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架客机失联了。周日（12月28日）下午6点17分，原定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亚航QZ8501航班客机在起飞40分钟后与空管失去联系，从雷达上突然消失。搜寻至今仍毫无结果。
亚航表示，失联客机上有15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共162人。
亚航8501的失联不免让人联想起各方寻找了将近10个月仍无音讯的马航MH370航班。MH370自3月8日失联之后，中、澳、马三方联合搜寻行动至今未有任何发现。
2014年12月出版的《凤凰周刊》2014年第35期刊发特别报道系列文章《MH370乘客家属: 最无望的等待》、《澳交通局：预计一年时间找到MH370》、《 美国海洋学家：未发现MH370残骸是最大疑点》，详尽介绍了关于MH370的最新搜救进展。
9月8日一早，戴淑琴和其他五十余位MH370遇难者家属一道，照例先去雍和宫祈福，然后直奔首都机场去“接机”——自出事以来的每月8日，都会有部分MH370航班的乘客家属来到首都机场T3航站楼，在那架航班本应抵达的时间，守望着“国际到达”的出口处。
另一位家属徐京红则不太敢面对这样一个仪式化的场景。她借一次出差的机会去乘客出口处张望了片刻，结果扔下同行的客户失声痛哭。在她看来，那场景极像电影《归来》：每个月都算着日子去站台守候，看着一个又一个旅客和亲朋欢笑相聚，自己的亲人却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行为被其他遇难者家属看作慰藉，但痛哭后的徐京红发现，寻求这种慰藉的过程如同饮鸩止渴。
9月的8日对他们来说尤其难熬——这一天不仅是MH370失联整整半年的时间，更是中国人讲究团圆的中秋佳节。
3月8日，戴淑琴的妹妹一家五口、徐京红的妈妈、宋春杰的姐姐、姜辉的妈妈以及其他23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凌晨登上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370航班，并在起飞约一小时后随着这架波音777客机一起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如今，新闻渐成旧事，与MH370有关的新闻已无法成为舆论焦点。饱受煎熬的家属们仿佛折翼的天使，只有依靠相互支撑才不至于跌落绝望的深渊。
不敢唱歌
9月8日从机场回家后，戴淑琴发高烧到39℃，她给另一位家属胡秀芳发去短信，胡秀芳二话不说就赶来陪她。平日里，姐妹俩经常通话，但往往是在只言片语间一起哭上半小时，而后挂掉电话。那天戴淑琴知道姐妹到了车站，起身去迎接的工夫就觉得出了一身的汗，“病痛顿时减轻多了”——这八个月的生活对她来说也如临一场大病。
他们的生活已经被MH370所改变：徐京红因为奔波马航的事情被公司辞退，她瘦了七八公斤，戒烟多年后又重新开始吸烟；戴淑琴走到哪儿都拎着妹妹用过的包，她的嗓子始终沙哑未愈，原先善良到“为了给政府省钱”而不愿住丽都酒店，现在只要一交涉飞机的事情就破口大骂；姜辉突然变得格外脆弱，在电视上看到灾难画面就会流泪……
在漫长的等待中，“飞机被劫持到某个美军基地”、“乘客都被囚禁于某个小岛”等耸人听闻的消息一度令家属们不知所措。当时还在丽都饭店挨日子等消息的戴淑琴听到后，坚持每天睡在地板上，不铺不垫——“我就想着，妹妹一家可能也躺在哪个山洞里的石头上呢，我得感同身受，和他们一起受罪。”而后，更多传闻不断涌现又相互推翻，让家属们一次次在希望与失望间折返，备受折磨。
9月的一个周末，在香港工作的宋春杰回来了，徐京红也从天津赶来，家属们好不容易凑齐16个人聚餐。那天宋春杰还带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乘客家属，叫纳森。纳森拿出一瓶2升装的威士忌，在座的四五个人分而饮之。然后大家商量着去附近的“第五俱乐部”唱歌，好好放松放松。一切都开开心心的。开唱后，大姐戴淑琴不管谁唱，都去跟着“起起哄”，但当她听到失去妻子的老白唱了一首情歌时，她呆住了，没敢靠近——老白哽咽了。
这时，姜辉才意识到，尽管唱歌是再普通不过的娱乐活动，但“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适合了”——“你说，你点什么歌吧？哪首里面不带点感情？一唱到什么‘想念’、‘爱你’，我们都会崩溃。”
“客气话”
9月1日，部分在京家属再次到北京空港去和马航、马政府方面交涉，结果让戴淑琴“气得直哆嗦”。家属称，他们要求马方出具一个“两年之内为起诉责任方的有效期限”的书面证明，但遭到拒绝。
自事件发生以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和马国政府就被外界质疑工作低效、混乱、不透明。起初，飞机折返时间、马军方雷达和民用雷达监测到飞机时间的发布几经调整，军方、马航、民航局的说法也互相矛盾。而事件的蹊跷、突然，以及调查的空前难度，也令马方无法在短时间内向家属们给出满意的答案。
