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祭拜中国养父母 方正“侨乡”的艰难时事

由于历史渊源，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中日关系中一枚特殊的棋子。四年前的一次砸碑事件，让这个中国北方唯一的“侨乡”进入公众视线。作为独特的日本侨乡，方正县因此发达，也因此受伤。风波过后，这个小县城的日本痕迹正在消退，但仍难以在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中置身事外。

走在方正县的街道上，如果格外留心，偶尔能注意到一两处印有中日两国文字的招牌。这让人很难把眼前的景象和四年前媒体中那个“店铺招牌基本都带有日文”的方正县联系起来，当时方正县正因“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事件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

如今的方正看上去和任何一个东北县城别无二致，从街道的景观上，已完全看不出一点“侨乡”味道了。

“‘侨乡’这个词，我们大概有四五年没提了。”方正县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他所言非虚，这从方正县近5年的政府报告中，也可窥得一斑。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侨乡”一词出现了11次，2011年出现了8次，2012年锐减至3次，2013年只剩1次，2014年，“侨乡”两字已经彻底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消失。

但方正与日本的联系无法切断。据方正县政府2011年公布的官方数据，方正县居住在日本的华人华侨有35000余人，与在日华人华侨有血缘关系的侨眷有48000余人，华人华侨和归侨侨眷合计总人数为86270人，占方正县人口总数的比例高达37.49%。

由于和日本的历史渊源，方正县成为中日关系中一枚特殊的棋子。在每一次中日关系的起伏中，方正县都难以置身事外。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方正县也很难彻底切断和日本的联系。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小县城被卷入全国舆论的漩涡，源于4年前。2011年7月30日，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发酵。该微博称，为了GDP和政绩，黑龙江省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以求吸引日商投资，并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国式碑剧”。

事后证明，所谓“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只是方正县政府为中日友好园林中的日本人公墓及中国养父母公墓分别设立两面名录墙。而引起众怒的则是其中之一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

方正县确曾积极进行侨乡建设，并希望通过树立“侨乡”的文化品牌，进行招商引资。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法，在中国的县域经济中非常普遍，不同的是，方正县用于搭台的文化概念与日本关联紧密，中日外交关系不稳定，注定了这一概念的脆弱。

多年后反思立碑事件，方正县民间学者郭相声认为，如果当时那堵墙上只有纪事，而不是在另一面刻了日本开拓团亡者名录，事态或许不至于此。“千差万错，把日本人的名字刻上去了，这就不好办了。”郭相声曾走访大量幸存开拓民及遗孤，并参与编著《方正侨乡史话》。 一时之间，全国舆论大哗，方正县被网民称为“汉奸县”，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军也遭到了诸多谩骂与攻击，他的照片被挂在网上，网民用修图软件给他穿上了日军军服。

虽然当时方正县的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说明，称立碑是为了“警示和教育后人更加痛切地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并解释立碑之举已“经过国务院与外交部批准”。但方正县仍得不到舆论的谅解。

当年8月4日晚，5名保钓人士私自潜入中日友好园林，在名录墙上泼上了油漆并开始砸碑，将此次事件推向高潮。8月5日当晚，方正县政府低调地拆除了名录墙。当时，近百名南京来的爱国者已齐聚哈尔滨，正准备前来方正县向当地政府问罪。

日本自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尤其在“9·18”事变侵占东北全境之后，便一直热衷于在中国东北开展移民活动。40年间，约有32万日本移民进入东北，其中大部分在黑龙江境内。1936年8月，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拟从1937年始，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

在日本政府的哄骗、利诱之下，许多原本生活贫苦、居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农民，或为维持生计、或为逃避兵役，加入了前往中国东北的开拓团。

1945年，战况日趋不利，但开拓民们对此一无所知。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一些聚居在北满的开拓民，直到8月17日才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军队撤走了，但彼时的日本政府不仅无力协助这些开拓民回国，甚至做出了让日侨“现地定居”的决策。8月31日，日本政府发出命令，“现地国民应尽力高举已有的共存共荣的大旗，以忍苦努力为第一义务。”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政府抛弃了这些因国家错误而被困于海外的国民。

寒冷、饥饿，加之疫病横行，困在方正县的开拓民开始大量死亡，山野里遍布尸骨。据《方正侨乡史话》载，滞留在伊汉通的一万多名开拓民中，有5000多人未能活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方正与日本之间有过一段血仇。

方正县的百姓也是日本开拓团的受害者。开拓团进入方正之后，大量掠夺土地，而将原本在当地耕作的农民驱赶至偏远地区。执行征地任务的伪满地方政府，宣称“土地是‘国家’的，要由‘国家’收回，然后再租给大家种”，或以暴力相挟，或以低价强购，逼着农民交出土地。

