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四川名医周晓辉自杀背后》
凤凰周刊记者／郭天力
他把自己吊死在成都郊外房子的PVC管子上，空荡荡的房间里留下两个啤酒瓶和几十只烟头。
2015年3月31日晚上9点多钟，消息开始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的职工的朋友圈中流传：省医院一名普外科医生因医疗纠纷自杀身亡。虽然微信没有提周晓辉的名字，但人们很快猜出，走上绝路的就是这位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当晚看到医生自杀消息，我从微信内容中普外科、医疗纠纷、患病妻子几个信息，就隐约感到有可能是周晓辉。”四川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张生（化名）回忆。此前，周晓辉曾多次对同事们说，患者是他留下的，责任他来担。“他还在给大家减压，自己却难以承起医患纠纷之重——而且他还是个很乐观的人。”
周晓辉自杀的第二天上午，他的同事们陆续来到第一住院部大楼前，摆放鲜花祭奠他的离去。
周晓辉自1988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直到他结束自己的生命。20多年在这里行医，他是出名的好脾气。周晓辉的妻子患卵巢癌多年，他常以身说法，向同事们陈情求医的难处，不只身体上备受煎熬，经济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劝同事们给患者开药的时候“手下留情”。他的一位同仁追悼时评价周晓辉，从医术到医德，都是省医院的佼佼者。
在大家的记忆里，这位严谨的医生也不乏生活情趣。他喜欢打乒乓球，也像很多成都人一样工作之余打打麻将消遣，但是自从“摊上事儿”后，他在麻将朋友圈里消失了。
院方自发祭奠当天，一位曾接受过周晓辉手术的病患从外地赶来，冲进与周晓辉有纠纷的患者病房，扬言要“为周大夫报仇”，两位保安冲上去制止了他的疯狂举动。感念他的病人在公共区摆放鲜花，柱子上贴着一张悼词：“周晓辉好医生，您辛苦了，一路走好！……双流县患者敬上”。
与周晓辉共事18年的护士邓蓉的回忆，他无微不至照顾病妻多年，每天长时间煎熬中药、陪伴妻子散步。他时常对组里的年轻医生说，很多问题，站到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想想就好办多了。
六年前，周晓辉在远离成都主城区的温江区贷款购买了第二套房，房子交工后，一直没有装修。随后周晓辉的妻子就被查出恶性肿瘤，他一度想把房子卖了给妻子治病。6年后，就在这所徒有四壁的毛坯房里，周晓辉经受了最后的生死挣扎。
一位熟悉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人士称，作为一个肝胆外科颇有名气的主任医师，行医30年买第二套住房还需要贷款，且是郊区的房子，“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拿患者当亲人一样看。”
盘点大陆媒体医患纠纷报道，医生经常成为备受指责的靶子，有着极好口碑的周晓辉之死，让医护人员找到了情绪宣泄的出口。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周晓辉是被“医闹”逼死，并历数患者龙女士一家打骂医护人员、恶意拖欠高达35万元医疗费等行为。“周晓辉与妻子十分恩爱，虽然妻子病情较为严重，但这绝不是周晓辉自杀的直接原因。龙女士病情反复发作，家属拖欠巨额费用，还与几乎全科室所有医护人员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纠纷，作为龙女士主治大夫的周晓辉，深感自责却又无力扭转，这才是让他放下病妻、90岁老母亲自杀的最大原因。”张生分析，这一结论在肝胆外科已是定论。
有媒体在报道中称“医生不堪‘医闹’自杀身亡”。四川省人民医院随即澄清：不存在医闹行为，无法确认周晓辉自杀与医患纠纷有关系。
4月1日上午，一位难掩悲痛的护士，将一束白花送到已在肝胆外科住院9个多月的女患者龙友香一家手中，以此告诉他们周晓辉的死讯。龙家反应强烈，到医院行政办公室要说法，称周晓辉是“畏罪自杀”。
龙家人承认，周晓辉确实想了不少办法治疗龙女士，包括找院外专家会诊，但龙的丈夫仍认为周大夫在其妻的手术中有责任，“否则，他为啥免费给我们治？”
龙女士的女儿周家琼对记者们颇有怨艾：“所有的媒体都在讲周晓辉的为人多么多么好，可这与手术是否有问题有必然关系吗？难道媒体想以周晓辉的医德高尚，来反衬我们品德低下？”
得知周晓辉自杀时的冲动已经过去，龙友香的丈夫周国栋平静了许多，“总有一个为我们说话的”。妻子入院之初，65岁的他头发大多还是黑色的，妻子病情加重后，他的头发很快全白了。