于是，双方的沟通总是不太顺畅。多位家属证实，有一次双方在马航设在空港的办公室产生摩擦，家属称：“马国总理纳吉布都曾对中国领导人说，将尽一切努力调查，说这是马方对乘客家属的责任。你们怎么能这种态度？”结果马航方面一位名为“扎冒”（音译）的负责人居然通过翻译对家属们说：“这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客气话罢了。”
至今，由于双方沟通不利再加上不信任，由马方为每户提供的一份5万美金的补偿金，绝大部分家属都迟迟没来认领。也是由于不信任，姜辉重新捡起大学时的通信专业，不断咨询专家学者。“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法律专家、航空专家、通信专家，还都把英语水平提高了点。”姜辉苦笑说，“没有辙。”
马来西亚交通部以“部长行程太忙”为由拒绝了《凤凰周刊》的采访。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则没有回应《凤凰周刊》的采访请求。
“又白搜了”
自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3月24日在吉隆坡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并遗憾地称“飞机上无人生还”之后，搜寻失联客机的重点便被转移到了澳大利亚。
7月6日，奔走向各方求救的家属以集体的名义给澳大利亚副总理杜斯和JACC（联合机构协调中心）发去一封信，家属们在信中请求澳方去调查几项内容：卫星“握手”数据是否完整可靠；货物清单及包装安检时的录像；乘客登机录像；机上乘客电话是否尝试过连接基站；空管和军方雷达监控人员值班录像，并对如何提高下一阶段招标搜救的效率提出建议。
四天以后，他们收到JACC的回信：“我们首先向家属表达深切的慰问，我们对他们和公众负有责任。澳大利亚仍然在尽力搜救。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一条向南印度洋延伸的弧线，这一直是搜寻的焦点。深海搜寻阶段将在七周后开启。”
家属得到了宽慰：“尽管没有对提出的问题给予正面答复，但是这是包括各国首相、总理秘书处、各媒体或者波音公司等相关方面中，唯一一个及时回复家属信件的机构。”宋春杰回忆说，他和另外几位懂英语的家属曾在7月初参加过JACC的电话会议，“不管你提什么问题，澳方都能给你回答得很细致。如果确实还不掌握情况，他们也会如实告诉你。”
荷兰的辉固公司（FUGRO N.V.）负责下一阶段的搜救工作，并公布了搜索时限为一年。心焦如火的家属们认为这个进程不够快。在给澳大利亚的信中，他们曾呼吁挑选多家能胜任的公司同步展开搜索，以缩短搜索时间。辉固公司的战略总监罗伯·勒伊嫩堡（Rob Luijnenburg）通过《凤凰周刊》记者做出回应：“我们很清楚围绕着此次任务的伤感的情绪。和家属们一样，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为北京和其他焦急等待的世人提供答案。”
然而，现实依旧残酷。从泰国湾到马六甲海峡，再到珀斯以西北的印度洋海域，搜寻范围一再更改，搜寻深度从2000米增至4000米，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动用了卫星、飞机、舰船以及水下航行器等多种装备，但除了几个先后被排除的疑似漂浮残骸，竟没能发现与MH370相关的任何踪迹。迄今为止，已经有4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被搜寻过，接近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
4月11日，澳方甚至表示，对黑匣子的定位已经缩小至几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对接收到的脉冲信号“很有信心”。但6月底，澳大利亚副总理杜斯却又宣布，对MH370的搜救范围作出调整，较原来搜索范围更偏南。8月，JACC宣布第一阶段的搜救工作结束。
“又白搜了。”姜辉失望地说。
“家委会是非法组织吗”
等待之余，家属们在国内会不定期地与官方沟通。除了外交部的官员，几乎每次会面都有安保及公安人员在场——有时从外地赶来的家属还有维稳人员陪同。
早在3月19日，聚集在丽都饭店的家属们就成立了“马航MH370家属委员会”，随后逾百人加入到了这个有组织、有发言人的“家委会”。他们在这个微信群之外成立了另一个专门用来投票的群。每个家庭派出一名代表，入群后要承诺“遵守群规”并为自己的言论“承担法律后果”。“家委会”的决定、公开发表的言论，都是经由这个投票群产生的。
