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沟通研究中心主任王文忠博士
作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王文忠曾参与邪教痴迷者的转化和帮助邪教徒们摆脱精神控制的研究。“有重塑生命的感觉。”回忆每一期转化班上那些信徒们的转变时，王文忠说。
在王文忠看来，每个人都可能是邪教易感对象。因为每一个邪教信徒都不是被逼着加入邪教，而都是出于自愿。精神控制可以以多种方式存在，在国外有一些通过心理咨询来实行精神控制的“邪教”，而在中国，传销是以经济形式存在的“邪教”。“他们不是崇拜教主，是崇拜货币分配体系。其实，他们不知这个体系最终是要崩溃的。”王文忠说，“传销”和“邪教”进行精神控制的方式是一样的。
但相比于“全能神”等邪教，从传销中摆脱精神控制更为简单，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快速发财”“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或者“把头目抓了”，就能让他们摆脱精神控制。而邪教信徒们则更为虔诚，他们没有太多经济目的，一开始是“一心向善，要去做好人”。
姜昆做过讲座
记者：邪教吸引教徒的步骤是什么？
王文忠：大体是三个步骤。一是融化，创造一个特别温暖的氛围，让你离不开。二是改变，周围的邻居、家人，平时工作的问题，被邪教组织放大，他们说只有信他们这个，才能摆脱困扰，于是教徒更加有依赖。第三是塑造，安排教徒每天、每周、每月都要做固定的事以及怎么做，把行为都固定下来。
这就是融化、改变、塑造三部曲。最核心的是控制对方的信息来源，强化对过去生活的不满，增加对团体的依赖。
其实对于邪教组织如何进行精神控制，观点也比较多，学界有不同的分法。有观点认为，精神控制包括八个条件：环境控制、神秘控制、要求纯洁、彻底忏悔、神圣的科学、赋予词语特殊的意义、教义高于个人、分配生存权。
还有一种观点是包括六个条件。第一，使人意识不到存在一个控制和改变自己的计划。第二，控制人的时间和生理环境（人际接触和信息）。第三，创造一种无能感，恐惧和依赖性。第四，压制个性化的行为与态度。第五，灌输新的行为与态度。第六，提出一套循环论证的理论。
记者：您曾经是反邪教研究课题组成员，也是邪教受害者心理辅导班的心理专家，这个辅导班是什么情况？
王文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小组成立于2000年，那时中国社科院，中科院，甚至一些部委也有人加入邪教，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就成立了邪教受害者心理辅导班，也叫教育转化班。这个教育转化班举办了六、七期，每一期15天到21天。每期有30人左右。我们就是以开会、疗养的形式，一起交流。
过程特别简单，就是大家交流，姜昆来做过讲座。还有宗教、科技、哲学方面的讲座，听完讲座后再一起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之所以有人被邪教控制，是因为邪教控制了信息来源，不让教徒接触外界的事，一旦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接触其他人、其他信息，就慢慢化解了。
记者：山东招远血案中，全能神教徒要电话未遂后就杀害了对方，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如此极端？
王文忠：邪教教徒们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彰显跟别人不一样。邪教能改变他内部的生理生化结构，产生了人格上的变化，自己虚弱、依赖、恐惧，成了传声筒，甚至还会引发精神病症状，非常可怕。
我们曾经研究了一些邪教受害者，这些人已经转化得很好，已经回归社会。但是，这些已经转化的、回归社会的邪教受害者，在看到教主的头像、听见邪教口号的时候，脑电波就会发生变化。
这种邪教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脑活动机制中间，改变了他们的生理生化机制，从而导致人格上的偏差。西方讲邪教精神控制出现DDD症状：虚弱（debility），依赖（dependency），恐惧（dread）。
我们根据200多个邪教痴迷者案例研究发现，俗话说“两眼直勾勾，拎个小布兜”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具体表现为在与人接触时表情淡漠，这就是虚弱；依赖就是担心“这个邪教组织不管我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每天的生活就没着落”；恐惧的心理在于——如果不信教主的东西，我将来怎么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垃圾场，地球爆炸了，我该怎么办？
最典型的、最可怕的是邪教人格，他们丧失了自我——“我们修炼人如何如何”，“我们师父如何如何”，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成了邪教组织的傀儡和木偶。他们在跟正常人说话的时候，要么非常淡漠不愿理你，不屑搭理我们这些正常人，要么就显得庄严、激动，表情也变得狂热。
2013年1月1日，河南安阳农村，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宣传的标语。
邪教的诱饵
记者：很多邪教信徒受过良好教育，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想控制对方的信息来源，似乎不太容易。
王文忠：邪教有诱饵诱惑这些信徒。第一，让信徒觉得崇高和伟大。比如我访谈过一位邪教信徒，他说，“这些经文告诉你，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未来宇宙的希望，他把你拔的很高，让你心理上获得无比满足”。
第二个诱饵是让心理得到平衡。比如有位女士遭遇家庭暴力，她不明白丈夫为何这么对待她，教义里告诉她这是还债，需要她做好人，她就想通了。
邪教教徒中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层次很高的人，追求理想；还有一帮底层民众寻求寄托和安慰。比如，一位信徒说他认识很多人，觉得到处是腐败，人间没有出路，黑暗得很，（所以信教）这属于高层次人群。另一些人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穷困，事业失落，教义中就让他看淡一切。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沉浸于此。
第三个诱饵是得到最终答案。我访谈过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他也曾经加入邪教。他说，老觉得一点点探索知识太累，总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统一的学说，统一的观点，希望各个学科统一，不想在大海中游，希望能欣赏整个大海的美丽，觉得看不到整个大海挺遗憾的。读了这个邪教的教义以后，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似。科学说永远有未知的东西值得探索，但是他在这个教义里就能得到最终答案。
