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特约撰稿 / 田剑威
这一案件在俄罗斯国内曾引起很大争议。舆论对联邦安全局屡次将矛头指向科学家和学者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案件中，俄特工机构所说的“国家机密”实际上是公开资料。
俄罗斯《观点报》称，阿法纳西耶夫事件并非个案，即便在中俄关系“趋热”的大背景下，俄联邦反间谍机关经手的“涉华军工案件”仍呈上升态势。即便对关系如此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中国，俄罗斯早有一份“内控名单”，避免列入对华军技合作的范畴。同时，俄罗斯也在积极完善军贸管理认证制度，阻止关键军事技术流向国外。
据俄《生意人报》报道，阿法纳西耶夫是因心梗去世的，但直到三天后，作为监狱管理方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内务分局发言人科西扬诺娃称：“阿法纳西耶夫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心血管病、高血压等。应家属的要求，我们不便对他的病情透露更多。医院尽了一切努力，但未能拯救他的生命。”
阿法纳西耶夫是以迪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命名的圣彼得堡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的空气动力学教授。这所学校在苏联时期称为列宁格勒机械学院，人们一提起它往往讳莫如深，因为该校毕业生几乎都充实到军工综合体和航空航天部门——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后，该校才成为一座公开学府，但仍是俄罗斯军工机械领域的“人才库”。阿法纳西耶夫是该校空气动力专业的资深教授，他和学生曾长期为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马克耶夫国家火箭航天科研生产中心以及南方设计局（今属乌克兰）服务，工作领域涉及运载火箭、洲际导弹等高敏感装备。
2010年3月，阿法纳西耶夫与同事斯维亚托斯拉夫·博贝舍夫突然遭到俄联邦安全局逮捕，指控是“借学术交流之机，携带含有国家机密的资料出境，并将资料交给中国有关部门换取报酬”。2012年6月20日，圣彼得堡法院宣判这两名教授叛国罪名成立。法院裁定，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与莫斯科热工所研发的“圆锤”海基战略导弹有关，是有关导弹控制系统和飞行轨迹方面的技术资料，为此判处阿法纳西耶夫12年零6个月的监禁。法庭上，两位教授承认几年前曾多次前往哈尔滨某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活动，但坚决否认向中国提供机密资料的指控，强调自己只不过是在一所中国大学做讲座而已，而且事先曾就讲座内容征得母校同意。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后，他们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不过，2013年俄罗斯最高法院仍宣布维持两人的判决。
对此，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前校长尤里萨韦利耶夫断然表示：“我不相信阿法纳西耶夫和博贝舍夫两位教授会向中国泄露国家机密。尽管我知道其他学校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我们学校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俄科学界人士也证实，所有涉及的合作项目并不涉及秘密信息，资料全部来自报刊杂志或网络媒体等公开渠道，况且为防泄密，国立技术大学对教授讲义采用“三层过滤法”：先交教研室负责人审阅，然后送交安全处检查，之后提交专门的出口监管委员会审批。此外，出国前每位教授都要经过特别指导。萨韦利耶夫认为，两位教授是非常理智的专家，德高望重，也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我敢保证，他俩清楚地知道如何保守国家机密。”
无独有偶，同样在2010年，俄联邦安全局于10月28日宣布破获“中国公民搜集俄制导弹情报”案件，一名叫“童胜勇”（音）的中国公民接受“中国有关方面”委托，以俄语翻译身份进入俄罗斯活动，试图向俄军工人员购买S-300地空导弹维修等方面的技术资料。据报道，“这名翻译在陪同中国代表团访问俄军工企业期间，试图同携带地空导弹机密信息的俄方有关人员接触。”四个月后，俄联邦安全局同乌克兰安全局合作，将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籍公民亚历山大·叶尔马科夫逮捕，理由仍是“为中国搜集敏感武器部件及技术文件”。
虽然2015年来，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一度火热，特别是俄罗斯“4++”代歼击机苏-35和号称“第四代防空反导利器”S-400已被列为对华军售的两件“礼物”，引发外界对中俄军技合作“第二春”的热烈期待。然而，如俄国营武器出口公司总经理阿列克谢·伊塞金所言，武器是极为特殊的“政治商品”，因为其所蕴含的杀伤力、敏感性以及政治价值，令任何相关贸易都必须“小心为之”。
伊塞金透露，2012年其公司向中国出口了价值约21亿美元的产品，系公司第三大海外客户。而且随着苏-35歼击机、S-400防空系统的合同即将敲定，俄军工综合体将赚得盆满钵满。
但远东研究所军事研究员阿历克谢·扎夫里诺夫指出，让俄方纠结的是，当俄罗斯武器成品滚滚流入中国之际，中国也同步推出大量俄式风格的装备——从红旗-9地空导弹形似俄式S-300导弹，到052B型驱逐舰上的雷达系统与俄式956E型驱逐舰雷同，再到模仿苏-27SK的歼-11B战斗机，都拥有很强烈的俄罗斯武器的影子，这让俄罗斯产生必须“内控”对华军事技术输出的声音。
俄方认为，中国吸收俄式武器技术所花费的时间要比早先仿制西方武器所需时间短很多。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仿造法国响尾蛇地空导弹、意大利海军雷达的过程，周期大致需要7-10年以上，响尾蛇导弹的中国仿制品——红旗-7地空导弹直到90年代后期才服役。而中国仿制俄罗斯武器的速度却快得多，中国于1993年进口首批S-300PMU地空导弹，1998年就在内部完成S-300PMU的“中国版”——红旗-9/FD-2000的设计定型。至于歼-11B战斗机，1996年，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引进苏-27SK战斗机生产线的协议，1997年首批歼-11A（即苏-27SK的中国生产编号）试飞，但2006年就出现中国自主修改定型的歼-11B，整个飞机仿制过程不超过10年，开创了21世纪国际航空工业的奇迹。