周国栋记得，生下第四个孩子一年多后，妻子龙友香得了胆结石，就近在当地雷波县医院做了胆切除手术。十几年前，又在县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2013年，在宜宾市医院做了第三次手术，“都是胆的问题”， 周国栋回忆，“做了手术后，她恢复得不错，下地干活，抱孙孙，样样能行。”然而2014年6月上旬，龙友香腹部开始疼，家人知道，大约旧病又复发了。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描述里，周国栋一家曾四处求医无门，因病情复杂遭到了多家医院拒绝，最后辗转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周国栋对这样的描述十分不满：“我和老伴一辈子没到过省城，这次发病后，我们就说，也别跑县城和宜宾了，直接去成都吧。”6月19日，周国栋和儿女带着龙友香从雷波县城坐了8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成都。
因为感觉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一家人还在成都游玩了几天，6月24日才到省医院求医，遇到周晓辉坐诊。当天，周晓辉就安排龙友香住院，并做了术前体检。
6天后，龙友香接受了周晓辉主刀的第一次开腹手术，手术名称为“左外叶切除、胆道探查取石、胆道镜检查、T管引流术”。周家琼回忆，术后多日，龙友香总喊胃疼，而且开刀部位始终不能愈合，“一开始周大夫认为是正常反应，甚至让我们办出院手续。但是后来老不愈合，情况并没有朝他预计的方向发展。他也有点不好意思，有时自己动手换药。护士在换药时，不知道是为了使伤口尽快愈合还是什么原因，把刀口两侧的肉使劲往中间挤压，母亲非常痛苦。”
7月上旬，周家琼发现了更严重的事情：“母亲喝水后不久，水居然从刀口部位流了出来，上衣和裤子都湿了！但周大夫却认为不可能。在我们坚持下，他给我们开了单子去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说胃上有一厘米长的口子。”周国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手势，气愤不已地说：“妻子做的是胆管手术，怎么胃上会有口子？”
周家琼怀疑，周晓辉开刀时，手术刀可能划到了胃，但当时并没有发现。后来，随着食物渗漏到腹腔，导致刀口不能愈合，后来发展到流出体外的程度。“但周大夫不认为是胃上有口子，他解释为十二指肠瘘。”
周国栋至今记得看到结果后，全家人何等惊怒交加。收到催费单时，“我去护士站，把单子扔给他们了。后来他们便不再给单子。”省医院人士在网上贴出的文章也显示，由于龙家8个多月拖欠医疗费用超过35万元，给全科的绩效考核带来影响，部分医护人员偶尔的埋怨，也传到了周晓辉的耳中。
周国栋不否认与医护人员发生过争执，但拒绝承认有肢体冲突。“我们没和周晓辉发生过直接矛盾，都没有用手指指过他。”
当年11月，龙友香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为“全麻下行十二指肠瘘口切除、胃空肠吻合术”。今年3月，再次施行了第三次手术。这次是“经窦道胆道镜取石”。不幸的是，患者术后黄疸依然偏高。“华西医院大夫说，如果两星期内病情能有好转，他可以帮忙，如果病情依然如故，他就不管了。”
周家琼称，在其母亲的一份病危通知书中，原来填写的病因为两种，但病历被封存前，病因被添加为四种。此外，病历上原本写的是胃部手术，后来又被改成十二指肠瘘。
“我用手机拍了做过修改的病历。”周家琼边说边拿出手机，但迟迟无法打开图片，病历上究竟写了什么，至今也无从查看。
四川省人民医院对周晓辉之死的表态始终模糊不清，只有简单回应：自杀与医疗纠纷之间有无关联，有待调查，“他走出这一步之前，和妻子究竟有过哪些暗示，院方无从得知。”
在许多医院员工看来，院方的表态纯属“和稀泥”：院方早已知晓医患纠纷困扰着周晓辉，只是不愿正式承认。一位周晓辉的同事认为，“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医生不愿将麻烦推给院方，担心影响自身名誉和团队绩效，而院方更不愿主动介入这样的纷争：患者插着管子在病床上呻吟，肯定无法撵走，否则医院声誉更是要不得，只能先治疗再说，对错的问题倒在其次。”
得到“免费治疗”的龙女士一家也在喊冤。“来的时候还很好，遭了好几茬罪，结果现在身上插了这么多管子，生命危在旦夕，不仅身体难受，精神上还要顶着‘医闹’的骂名。”周家琼说，他们与医护人员有过争执，但从来没有拉过横幅，讨要过赔偿款，“我们只想要母亲身体健康。”
