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4年6月27日,东直门外斜街的一处中成药柜台。
《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大陆中草药安全问题。本刊记者曾鼎在近期出刊的2014年24期封面故事《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中，披露了一个在大陆长期秘而不宣的事实：与化学药（西药）可造成肝损伤数据齐全不同，华人广泛使用的中草药对肝脏的损害并无深入的毒理研究，甚至包括开具中药的中、西医医生在内，往往并不知悉中草药的肝损伤风险。而愈来愈多的医药学研究发现，一大类传统中草药正在损害国人的肝脏。长期、大剂量的服用——包括中成药和草药，均可能造成致命损害。
记者采访多名中医界知名专家，整理学术研究与数据，最终完成扎实而专业的报道。稿件一经刊发便引发热议。中药话题的是非让记者采访几经波折，成稿更是不易。今天，我们为您推送记者曾鼎的采访手记，讲述报道背后的故事，无意为争论徒增口水，只为让读者感受新闻事件的更为真实而复杂的另一面。
记者/曾鼎
在临床，中草药的肝（肾）损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吊诡的是，作为一个医学问题，它一直很难得到足够认真的审视。由于牵扯到情感、政治乃至直接利益，相关讨论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地捣浆糊化。
我做中草药肝损害调查的报道始于去年12月。当时，国内J医院的一位肝病医生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目前中国急性肝衰竭病例的首要原因是中草药使用。这种肝病丧命几率极高，因此问题非常值得重视。我下载仔细并查看了论文，发现了其中一些颇为有趣和有价值的数据。带着问题和疑惑，我又按照论文上的邮箱，试图联系该肝病医生作请教。
但采访的通道很快就被关闭——由于论文在网上掀起了一些波澜，J院院方告知该肝病医生不能私下回答有关论文的任何问题。在医生的建议下，我随即尝试联系医院宣传部门，等待回复，未果。后来我闻讯，有几家电视台等体制内媒体走通了该院宣传部门的渠道，甚至在医院里架好了摄像机器，准备采访该肝病医生。但双方都没有想到，最后一刻，院方叫停了。当日进行和预定的采访，全部取消。对于已经完成的采访，J院院方建议媒体撤销稿件。
一位医生调研写就一篇颇具份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上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媒体诚意邀请论文作者做最准确的解读。这样的报道和宣传，理应对当事医生和医院都有益无害。事后我获悉，J院几乎是在一日之间对该发表论文的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最初是热烈欢迎媒体宣传，后来是唯恐避之不及。
为什么会这样？接下去的半年里，我一方面继续关注中草药肝损害问题，追问包括急性肝衰竭在内的诸多情况。我阅读更广泛的科研文献，采访更多医院的肝病医生。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寻找到J院拒绝采访的答案。
受访的肝病医生们普遍认为，使用中草药造成的肝损害状况必须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一项覆盖全国16家大型医院的调查显示，1200多例药物性肝损伤病人，中草药的致病因素占20.6%。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超过2万例药物性肝损伤病人，中草药是第二大原因。两项来自北京和安徽医院的研究认为，中草药已经成为导致中国重症肝损伤的最主要原因。
这些数据至少可以击破“中草药无毒副作用”这样的神话。但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是哪些中草药，什么样的用药情况，导致了上述中草药使用后的肝病问题？对于可能引发药物性肝损伤的西药来说，这一问题很好解答。它们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清楚，有些药比如抗结核药物，用药时损害不可避免，有些则是感冒药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滥用所致。而中草药导致的肝病问题，这个答案却相当复杂。
对于一些情感上拥护中草药的人来说，他们初看待中药肝损害问题时惯于诉之传统，拿出比如“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这样的辩护经不起推敲。传统上认识的一些非毒性中药，比如何首乌，是在近些年广泛使用才暴露出肝损害问题。一些传统上已有毒性认识的中药，如果不明确它的毒理机制，搞清楚剂量与风险的关系，量化用药的数据和标准，同样会困扰用药安全。这些信息在稿件中都有呈现。我的稿件无意去比较中药和西药肝损害的发生率的高低，医生们将药物肝损伤的原因分为中草药、各种西药，归类排名，也不是在搞军备竞赛。真正想说明的问题是：中药造成的肝损害目前仍未有深入的认识，要解决相关的不良反应就更加困难。
加大对传统中药的研究紧迫而必要，这是目前中医药界亟待攻破的难题。我希望将这个话题从中草药导致的肝病拓展开来，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采访再次遇到了J医院。J院有一位中药研究大佬X，他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中药学的重点学科带头人。我读了他及其博士的几篇文献，觉得他了解问题，是合适的受访者。
