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如何看反水客运动的组织和参与者？
张楚勇（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反水客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有两个类型。首先是一些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从前在很多社会运动中并不冲在最前，而是在后面利用运动中一些人的不满来获得支持者。在反高铁、反国教等运动中，一些激进分子骂运动的领导者不敢用更激烈的方式去对抗。在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中，他们不断吸纳对运动主流不满的边缘人。2014年11月，这些人煽动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但打破玻璃后并没有站出来。
其次是年轻人，可能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但他们总是心怀不满，担忧大陆对本港造成威胁。他们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但对社会现状和传统反对派心怀不满又没地方发泄。
记者：运动中可看到很多参加者是学生模样，非常年轻，近年来本港政治似乎有着年轻化的倾向。这些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会对本港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张楚勇：本港政治运动年轻化在五年前即开始。2010年反高铁运动中，“80后”年轻人站在前头，对整个本港产生影响。之后，从反对国民教育到“占中”，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越来越年轻，从“80后”到“90后”，从大学毕业生到还在课堂的中学生。
年轻人的组织方法和意识形态，不同于之前的反对派，而且他们之中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占中”为反对运动的激进化和分化创造了条件，期间，旺角和龙和道的占领者对主导金钟占领区的学联、学民思潮（双学）和“占中三子”的不满已是很明显的事实。占领越久，对“热血公民”这类激进组织越有利，也让他们吸纳到更多不满原本的反对力量的年青人。双学等对反水客运动并没有什么参与，不满双学的一些学生(包括宣扬港人民族自决者)在运动后却在大学界发起学生会退出学联的运动。
这部分年轻人不再把社会公平放在首位，而是一切以本港本土利益为中心。过去的温和社会主义立场开始被本土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这种要排除一切对本港不利因素的意识形态，被称为“大香港主义”。
如过去二十年来，每天约有150名大陆人进入本港成为新移民。“大香港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拿了本港的综援，享受本港的福利，却对本港没什么好处，因而他们非常排斥新移民。不过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其内部逻辑充满矛盾和混乱。
记者：在反水客运动中，经常能够看到港英的旗帜以及一些“港独”性质的口号。这些所谓“大香港主义者”与“港独”相距有多远？
张楚勇：广义上来讲，这些人都可被纳入“港独”的范畴。但“港独”的概念从一开始就非常模糊，不管是港大学生会的《学苑》两期的文章，还是岭南大学陈云的《香港城邦论》，都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论述，唯一共同的基础是对内地政治模式的排斥。部分人认为本港很多优秀的社会价值都与港英时代有关，因而搬出港英时代的旗帜。除此之外很难再有清晰的说法，例如他们无法解释本港所继承的中华文化。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的出现？
张楚勇：之所以出现这一派系，是因为一些人认为，香港是一个发达而开放的城市，它应当有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没有太大差别的制度。然而，决定本港政治制度走向的是北京。与本港内部的考虑不同，北京需要在考虑本港政治制度发展的同时，思索整个中国的发展，因而本港的宪政制度改革总无法满足内部一部分人的要求。长此以往，年轻人对传统的本港反对派越来越不满。反对派嫌改进的速度过于缓慢，于是日趋激进。他们不满港府和北京，也不满传统的反对派。
激进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沉浸于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不再受传统媒体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对事物的看法都来自于社交媒体。并且只要有几十人、几百人对某件事有同样的观点，就可以出来做事，不用等政党、传统的领导来带领。
记者：你怎么看待这些激进组织的政治前景？
张楚勇：过多的水货客和大陆游客导致本港社会公众的不满，反水客本身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社会主流并不支持用暴力的手段去对待游客，本港本地从水客中受益的人也不少，因此长期依靠这个话题来维持其组织的号召力很成问题。反对派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得看他们是否有决心参加选举。要赢得选举，则要依靠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得跟传统的反对派合作。这对他们来说，都有相当大的难度。
[题图：2015年3月15日，挥舞着中国国旗与香港区旗的反反水客者走过香港尖沙咀的闹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