第四个诱饵是摆脱孤独，得到“关心”。我曾经访谈过一位教徒说，他慢慢觉得这个群体有好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短处伤害他，人们一起互相信任，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地，他愿意让陌生人到家中做客，也没顾虑心。
第五个诱饵是摆脱自由带来的迷茫、负担和责任。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认为，自由是个沉重的负担，自由意味着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去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很多人选择让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活。邪教正好满足人们这种希望和需要。
比如一位信徒说，没有入教前，争这争那，什么都没争来，争了一肚子气。晚上光看电视，眼也看坏了。入教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了，早上5点起来，与教友一起锻炼，再去上班，中午别人闲聊，他在看教义。晚上回家一起读书谈心得，每天都很充实。后来他转化后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心里闷的慌。
第六个诱饵，能让身体的疾病暂时得到缓解。现代的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表明，身体健康是心理、生理和社会三方面作用的产物。很多疾病往往具有心理或者社会性方面的根源。因此，邪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人们心理平衡或者精神慰藉，身体感觉乃至生理症状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好转。
“重塑生命的感觉”
记者：转化班里有什么措施？
王文忠：转化的时候，分六个步骤。第一，叫平等介入；第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交流；第三，彼此接受，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第四，深入讨论各种问题；第五，生活中彼此观察和影响；第六，摆脱精神控制，重新塑造自我。
平等介入，许多邪教教徒往往自己觉得高人一等，都坚信自己正确，想给我们洗脑，改变我们。他们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安安静静地听他们说的倾听对象，所以他们才有小团体。但是被认定为邪教之后，他们缺乏正规沟通的渠道。接触辅导班的工作人员后，非常乐意讲他们的事，我就倾听，然后边听边想，哪个地方符合我们的心理学原理，然后我说你说得非常好。他们很惊讶，以为我也听过他们的课。慢慢的他们就很信任我。有信任感之后，我时不时抛出一些疑问，比如他们的教主曾经说，他将手一划，一个人就变成黄鼠狼了等等，类似荒谬的地方很多，不经意说出来，他慢慢就觉得这种事好像不靠谱。
随后我们就可以深入的讨论各种问题，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生活的问题，就业的问题，逐渐有一个辩证的看法，不再极端。而这些邪教教主，恰恰要求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做，必须要按照我说的看，我没说过的话你都不允许说——过去是不让他们怀疑，很多东西都是受压抑的。在我们这里一点都不受压抑。在这个环境下，充分的交流，他其实就对教主的话有了反感。慢慢的就能感觉到问题，觉得自己真的上当了。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后一步，就是生活中有很多苦难，如果在这中间没有培养一种辩证思维、自主解决问题的一种意识，一有苦难他又会退回去，他以前交的邪教教友又会来拉他，如果说自主意识没有培养起来，你和他又没有深厚的关系，他会很快的反复。所以平等介入、以受害者为中心的交流，彼此产生安全感、信任感、深入讨论各种问题、生活中的彼此观察和影响，必须是个持续和漫长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之后才能摆脱精神控制，重新塑造自我。
我遇到一些邪教受害者是部委的干部，社科院的教授、博士，一般是在七、八天之后，10天左右，他们忽然就泪如泉涌，说有这么好的机会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上当。我能感觉到他们活生生的变化，有重塑生命的感觉。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让邪教受害者能够跳出自我、审视自我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创立了中国本土化的动力沟通理论和技术。
生活化持续化日常化
记者：转化之后还有反复的信徒吗？
王文忠：如果一个人知识面比较宽，抽象思考比较多，就容易走出来。我参加过的辅导班里有个人反复了。他是个工人，掌握社会资源少，很难有辩证思维习惯。其实邪教信徒在社会上转化之后反复率也是比较高的。
现在我们正在搞创新模式，叫做完善社会关系网络。在北京某远郊县，一个街道建立了100多个团队，包括摄影、太极、跳舞、唱歌等，全街道4万多人，其中包括之前的邪教教徒30多人，每个人都涵盖进去，现在这些人是团队的骨干，每个人都忙起来，这事就解决了。
在南京市某区，有一个爱心家园，组织该街道某邪教的教徒60余人，开展专家讲座，心理辅导等活动，经常有邪教的人拉拢他们，反转化他们，也经历了种种风波，这些人也有很多思想波折，现在这个家园更强调生活化、持续化、日常化，好多练习者慢慢就转化了，融入了社会。
记者：为什么全能神信徒在农村地区会多一些？
王文忠：在城市，上世纪90年代末，邪教比较活跃，当时正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文化滞后，下岗等社会问题也多，人的精神世界比较空虚。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各种健身活动、文艺活动、社区活动都很丰富，邪教产生的土壤基本没有了。而在农村，青壮劳动力出去打工，村干部也丧失了应有的影响力，偏僻农村甚至连学校都没有了，农民的精神世界比较荒芜，邪教就有可乘之机。
现在各地都有专门的部门在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转化是要消耗成本的，必须要有配套的措施跟上。之前在城市的转化工作开展的不错，是因为有社会配套资源。目前农村的思想工作抓得不够，大学生村官一两年就离开了，村干部也做不了这样的事。我认为应逐渐让农村城镇化，向农村投入更多社会资源，让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精神生活丰富，这样才能消灭邪教的土壤。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记者／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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