最初我试着邮件联系，X拒绝了采访。他的博士在邮件中转述，“这是专业性非常强的科学问题，更适合发表在专业刊物，大众媒体平台上读者更多是普通民众，可能难以对其中专业问题作出正确理解……”
我希望能说服X：“让大众媒体回避这样的讨论是不切实的。肝病医生披露的情况表明，这是重要的公共问题。正由于这是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所以更需要认真聆听专家的声音，打通和公众沟通的桥梁……”
我的确非常希望采访到X。从肝病医生那，我已经充分了解中草药肝病的核心问题。但对于中药本身的问题，我还需要求教于中药研究者。X很清楚中药研究的现状、问题和难处。几番邮件和电话之后，按他说，出于我的“敬业与执着精神”，终于答应当面好好聊聊。
我们的采访约在了6月10号的下午。当天上午，X电话临时告知我，需要我联系J院的宣传部门，“走一下程序”。我放心地以为，以X在医院里的地位，应该也只是走下过场而已。但不知道是我的采访意图太过于直面问题，还是X或院方那里出了什么变卦，采访的形势再次急转直下。
在原来约定好采访时间的一小时前，我最终还是吃到了闭门羹。X遗憾地告诉我，“院里领导刚得知此事，还是有顾虑，取消为好。”
深入理解中药肝损害问题的一扇大门，被关上了。事后我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中医药是国家科研的优先项目，每一年，J院都会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拿到不少中医药课题。很可能为了避免负面消息横生枝节，X主动或被动放弃了这个容易引发口水的话题。
在我采访中草药肝损害的过程中，有好几位中药研究者拒绝了我的采访。X只是拒绝——答应——再拒绝，最跌宕起伏的那一位。我觉得自己说话总是极尽客气，小心翼翼地表明来意，一再强调只为准确报道问题。我觉得，可靠的中药界人士有责任站出来解释问题。
最后，以真名出现在我稿子里的中医药专家只有Z。他已经退休了，说话自然大胆些，不惮于一般机构或利益的羁绊。Z跟我谈了很多，他觉得，既然中草药肝损害是真问题，中药界就不应该藏着掖着。很多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必须及时地纠正过来。
但Z的直言也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他告诉我，由于坚持指出中医药界的问题，他也被一些“自己人”狠狠批评。此前，他一直批评医药界诟病已久的中药注射剂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卫生部的某官员却批评他说：“中药注射剂是中药的光荣……但我们院，居然还有一个老干部，在说中药注射剂的坏话。”
“他可是当时卫生部的副部长啊！”Z感言，语调骤然拉高，嗓音有些颤抖。我面对的是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
在中国，“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写进了宪法。中医药被制度化、纳入国家医疗体系、受到大学院校扶持、由国家管理。中医药是传统，被冠以各项荣誉和高帽。卫生计生委官员鼓吹，和化学药相比较中药是天然药，中药毒副作用最小。任何一点对中草药的质疑，都有可能被批评为“数典忘祖”，“同党和政府的政策相违背”。
中草药的背后利益同样盘根错节。J院拒绝采访，可能是出于对研究者经费、项目、背后关系的考虑。在一味传统的中药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稿件中里提到的何首乌案例揭示了一些问题。超过两个中医药界的信源告诉我，对何首乌肝损害用药问题的警示和改进，甚至是药监部门想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都因阻力过大而未能举行。
采访完Z和放弃采访X的两个月后，我的中草药肝损害报道刊出了。一个周末的上午10点，手机铃声吵醒了睡梦中的我。很意外，是X的电话。他在网上看到了报道。电话里很长一段时间，这位50多岁的专家释放着自己的愤怒。他对我的报道极为不满，认为我抹黑中药，给我扣上很多令人厌烦的大帽子。
我耐着性子，请他就事论事，点出他认为报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他逐条质问我，每个信息源是否有出处。我回答是。他追问我报道中的诸多细节，我把能告诉的，旨在核实内容的部分，一一说给他听。电话总共打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最后还是对文章本身的准确性达成了共识。但X认为，稿件缺少一部分重要的信息——中医药学者的深入研究。我心里苦笑了一下，这不正是我当初非常希望采访X的原因吗？这一小时的争论时间如果能用到那次夭折的采访上就好了。这既是我的遗憾，也是X的遗憾。
悠久的中草药传统和政策法规的网开一面，使得中草药的毒副作用一直被漠视甚至掩盖。2014年24期《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和2013年19期《大陆中成药安全疑云》均已在亚马逊Kindle商店等平台发售，欢迎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电子刊。
编辑/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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