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一个必须面对的事态是：它需要将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全民可以分享、可以体会到的福利——即改善民生。
2014年6月初，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全文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由于时值香港社会讨论普选问题之际，故而《白皮书》的内容与提法颇受重视。笔者尝试从《白皮书》的附录部分，论述香港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势。
《白皮书》的附录一共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附录（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与附录（二）《内地与香港交流合作有关情况》。附录（一）与附录（二）分别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香港仍具有非常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且优势条件极为明显，并没有出现被“弱化”的现象；陆港两地的合作与交流，将是香港未来持续发展的重要后盾和保障。这是不能被忽略的。
特区政府应有更大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白皮书》的《结束语》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香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民众关切。
结合《白皮书》附录以及《结束语》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看到了香港社会目前因贫富差距拉大、青年人上位困难、民生艰难的事实；同时也意识到陆港两地的持续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双方民众种种的对立与摩擦。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在改善民生上持续努力，应有更大作为。
不得不提及的是，香港作为一个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和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干预经济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审慎态度是应该的。但是，这种“审慎”的前提，应该是不影响基本的民生、社会的长远繁荣和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发掘上。如果政府持续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代价却是社会持续动荡，则必须停下脚步检讨这一政策是否出现了问题。
一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给人的印象，是特别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滴漏理论”：即政府并不给予低下阶层以特别的优厚福利，而是依靠整体性的经济增长，带动社会的整体繁荣，从而以此来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之内，香港特区政府对节节升高的楼价未有任何积极有效的作为，导致民怨不断高企。此外，香港的公立医院虽然费用较为低廉，但是对于患病的市民而言，其轮候排期的时间过长，虽然特区政府在医疗等领域的投入数额巨大，但是面对市民的普遍需求，香港公立医院所能够提供的公共资源仍然显得杯水车薪。而在教育方面，香港的幼稚园普遍实行收费原则，所谓的“学券”制度，亦难以满足不少家庭的需要，幼教成本巨大。
更加不能够忽略的则是养老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了激进泛民议员在立法会进行“拉布”（冗长演说）以迟滞政府预算案通过的理由之一。香港至今并无“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所奉行的仍然是以“强积金”为主体的养老制度。这一制度使得普通市民在退休时所能够一次性领取的退休金极为有限，根本难以面对高昂的养老成本。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政府下辖的公立安老院宿位严重不足，“老有所依”对不少香港市民而言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在民生维艰的背景之下，内地与香港的融合、交流遭到了部分港人的质疑。他们认为，是内地资金、民众的涌入，导致了香港生活成本的上升、物价的飞涨，从而将对抗的矛头指向了内地人士。但另一方面，内地与香港的合作交流，确实又为香港带来了不少契机。例如，在不少大学中设立的、由内地拨款组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了科研产业的龙头。以香港城市大学为例，其更在深圳建立了研究院；而香港大学也在深圳建立了医院，加强医疗方面的研究与合作。
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一个必须面对的事态是：它需要将经济发展的成果、香港的竞争优势，转化为全民可以分享、可以体会到的福利——即改善民生；同时，也应当积极作为，采取各种措施，让普通香港市民能够受惠于陆港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将纸面上的数据转化为实在的生活方式。面对陆港融合产生的摩擦，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加强预见性和预警机制，做好妥善的公共资源分配与调拨，进行长远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规划（例如在陆港边境地区建设购物中心、简化通关手续等），避免社会民生问题政治化。唯有让一般民众置身于共享繁荣的成果舞台中，民众才会对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未来、对“一国两制”更加有信心。