海军方面，1996年，中国通过进口956E型驱逐舰获得全套俄式“军舰鸟-2EM”雷达系统，这些系统的“中国翻版”就于2006年出现在中国自造的054A型护卫舰上，如此快的“仿制速度”令俄罗斯厂商大为吃惊。俄军事评论界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快地仿制俄罗斯武器，关键原因是制订了切实有效的“双引战略”，即不仅要引进外国军事技术，而且还要引进外国军事人才。
俄金刚石中央海事设计局副总设计师尤·乌·阿萨耶夫曾向本港《军事家》记者透露，中国虽能造出许多单项性能不错的武器，但在整合上欠缺能力，如中国舰载雷达兼容性就很难做好，影响到实际使用，“即使是海军装备最强大的美国也犯过类似毛病。苏联解体时，美国曾花重金聘请200多名苏联地效飞行艇工程师为自己设计地效艇，结果零部件都造出来了，却装不到一块儿，因为这些人中没有一位担任过副总设计师以上的职位。”在阿萨耶夫眼里，俄罗斯最担心的不是中国获得俄制武器成品，而是获得核心科研技术与制造工艺。
正是基于此，中国将重点放到人才引进和学术交流方面，除了俄罗斯，还要从乌克兰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引进相同的人才，帮助中国提高武器设计水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对“军舰鸟”舰载雷达的仿制工作，它得到乌克兰量子所的大力支持，后者向中方提供了图纸和专业人才。
俄《报纸报》声称，鉴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经济形势不佳，中国至少从这三国引进2000人以上的军事技术专家，从轻武器到战斗机的设计者都有。据报道，苏联曾培养了将近50万人的军事技术人员，苏联解体后，只有一流的军事专才的外聘才会受到所在国的严格限制，至于二流或三流军事人才则完全“放鸭子”，但即使是这些人，同样对中国武器研制有着莫大帮助，这些人才不仅拥有脑袋，甚至可能带出相当部分的图纸和设计方案给中国。
关于中国获得独联体军事专家的方式，俄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专家鲍里斯·什米列夫认为，凡是在俄罗斯举办的军工会议或防务展览上，中国总会派出大量代表团，甚至留学俄乌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参加这些展览和会议。他们积极接触与自己学科有关的俄军事人才，然后进一步展开工作。中国已向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派遣了上万名留学生和短期访问学者，这些人通过学术交流掌握了这些国家失业的军事专家的状况，然后邀请他们访问中国。
有消息称，一些俄罗斯、乌克兰专家在华月薪达到2000美元，还可享有免费居住“专家楼”等待遇。而为了办理这些专家的相关手续，在独联体各国的中国使馆早就成立了“来华专家服务处”，拥有大量的“双引项目名单”（内部称作“引智项目”），所有接待费用、在华旅费由中方负责。
什米列夫举了“童胜勇间谍案”的例子，认为中国早已从俄罗斯购买了S-300系列导弹，完全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从俄罗斯购买技术资料，因此这位被捕的中国公民并非是为搜集S-300的情报而来，而是试图招募这一领域的俄方专家。“毕竟俄国防部已宣布停购落后的S-300导弹，转而购买更先进的S-400导弹，原有的那套工程技术班子已没什么用了。”
事实上，俄罗斯阻止军工核心技术外流，并非始于今日，也非只针对中国。俄国营武器出口公司前总经理谢尔盖·切梅佐夫就说过：“军火是比黄金、石油还赚钱的行业，我们不能与别人分享太多利益，哪怕是兄弟也不例外。”
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副总经理康斯坦丁·马基延科曾指出，回顾中俄军技合作历史，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始终起着“刹车”作用，即便是中俄军技合作带有浓烈的政治外交色彩，中俄双方都将重大军贸项目看作加深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纽带”，合作局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避免过多技术输入中国。
不过眼下，俄罗斯的“内控”对华军售未必适应形势的发展。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协助，哪怕在军工高科技领域，“中国元素”也不可或缺。据《消息报》2014年8月6日报道，俄导弹-航天领域企业及军工综合体从2015年度起从中国购买价值约10亿美元的电子元件产品。俄联邦航天署称，未来两年内，俄电子元件基地还无法生产航天和军事领域所需的电子产品，因此计划向中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产品。
有消息人士表示：“我们正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合作，他们的研究所已向我们提供几十个方案，这些产品要么可以直接替代，要么稍作修改就可以替代美国产品。因为美国的制裁，我们已无法买到这些产品。当然，在大量购买中国产品前，我们正在翻译技术资料，测试产品在敏感性温度、振动、重带电粒子等作用下是否达到技术要求。”
因为斯诺登事件爆发，美国2013年表示将拒绝为俄罗斯“地理IK-2”大地测量卫星提供元器件后，俄罗斯开始研究使用中国产品的可能性。俄罗斯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首席分析师安德烈·约宁表示，如果美国强化电子元器件的封锁，俄罗斯将毫无选择地在微电子领域同中国展开大规模合作，这也成为组建由“金砖国家”主导的新技术联盟的第一步。
2014年6月底，主管军工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表示，俄中将来可能联合创建电子元件基地。而俄航天署消息人士也指出，与中国合作对俄罗斯是有利的，“最主要的是，中国愿意向俄提供一切所需要的电子元器件。目前中国卫星98%的元件都是国产货”。俄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莫伊谢耶夫则称：“目前GLONASS-M卫星75%-80%使用的是西方电子元件，其他航天器中所占的比例也基本类似，俄罗斯应当像中国那样积极发展微电子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随着俄军工综合体对中国产品和市场的双重需求快速上升，俄方不合时宜的“内控”思维也要有所改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