟于八月间开始军事行动。余以为反攻自当义无反顾。唯目前是否为反攻适当时机应考虑。总统未待我讲完，即大为发怒，以为我怀疑三军不能战，破坏统帅威信，阻挠其反攻。我告以总统如此说法，是怀疑我的人格，我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们反攻，虽不能算定，但决不能糊涂战，最低限度也到舍命战。试问如何使三军舍命？以运输工具言，如不给交通部相当时间，如何集中船只？其它可不必言。正吵得厉害时，夫人出来做和事佬，以后总统亦较心平气和，说必须积极准备。”
“国史馆”整理陈诚日记，耗费不少心力，其中部分字迹难辨者，有赖陈诚大女婿、曾任“中央大学”校长、“考试院委员”的余传韬协助辨识。但近年来台湾对民国史较为疏冷，部分年轻学子则不识陈诚其人，何况其事，这也是台湾近代史学界共同的慨叹，也热盼这部出版品能有助更熟悉陈诚与其所处的时代。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王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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