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特约撰稿/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不仅是融通资金的重要途径，更贯彻于社会经济运行始终。用好金融手段无疑是创新国家治理的关键突破口。但遗憾的是，这同样也是当前的一大理论空白。近期，《金融国策论》一书的面世，在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通过对国际金融史的系统梳理，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挖掘，从战略的高度为国家治理创新提出了真知灼见。
在很多人眼里，金融也许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在各种金融交易、金融外交的背后甚至不乏阴谋潜藏。但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国家利益永远是金融服务的最终目的，金融战略的构建应符合国家发展的阶段、社会发展的方式与人民的需求。反复翻阅《金融国策论》，结合个人的相关研究，我非常赞同作者的观点：金融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价值取向。我相信，在推动国家治理创新方面，金融将大有可为。
首先，金融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价值取向。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工具。但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金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金融的价值观转向贪婪，被部分利益集团利用以牟取私利、暴利造成的恶果。危机以来，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与社会，已成为世界各国对金融价值取向的一致要求。
如何在经济价值、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是当前许多金融界精英努力的方向。但若仅停留于此，难免陷入模糊不定，甚至是迷失的危险境地。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无论是经济价值、股东价值，还是更广泛的社会价值，都是一国内部方方面面利益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最大化则是对各方面利益的最好体现。
其次，国家治理离不开金融特有的能动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的一部分，金融在最大化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治理创新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动优势。一方面，金融能够以“资金融通”的方式，为国家治理提供有力支持。当国家治理体系面临威胁时，金融又能通过资金流动的异常数据提前预警风险，有利于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此外，金融还能通过提高融资成本、冻结资金、“反洗钱”等方式主动出击，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此外，以金融为治理国策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历史选择。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快速推进，国家治理涉及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调动全球资源最大化国家利益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事实上，正是得益于对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与金融战略的运筹帷幄，作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震源地的美国，在错综复杂的后危机时代却“一枝独秀”。在金融战略的密切配合下，美国在过去几年中成功地向全世界输出价值判断，集全球之力助其渡过危机难关，同时综合运用金融、外交、国防、情报、科技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极力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最终，当全球其他经济体仍处在错综复杂的复苏环境、下行风险相对严峻之际，美国经济却实现了稳健复苏。
综上所述，以金融为“阳谋”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金融国策论》一书的核心所在，但要抛却金融作为专业系统的技术“外衣”，却需要极大的智慧与勇气。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以数理统计、高深建模为标志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主流，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依赖技术指标对国家治理与金融安全将造成严重威胁，更需要坚定的理论自信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真理却往往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列夫·托尔斯泰曾言：“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希望我们的决策者能够通过《金融国策论》，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创新国家治理，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阿迪力·那的尔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9期总第5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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