激进泛民或更趋“排陆”
《白皮书》的发表，从法律和现实的角度明确阐述了北京在香港政制发展事务中的决定性地位，这表明：任何试图将北京从香港政改、普选的博弈中边缘化的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同时，《白皮书》的附录也证明了陆港两地的交流合作的不可分割性。面对这一格局，香港的激进泛民政党或组织，或许将更加趋向于“反中”、“排陆”。可以这样预测，当激进泛民无法在重大政治议题上与北京争夺主导权时，在香港社会内部掀起“排陆”风潮，或许会成为他们确立自身政治光谱与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选项。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香港的激进泛民力量，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公民党等泛民主派主体政党，他们在公共议题的凸显上、对特区政府的批判上、问政方式上，无论是立场或手段，都显得更加激烈，倾向街头运动和议会肢体抗争。此外，激进泛民对内地的政治制度，其敌视程度相较于传统温和的泛民政党也要高得多。更加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坊间舆论经常批判的“港独”政治势力——即“本土派”，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激进泛民中的某些力量或人物。近年来，在香港街头时常高举港英时代的米字旗、驱逐内地游客的示威者，多数也来自激进泛民。
虽然在立法会、区议会中占据的席位并不是很多，且相互之间的分化、重组时有发生，但是激进泛民已经是香港政坛一股不能够被忽视的力量。首先，激进泛民在香港部分青年人中较有影响力。其次，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激进泛民利用多元媒体资源（如网上电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舆论，从而挟制整个泛民阵营。例如，当温和泛民的成员与中联办官员进行沟通时，激进泛民往往会以“大批判”的方式指责温和泛民“卖港”，抢占舆论制高点，从而迫使整个泛民阵营激进化。
尤为不能忽略的是，是次公布的《白皮书》在附录部分列举了陆港的合作交流成果，凸显了两地的不可分割性。但激进泛民几乎反对一切形式的陆港两地交流合作。进入2014年，每到周末，在香港一些繁华的商业区，总会出现激进泛民的支持者驱逐、滋扰内地游客的事件。这一行为如今已然常态化。不过，笔者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族群对立可能会向香港社会内部蔓延。
去年年底，香港城市大学一名本港籍教授因为在授课过程中，为了兼顾占课堂学生总数六成以上的内地生的需要，在授课关键处以普通话重复讲解要点，遭到了香港激进泛民以及本土派舆论的挞伐，被斥为“迁就陆生”。香港社会内部一切主张促进和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的人士或声音，都会遭到来自激进泛民“卖港”的指责。曾经有一名温和民主派人士，帮助内地新移民成功争取综援（类似低保），也受到“本土派”的激烈指责。在激进泛民内部，也已经出现了“驱逐港人内地配偶”的声音。
香港未来的发展，其地理上“既在国内、又在境外”的优势，是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白皮书》的附录表明，推动陆港合作与交流将是北京长期的政策。当激进泛民在政治目标的实现上难有作为时，则持续反对两地交流合作、在香港社会内部掀起针对新移民、陆籍配偶、跨境学童的“排陆”风潮的可能性，也就会越来越大。
核心问题仍是民生
如今的香港，进入了政治上的动荡期：一方面，泛民主派发起了“占领中环”运动；同时社会各界对普选的争议依然存在。复制台湾“反服贸”运动占领“立法院”的模式——占领立法会，也已经在香港发生。这一切，使得人们对香港未来的前景极为堪忧。
《白皮书》的附录证明，香港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转运港中心以及人才、资本汇聚的中心；香港未来的发展，仍旧有着巨大的潜力。而从不少内地人士愿意赴港产婴的现象来看，也说明香港对内地不少人士而言，仍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笔者之所以尝试从《白皮书》的附录去解读香港未来的发展，是因为一切政治问题的背后，都潜藏着深层次的民生问题。正是因为泛民阵营和部分社会舆论一直指责“特首乃是‘小圈子’选举产生、认受性不足、执政无民意基础，”使得历届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上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普选”特首以及全部立法会议员，才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和承诺，被写进了香港《基本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唯有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香港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与稳定，才能够避免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内耗。
在陆港关系上，政治和法律层面，北京居于中央权力的主导性位置，这是香港社会要面对的现实。在民间层面上，陆港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香港社会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摩擦，除了两地民众之间要相互包容理解之外，香港特区政府也应当尽力将两地的交融变为一种显性的“福利”，让市民能够享受到，如此才能使得香港社会内部对两地关系的拉近打消疑虑。说到底，这些都取决于特区政府改善民生的努力和效果。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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