“开拓团民都发枪啊，打起仗来都是兵，不打仗时就是农民。”杨兴江告诉《凤凰周刊》。 虽是仇雠，但眼见着敌国的妇孺陷入绝境，方正人还是忍不住泛起了同情。

这一年冬天，共有4000多名开拓团妇女和儿童被善良的方正人收留在自己家中，使其免于饥饿与死亡。女人多嫁给了方正的男人，而孩子们则被方正家庭收养，称为“日本遗孤”。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为解决在华遗留日本人问题提供了条件。日本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纷纷活动起来，日本国内的新闻媒体也参与其中。当年的遗留妇女和遗孤陆续联系上在日本的血亲，踏上归国之路。

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关系进入蜜月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留华日侨归国的高峰，当年走入方正家庭的妇女和孤儿多是在这一段时期返回了日本。

随着大批日侨返回日本，方正与日本之间中断了十几年的联系又被重新拾起。当年掩埋日本人遗骨、收养日本妇孺的方正人不会预见到，当年的义举，将为日后的方正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官方及民间友好团体到方正访问、旅游、祭扫。由于方正的特殊历史背景，日本官方对方正也频频释放善意。

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入境管理修订法》，进一步放宽了海外遗留日本人及其家属的回国标准。根据新法，遗华日侨在归国时，其子孙家族也可以被带到日本，同时，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及配偶也可以移居日本，并可获得永久居住权。日本政府同时又规定，遗日华侨未成年的继子、养子也可以被带回日本定居。

如此一来，得天独厚的移居门槛，以及当年中日之间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使得遗华日侨的配偶、子女对日本心生向往，纷纷前往日本定居。

除了通过技术、劳务、留学、研修等方式取得留日资格外，女性还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嫁给日本人，达到移民的目的。在方正县，女人越洋外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以至于跨国婚姻中介一度成了一项产业。早在2011年，便有诸多媒体报道过这一现象。

赴日方正人给这个县城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根据2012年东北财经大学赵宁发表的社会学论文《方正县向日本移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2011年末方正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5亿元人民币，比毗邻的木兰和延寿两县之和还要高，在全国2861个县中排名第三,人均存款数达26500元，位列黑龙江省之首。而这些存款中的80%都来自于在日本的方正人。

用郭晓玉的话说，方正县每一栋盖起的楼里都有日元。

“这个县吧，太小了，太弱不禁风了。”方正当地的一名公务员私下向《凤凰周刊》感慨。

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方正这个夹在两大国之间的小小县城，在爱国者看来格外刺眼。

“当时的网络舆情，很难进行疏导。因为中日的大背景很特殊。”多年之后，一名经历过“立碑”事件的当地政府官员坦承，彼时确实感受到了极大压力。“这个事情对方正造成的伤害很大。”

至今在百度输入“方正县”进行搜索，除百度自动置顶的百科词条、政府门户、贴吧和地图外，便是网民对方正县的谩骂。“中国第一汉奸县”的耻辱至今仍套在方正县头上。

“立碑”事件之后，官方层面的往来彻底断绝。“从此不来往了。现在的往来都是民间的，官方不接待了。”郭相声说。

方正县华侨商会里空空荡荡，一些用于装修的材料被随意放置在地上。“现在商会已经接近于瘫痪。”副会长郭晓玉坦承。

“钓鱼岛没有事的时候，民间的往来非常频繁。日本人，每天在大街上走都随处可见。”郭晓玉说。“自从钓鱼岛出事以后，现在方正已经基本看不见日本人了。”

“由于汇率下调，回来的人（华侨）也少了，而且对这边的投资也没有热情，所以也不会到我们这儿来了。旅游的、办事的、投资的，方方面面的人都没有了。”

和郭晓玉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方正县嵩日日语学校的校长刘伟。近几年，她深切地感到，自己从事了近20年的这一行业已经不行了。“去日本的人少了，过去高峰的时候，人很多。当时（日语）学校遍地都是。这么个小县城就有十多座。现在不行了，正规的（学校）也就剩三四家。”

而郭晓玉认为，方正县日本色彩的褪去，更多是经济原因，而非政治：“我们不考虑那些政治背景。政治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无所谓。”2012年7月，100日元可兑换8元人民币，如今只能兑换5元。“侨民带回来的钱不值钱了。”在商人郭晓玉看来，这才是方正褪去日本色彩的主要原因。

出于对汇率、经济状况以及入境成本的综合考虑，现在的方正人，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家。到韩国去，对许多方正人而言成了更为经济的选择。许多当地人都向《凤凰周刊》透露，目前，嫁往日本的方正女性已经越来越少了。“原来一个月有几十个人（嫁到日本），现在可能就一两个人了。”

本文节选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13期总第542期报道《方正已无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