但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传言说“‘家委会’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家属们到空港的马航办公室交涉过后，经常会再被带到派出所问话、做笔录。有一次，家属在和马政府、马航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的负责人沟通时，由于情绪激动，双方发生一些冲突，16名家属被带到派出所传唤，戴淑琴也在其中。24小时过去后，当戴淑琴走出派出所大门，看到约20位家属在门口迎接她的时候,虽然已是深夜，但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他们逐个与戴拥抱，彼此都流下眼泪。
5月中旬，北京警方一位警官请部分家属吃饭时，徐京红在饭桌上情绪失控，哭着问“家属委员会能算是非法组织么”，警官回答“没这回事”，家属的情绪才稍稍得以平复。
姜辉回忆，6月底听说有一个调查团前往马来西亚，但始终没有人向家属通报调查结果。“哪怕什么进展都没有，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一下吧。”
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最后一次就马航MH370事件表态是在5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欢迎马来西亚邀请国际社会相关方建立独立调查组对马航MH370客机事件展开深入调查，中方将继续积极参与后续搜寻，开展公正调查，还愿意与马方密切协调，进一步做好对中国乘客家属的安抚服务工作。
8月8日，家属们以集体的名义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联合国秉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敦促有关方面和第三方机构让调查和搜救有效进行。信的结尾，近80名家属签上了名字。曾有家属希望外交部帮忙，通过外交渠道将信发至联合国，以此增强公开信的效力，但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复。
“我们觉得得不到依靠。”一位家属沮丧地说。
只能相互依靠
每一次和各方交涉都令家属们感到筋疲力尽，而距离搜寻海域的8000公里之远、目标所在的水下4000米之深，又加剧了乘客家属们无助无望的心态。
“我们没有别的依靠，只能是相互支撑。要不是有他们做我的主心骨，我怕是活不下来了。”戴淑琴说。“家属委员会”对他们而言已经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家庭——在各自失去亲人后相互支撑、相互抱团而组成的新家庭。
9月4日下午，徐京红准备从北京南站坐火车回天津，姜辉执意要开车送她；在出发前，姜辉接过戴淑琴特意为他做的一袋包子；徐京红代表家属群体跑各种事务时，“帮不上忙”的戴淑琴就替徐照看孩子……最近，宋春杰生病连续去医院打点滴、姜辉因痛风双脚浮肿，都成了大家揪心的对象。
云南鲁甸地震后，他们在自己100多人范围内发起了捐款，募集到一万元送往灾区；韩国“岁月”号沉船后，他们再三请媒体给逝者家属带去慰问；就连最相近的马航MH17的灾难发生后，他们都认真地为死难者家属起草了十点建议，其中包括：不要指望从马航那边得到任何一手信息；家属中有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请站出来；趁舆论还在，赶紧要求成立第三方调查组；你们有权要求相关方面提供免费食宿；和其他家属在一起，这样你们会有所宽慰，愿你们少遭受我们370家属的痛苦；……
戴淑琴总说：“咱们谁也不能逃出这个家庭去，将来哪怕事情结束了、找到我们的亲人了，我们也不能散。”
“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他们。”姜辉应道。
MH370失事之后，在京的遇难者家属常去雍和宫里算上一卦。虽然“大师”们此前预言的亲人归来的几个时间节点都已经一个个过去，但家属们还在互相提醒着：算命的说了，他们可能就要回来了啊。
特约撰稿员／李叙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5期 总第528期
（图： 智良(音译)的未婚妻随着MH370在3月8日一同消失。他们原计划在今年完婚,如今却只剩下他守在这个尚未装修的空荡荡的婚房里。尽管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搜索仍未发现与MH370相关的任何踪迹,但智良说,他会永远等待他的未婚妻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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