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污染源的管控要有的放矢，但即使在科研上，目前雾霾来源的许多具体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自PM2.5进入国人视野以来，针对污染源“谁是‘主犯’，谁是‘从犯’”的辩论，一直持续至今。
实际上，正本清源不过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污染源头，并在各个利益群体的复杂博弈中，尽量减少伤害民众权益，并作出妥协。
颗粒从哪里来
2014年9月，全球顶级科学期刊《自然》（Narure）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雾霾来源的文章。该文章指出，2013年初，中国严重的灰霾污染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二次颗粒物导致。也就是说，各个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在空气中反应后，才形成大部分PM2.5。
“目前很多结论难以有效指导与支撑各地的污染治理实践工作。比如北京的PM2.5来源解析研究工作就不够，需要更高精度、更准确的研究成果。”《自然》文章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曹军骥告诉《凤凰周刊》，当前中国空气污染非常复杂， 很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当前尤其缺乏不同城市/区域空气的污染成因、预警预报、污染控制解决方案等高水平研究。
即使是拥有众多科研资源优势的北京，学界仍在设法知晓北京雾霾的形成机制。
2014年11月，另一份著名科学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文章，揭示了北京雾霾形成的重要一环。文章第一作者、北京大学与美国得州A&M大学的联合博士后郭松告诉《凤凰周刊》：北京霾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颗粒物有效的成核，以及持续快速的增长过程，这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
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印证了前述《自然》杂志文章的说法。与直接排放至北京大气中的一次颗粒物相比，经化学转化形成的二次颗粒物对北京雾霾的贡献更大。
要控制雾霾，三类主要的气态污染物是关键：城区交通等排放的大量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x）和周边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硫（SO2）。
此前有媒体报道，大陆雾霾源解析工作中还面临一个现实挑战——为了完成环保部定下的任务，赶在2014年底之前公布35个城市的源解析清单，本来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被迫驶入快车道。
35个城市各自找科研院所来解析自己的雾霾成因，并无统一标准。已有很多科研学者对此提出担忧。
除了雾霾污染源，搞清楚气象条件的影响机制也很重要。
APEC期间，空气质量保障专家组的预计就曾落空。原来预计的由于静稳天气，北京中重度污染并没有如期到来。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事后总结说，蓝天是典型的“人努力，天也帮忙”。张大伟称，当日污染物在北京上空堆积后，及时到来的偏西风和偏北风起了作用。如果没有这两个小过程，北京南部地区空气质量可能就会转差。
“呼风唤雨”亦无解
当污染源“一刀切”显得不切实际的时候，北京——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按捺不住对蓝天常态化的等待。
一些治霾方案打起了风雨的主意。2014年11月，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传出消息称，北京正研究6条通风廊道，以增强通风潜力、缓解热岛效应，实现风道驱霾。
不仅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京多地近年来也传出类似声音，拟将城市风道规划作为治理大气污染的手段之一。
近年来类似借助风雨的速成治霾方案层出不穷。2014年3月，北京市气象局的人工消减雾霾项目曾亮相。根据当时官方公布的“2014年部门预算”，北京市气象局将在2014年投入2000万元用于人工消减雾霾，这是人工消减雾霾首次作为单独项目列入该部门预算。
中国各地气象部门吹响了造雨破雾霾的号角。2013年11月，中国气象局印发方案要求各级气象部门新增一项任务——用人工影响天气的方式消减雾霾，改善空气质量。
《方案》要求，各地气象部门在2015年形成人工影响天气改善空气质量作业能力，在重污染天气条件下能够开展消减雾霾业务。
但这类治霾速成法令人存疑。包括气象学和环境学在内的学者向《凤凰周刊》证实，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工作在全世界尚无先例。
包括人工增雨、消雾等方式消除雾霾在内，国内外目前都缺乏这方面的有效性研究，中国即将开展的人工影响天气消解雾霾最多只能算是科学实验。
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际操作上讲，几乎没有可能以这种手段来缓解大范围雾霾天气。
同行政命令“一刀切”的APEC蓝天打造思路类似，这些宏大的设想或方案目前基本上由政府主导。
对于棘手问题，政府常常偏好典型的中国式解决方案——宏伟且昂贵的设计。这是同自然较量中最能彰显中国模式和雄心壮志的举动。
这类政绩工程式的操作引来了科学家不少担忧。有科学家向《凤凰周刊》称，政府常常容易忽视这类宏大工程的全方面详细调研。
把风道让出来，是否真能引风吹走雾霾？有气象专家公开表示，风道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需要科学论证。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认为，北京每次遇到重污染过程基本处于无风的静稳状态，有风道但没风解决不了问题。治理大气污染，根本还是要靠治理污染源。
保持“APEC蓝”，减排是硬道理。NGO人士、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以及大气污染研究者多持此态度。政府部门需要把运动式的减排，变成长期的督察和不排。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就此反问，“平时号称排放达标的企业是不是真达标，号称24小时监管的部门是不是真监管，号称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的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社会痛苦最小化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建军看来，治理环境污染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政府不是追求行政效益最大化就可以完成治污。最重要的就是体现社会成本，社会学叫社会痛苦最小化，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中国社会的政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也莫能例外。诸多专家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担忧，这种模式未来能否转变为民众能够参与的切实环境治理模式。
有关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争论最为典型。
11月26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称，“前段时间“APEC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改善空气质量不能总靠天帮忙。最近社会对单双号汽车上路也有各种积极意见，就是建议单双号成为常态，包括周六日，我们将听取和论证。”
