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曾试图加入共产国际
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曾多次与莫斯科交涉，企图加入共产国际，独占与莫斯科的关系，这些交涉最终以失败告终，若非如此，历史走向恐大不相同。
1925年年底，胡汉民在莫斯科初次表达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意愿。次年2月，他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支持，正式提出加入组织的请求，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他的努力让共产国际把国民党视为了共产主义的“同情党”，并任命蒋介石为执委会的“名誉委员”。
对此待遇，国民党并不满足。1926年9月及11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两次致信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党应当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保持联系”，如果不能直接加入，至少应做到双方互派代表。邵力子的建议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远东书记处的同意，但经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讨论，还是被驳回了。此后，共产国际不再考虑国民党加入或互派代表的问题。
美国独立战争的财源
筹措足够的资金是赢得一场战争的关键，新生的美国也不例外。为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国政府使用的财源并不光彩——它的手段是印刷纸币与没收亲英派财产。
这两个手段是现实条件制约下的仅有选择。当时，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并未授予中央政府征税权，靠“无代表不纳税”理念而组建的新政府，自然不能随意征税。至于向外国借钱，刚刚宣布独立的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财务信用。无奈之下，美国发行了“大陆币”来支付产品和服务。起初，大陆币与金银正币的兑换比价为1:1；1777年年初，比价变成了3:1；1778年年末，就跌到了10:1；这种势头到1779年的发行高峰更加无法遏制，比价变成了50:1。到1781年1月，大陆币已经比五年前贬值了100倍。
而那些拒绝接受大陆币，向英国人出售货物的人，需要面对可能被没收财产的威胁。战后，贫穷的政府用土地来补偿被欠薪的士兵，其中一些土地就是从亲英派那里没收得来的。
格朗嘉宾眼中的蒙古帝国
13世纪，蒙古帝国在草原崛起，东征西讨，疆域横跨欧亚。蒙古人向波兰、匈牙利发起的攻击令罗马教廷感到担忧，于是派出格朗嘉宾为使节，前往蒙古刺探这个未知的敌人，并考察与之讲和、结盟及向其传教的可能性。
根据自己的出使经历，格朗嘉宾写了一份报告书。他认为欧洲人不可能与蒙古媾和，因为成吉思汗命令蒙古人征服全世界，而对他们唯命是从将意味着“无可容忍的奴役身份”、“灵魂堕入地狱”。唯一的选择是与之作战，对此，格朗嘉宾似乎毫不畏惧，他认为蒙古“人数微少而且在体质方面也较低劣”。他评价道，蒙古人的优势在于置之死地的英勇和40年连续作战的经验；而欧洲人在装备方面有所长，应利用好弩炮、护甲等，但最重要的是要联合起来。
格朗嘉宾的报告第一次向中世纪欧洲提到了中国，但他对中国极不了解，误以为南宋位于海上，还以为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一尊神，敬重我主耶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从不举行任何洗礼”。
汉朝的鹰鸽辩论
汉武帝时期，朝臣曾进行过两次对匈奴政策的辩论。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35年，匈奴使者到长安请求和亲，大行令王恢认为匈奴“率不过数岁即背约”，劝皇帝“举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持相反意见，他指出“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匈奴⋯⋯迁徙鸟集，难以而制”，主张和亲。最终，“群臣议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两年后，豪商聂壹通过王恢向汉武帝建议，趁匈奴亲汉，诱骗他们进入马邑，设大军伏击。韩安国把之前的理由再讲了一遍，仍强调匈奴在战略及战术上都难以制服；王恢针锋相对，声称以中国之盛，击败匈奴只需要“遣百分之一”，认为伏击战的计谋极好，“单于可擒，百全必取”。
这次辩论的结果拉开了汉匈鏖战的大幕，实际上，武帝用兵决心已定，辩论只是形式而已。尽管马邑之围被单于识破，计谋失败，也只是断送了主战大臣王恢的性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再也无法停止，汉王朝从“蓄积岁增，户口寝息”走向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最早的拥堵和最早的地铁
1850年，伦敦人口超过了25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中，150万人是在短短50年内增长产生的。稠密的人口使伦敦变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交通拥堵的大城市，尽管当时还没有发明汽车，堵在伦敦街上的，是公共或私家的马车们。人为立法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由于议会禁止在伦敦市中心修建火车站，伦敦几个车站都建在了郊区。
一位名叫查尔斯·皮尔森的律师觉察到伦敦市区工人对乡村居住环境的向往，并敏锐地意识到降低公共交通成本的意义与商机。他决定修建一条“运作于地下管道的铁路”，在花了数年时间说服议会批准后，皮尔森又用了近10年来筹资和建设。1863年1月，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从伦敦市帕丁顿到法灵顿的线路通车了，当天，38000人搭乘了它。这时，电力还没有被商用，伦敦地铁使用的照明设备为煤油灯，车厢是木制的，动力则是一路喷发烟雾的蒸汽机车。
波兰骑兵砍坦克的真相
1939年9月1日，负责掩护波兰军队向东撤退的波军第18波美拉尼亚骑兵团发现了一批正在休息的德国步兵，其指挥官当即决定：带两个中队，约250人的兵力突袭，以出敌不意的反击来打乱敌军进攻的套路。这次作战是成功的，德国步兵被冲散，德军的前进步调也因此放缓，波军的两个营都抓住这一机会撤到了后方；而德军军营的慌乱甚至要德装甲兵第19军军长古德里安亲自出马整顿。
德国人在战场上的不利，意大利人在宣传上帮他们超额挽回。一名意大利记者妙笔生花，描述波兰骑兵是“挥舞马刀，举着长矛冲向德国坦克”，他刻画的滑稽形象为后来的纳粹宣传部门多番完善，比如声称发现波军宣传资料上说“德军坦克只是表面包了金属片”。二战后，纳粹的宣传成果又为苏联宣传部门直接利用，“骑兵砍坦克”的传说就这样又被续命几十年，直到90年代，美国一些历史教材上仍能看到它。
文/赵新宇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9期 总第522期
（首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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