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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逝世。这一消息旋即登上全球各大网站首页、媒体头条。一个弹丸小国的前任领导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如此大的关注着实罕见。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迅速崛起，不得不提“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凭借出众的领导才华及铁腕作风，带领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国家步入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裕国家之列，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被周边国家争相学习借鉴的“新加坡模式”。
然而，对这种“威权政治+自由经济”的发展模式，质疑之声也从未间断。随着李光耀逐步淡出政坛，新加坡社会在发展中不断出现各种问题，也不断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关于“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是否将走向没落”、“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还是否值得学习”等质疑之声，也从未停止过。
现在，新加坡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这些质疑也再度被抛出台面。在近期举行的2015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凤凰周刊》就此问题，专访了长期研究亚洲各国发展模式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标志着新加坡“后李光耀时代”的正式到来，新加坡的发展可能将迎来“拐点”。很多诸如：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将“人亡政息”的质疑之声也再度响起，对于新加坡的未来走向，你是如何看待的？
郑永年：我想，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目前大部分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尤其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预测，如果李登辉去世，台湾的民主制度会留下来；而如果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将落下帷幕。
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台湾自李登辉民主化以来的这些年，尽管民主得到扩张，但基础制度被破坏得很厉害，很多好的东西并没有保留下来。反观新加坡，李光耀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他的个人权力转化成为一套完整的制度、法律保留下来，比如宪政、法治、廉政等。这套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在新加坡社会形成了高度共识，即使未来反对党上台，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而这就是未来新加坡将继续发展，不会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李光耀就开始逐步完成权力交接，到最近几年，加速淡出政坛，但是总体来看，新加坡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早有准备？
郑永年：很多出现过强人政治的国家和地区，强人一死，发展也就停滞，甚至一下子跌入谷底。还有的反对党一上台，就立刻废除了曾经的制度，一切重来。然而从目前新加坡国内的反应来看，社会运转一切正常，股市也没有出现较大波动，并没有出现一点混乱。股市是最敏感的领域，股市没有任何负面反映，表明新加坡人早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实际上，从25年前李光耀将权力交给吴作栋的时候，“后李光耀时代”就已经开始，李光耀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和安排新加坡未来的发展。这些年来新加坡一直保持稳定和繁荣，说明新加坡早已做好了准备。
记者：不过最近几年，新加坡社会上也爆发出了一些以往没有显现出的问题，比如骚乱、罢工、抗议等。这是否说明，新加坡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郑永年：谈论这个话题，首先应该改变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模式是永远不变的。事实上，不论是西方的模式还是新加坡模式，任何的模式，都是在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新加坡模式随着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调整。
新加坡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同时也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庞大，人均GDP5.5万美元，高居世界最前列，民众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新加坡社会不断地出现变化。政府针对这些变化进行调整，是很正常的现象，或者说是与时俱进，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最近几年来出现的不管是罢工也好、骚乱也好，特点之一就是主要的群体都是外劳。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旦外来人口增多，都会出现矛盾。“发展与秩序”可以说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每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都要面临的一对矛盾，并非新加坡特有。
新加坡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所以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加大劳工引入，如何平衡本地人和外劳的利益，是要考验管理者的智慧的。此外，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一些年轻人也在利用社交媒体表达一些不满情绪。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涉及制度上的根本性问题，所以是改变不了新加坡发展大局势的。
记者：李光耀淡出后的新加坡政坛，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反对党的声音开始逐渐加大。那么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还有可能出现强人政治吗？
郑永年：我想不会了。就像李显龙评价李光耀先生所说的，“时势造英雄”，李光耀的出现是当时的时势造就的，是新加坡选择了李光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类型的政治家，新加坡也许还会出现英雄，但将不是李光耀时代的英雄。
另外，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新加坡的一整套制度已经达成了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未来政坛面临的最多也不过就是这把椅子谁来坐的问题，新加坡的总体发展方向将不会受到政治人物更替的影响。
记者：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新加坡的发展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应该学习的对象，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向新加坡借鉴学习。一年前，您曾经接受本刊专访，称中国新一届政府将会延续传统，向新加坡模式学习，当时李光耀先生还健在。那么在“后李光耀时代”，你认为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还具有吸引力吗？
郑永年：首先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不论是欧美、日韩，还是新加坡，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理想的模式，可以让中国照搬过来。
新加坡的这套发展模式，也是在不断学习、调整和创新中形成的。所谓新加坡模式，实际是李光耀把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制度整合而成的。对于东西方社会中的不同特点，新加坡有学习，也有抵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一直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功，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新加坡对于不同时期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掀起了几次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就在构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新加坡的工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我认为，不管是欧美、日韩还是新加坡，只要有值得借鉴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来说就是有吸引力的。而只要新加坡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与中国更有相关性，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当然，学习新加坡模式不应该是完全照搬、拷贝，而是要结合具体国情，有所创新。
记者：对于是否应该学习新加坡，中国国内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你认为，今后中国还会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吗？
郑永年：有人说，新加坡太小了，中国太大了，所以新加坡不是中国应该学习的对象。但是我想说，这个世界大部分失败国家都是小的国家，小国家并不好治理。但是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没有出现过大的决策失误，光这一点就很难得。
我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正在向新加坡学习，只是不同的阶段，有了不同的学习重点。据我所知，目前中国跟新加坡正在讨论最新的政府与政府之间合作项目，也就是说，中国仍然希望学习新加坡模式。
记者：你认为现阶段中国最应该学习新加坡的哪些经验？
郑永年：比如打造清廉政府、法治社会等方面。中国现在的反腐行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效，抓了大批贪官。但是也要看到，反腐败不能只是运动式的，要形成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制度还远远不够。
为了建立更廉洁的政府，我们不能只谴责贪官个人，还应当做更多的制度反思。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学习。同样作为华人占多数的社会，并且在历史上，新加坡的华人都是中国出去的穷人。新加坡政府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还能做到清廉，正是因为李光耀先生能考虑到人性的弱点，能根据人性的弱点建立一套反腐败的制度，一套法治的制度。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如果走道德主义，光是谴责一个人，把一个人妖魔化的话，永远建立不起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