随即，央视前制片人王青雷发表《致北京市副市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建言，新闻报道中看到“北京市将研究论证单双号限行政策”。作为市民，他感谢李士祥表态并不是就要实施，而是对这个意见进行充分论证。在这个关系到2000多万人口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上，北京能持审慎而严谨的态度。
但王青雷还是建议，“单双号限行应该缓行”。这并不是基于对于这项政策本身的反对，而是不希望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依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思维延续下去。
2000多万城市人口的福祉和权利，应该是政府最大的利益考量。对于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每一项重大公共政策，政府都无权、也没有资格轻易地剥夺公民的权利。
有舆论猜测，之所以要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因为对政府来说，禁止汽车比较容易，其他因素很难下手。
机动车的确是北京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2014年10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北京PM2.5来源解析的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市全年PM2.5来源中区域传输贡献约占28%-36%，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64%-72%。
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为主要来源，分别占31.1%、22.4%、18.1%和14.3%，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其他排放约占PM2.5的14.1%。
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汽车尾气污染数据也得到一些研究人士的认同。
此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曾告诉《凤凰周刊》，平时汽车对北京PM2.5的贡献是动态的，这个数字从10%到50%之间都有可能，大概给个平均值就是30%。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汽车贡献的比例还会上升。
北京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南面敞口，形如簸箕。
静稳天气，北京尤其适合在市内淤积机动车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此外，国外其他城市的研究结果也能验证汽车尾气的污染：在巴黎、东京、洛杉矶的大气颗粒物中，机动车所占贡献分别为30%、28%和23%。
不过，王青雷也将限车政策直指公车问题。北京市曾经公布自己的公车数量62000多辆，这还不包括未经披露的中央直属机关、部级单位、国家级机构的公务用车数量。
王青雷追问，这些车辆能否帮助北京每天170万辆左右车流量的道路交通减负？
“如果政府对于雾霾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已经尽最大的限度完善各种措施，我相信拥有大局观的北京市民可以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为了共同的环境。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有太多的工作没有去做、没有做好。”王青雷说。
“单双号限行这一措施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评估、全面的论证。”马军也认为，论证首先应该公开，让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表达意见；其次，在讨论单双号限行这一措施外，一定要对“替代性方案”和“零方案”进行论证，即不实行单双号限行会怎么样，或者在单双号限行之外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上，拿小汽车这种移动污染源开刀，而不先解决工厂、锅炉等固定污染源，是事倍功半的做法。”马军认为，相对于动辄几百万辆的小汽车，固定污染源的数量一般较少，法定的排放标准也比较明确，检查和处罚起来成本较低，更具可操作性。“在公开固定的空气污染源信息方面，京津冀地区还有改善空间”。
“懒汉思维”治标不治本
“参与”“权利”“博弈”的说法，也适用于被停工的工地，被停产的企业。
没有理由随便剥夺他人吃饭的权利。呼吸洁净空气是公民权利，但饭碗也关系到人权，涉及到公平。
有评论认为，政府的“一刀切”“懒政思维”表面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应该让社会公开参与，认真讨论临时政策作为长久之计的合法、合理性。
在未来治理雾霾的过程中，这种冲突和争论还将不断延续。
尽管北京市环保局称，他们已经厘清本市PM2.5及其组分的浓度水平、时间变化规律、空间分布特征，只是暂未公布。但治理方案如何实施最有效，污染源治理关键在哪儿，由于空气污染非常复杂，并没有哪个专家能打包票。
科研是缓慢的过程，要为决策提供全面扎实的依据并不容易。
“工业要治理，汽车尾气也要治理，农业污染源要着手，露天焚烧也不能有……”《凤凰周刊》记者过去几年采访的空气污染研究者，一直持此种口径。前述《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院院报》的大气研究者，在政策制定上也持此态度。
要获得洁净的空气代价多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俊华看来，“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每一类污染源都要治理，无论贡献大小，都要齐下工夫，包括我们每个人”。
实际上，尽管美国洛杉矶相对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算好，但仍在治理和改善。
扎实的科研依据、公开的参与讨论、透明的行政决策、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赢得这场空气保卫战最好的方案。
既然洁净的空气是所有人的权利，而每个人，包括私家车主、工厂老板、工地人员、垃圾焚烧者都可能是排污者，他们都应参与到这场博弈中来。
国外的经验也表明，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是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动力。在洛杉矶，从1940年代的烟雾事件以来，如果没有公众数十年来坚持不懈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大气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很可能消极懈怠，监督主体则可能无所作为。
一直有舆论坚持，大陆迫切需要消除公众的无奈和麻木，人们应理直气壮地向大气污染治理责任主体要态度、要说法。同时向监管主体要承诺、要成绩。面对雾霾，公众既是直接的承受者，也能是有力的行动者。每个人都有承担的义务，也应当享有参与的权利。
然而，《致北京市副市长的一封公开信》和王青雷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却消失了。
记者／曾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6期 总第529期
（图；2014年10月8日傍晚,北京启动今年下半年首个“空 气重污染预警”,等级黄色,预计未来三天将持续“5级度污染”状态。图为人们在拍摄雾霾笼罩下的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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