医生自杀，患者病势危急，医院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这一三输的结局，超出各方预料。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大陆平均每家医院遭受医疗纠纷20.6起，2012年上升到27.8起。2012年全国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医患关系的对立，达到顶点。在业内人士看来，周晓辉死得仓促，没有留下一纸遗书，让压垮他精神支柱的原因成为问号。但他的死给卫生领域再次敲响警钟：医疗纠纷出现后，医患双方该如何处理纠纷，防止伤医事件发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部曹建华等人撰文指出，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为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多种途径和方法，但在实践中，制度设计未能得到医患双方的充分认可，医患纠纷矛盾非但没有因此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很多医务人员普遍感觉缺乏安全感，时刻担心出现医疗纠纷。与此同时，协商解决的制度也发生变异，异化为反复纠缠医生或医院管理者等非理性行为。
现行《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纠纷的调解实质是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持的一种行政调解。由于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患方对调解的公正性存在质疑，行政调解名存实亡。
为此，曹建华等人建议，应发展民间医疗纠纷的ADR（法院外纠纷解决模式）组织，为医疗纠纷提供更多选择余地。政府或司法机关可以为该组织提供援助，但组织在医患纠纷中保持中立。
四川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证实，他们从未收到周晓辉事件相关的医疗事故鉴定申请。
龙友香的家人称，他们曾找过省医院医务处要求鉴定，但被周晓辉拦下，“他说有想法找他就可以，找医院干啥？”现在，已无人可以知道在这8个月里周晓辉经历了什么样的压力与思量，他又是在怎样的孤单中一步步走向绝望。
“我们遗憾地看到，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医生扮演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角色，这是不妥当的。”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祝彬惋惜不已，因为手术易引发多种并发症，该项手术是普外科中医疗纠纷多发的领域，医院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理应健全，“医疗机构应当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处理，并且应建立医疗纠纷处理日常机制。”
祝彬指出，当前中国内地医院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执行效率低下。同时，医疗费用高昂、不满社会现状、仇富心理严重、患者医疗知识匮乏、医生道德滑坡等因素相互交织，也是导致医患纠纷居高不下的原因。“即便如此，我认为不应当过于放大医疗领域中的一些医患冲突，更不应当采取以牙还牙、同态复仇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医患关系，否则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还是要坚守法律、坚持理性处理医患纠纷。”
一家北京三甲医院医生向本刊记者介绍，北京部分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院方会及时介入或提请相关机构介入，当事医生可正常工作，本人和所在科室的医务人员收入也不会因此减少。“反观周晓辉的经历，缺乏有力后盾、担心收入受损，或许是周晓辉不愿让院方介入的原因。”
四川省人民医院门诊大楼里，永远是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这家医院的诊疗收入去年增速达到10%，正在奋力追赶同城的另一家超级医院华西医院。大厅的专家介绍展板上，挂了多年的周晓辉个人信息牌不见了。这块无意中留下的空白，恰如一块巨大的机制缺口，等着医院用正确的方式来弥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5期总第5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