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刘荣 供图/ 周剑生
摄影似乎是周剑生与生俱来的爱好。在日本留学期间，东京街头一张宣传保护“世界遗产”的巨幅图片，使周剑生萌生了以“中国人的身份”去拍摄“世界遗产”的心愿。如今，这位年逾花甲的“追寻世界遗产的独行侠”与遗产的缘分仍在继续……
周剑生与“世界文化遗产”结缘，乃历史大势中的小小偶然。“我出国学摄影，本来想回来正儿八经当个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日本，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相关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文化也有长足发展——1992 年，日本缔结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举国体制之下，积极参与申报和保护世界遗产的各种活动。
中国早于日本7 年加入这一公约，然而各项工作还远远落后于日本。1996 年，日本第一次举办世界遗产展览，展出了100张100 个世界遗产的图片，这些照片由20 多个摄影家拍摄，大部分是日本摄影家，也有美国的，只是没有一张是出自中国摄影师之手。
于是，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见识世界的一批人，他萌生了以“中国人的身份”去拍摄“世界遗产”的想法。这一年起，他拿着在日本做设计的微薄收入，开始了以“世界遗产”为主题的自费环球摄影。
坐廉价航班，吃住从简，风餐露宿，生命危险，相比文明的误解，都算不得困难。早年，持中国护照走世界并不容易。大门还未敞开，经常遇到签证问题。周剑生仅申请美国签证就曾连续两次被拒签。这倒激发了他一定要闯世界的勇气和倔强，他越挫越勇，据理力争。最终，他成为多国签证官发自内心尊敬的对象。
拍摄刚开始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地的只有420 处。能走出国门环游世界的中国人少而又少，周剑生几乎成为一个万里独行侠。
他最初的想法，是把世界遗产用中国人的视角拍摄，介绍给中国。七年内一直自娱自乐，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印。2002 年，攒到了77 个国家的数量，才开始在日本策展。这个展览在日本大获成功，连日本前首相都给他打电话。
不过，把展览办到中国，还是费了点力气。第二年，在中外友好协会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彼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从文物价值到文化遗产价值的阶段，进入了新的阶段——对非物质遗产的认定和保护。
文化遗产概念，开始在中国悄悄而深远地扎下了根。周剑生的展览，恰逢其时，也正因此，他萌发了拍摄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想法。
周剑生从此与中国文化遗产的30 年进程脉动相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界诸多大事件的见证者。
“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遗产向人们昭示了一种价值：热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尊重他国的文化和历史。”最初拍遗产大片，他只是为了好看、求全。慢慢的，他发现，如果不深入了解眼前场景的历史和信息，就无法将情感和想法融入其中。
所以，出发前他会细查资料了解历史，确认遗产所在地方位，寻觅合适的拍摄角度，为了提前确认合适的光线可能出现在哪儿，他还练就了一手背地图的好功夫。
几十年里，总有人问他，你走了那么多地方，别国的世界遗产看到了什么优点？我国的世界遗产又看到了什么问题？“其实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眼前和长远，金钱和文化，谁轻谁重？”周剑生说。
时势使然，他见过太多世界遗产地变成圈钱的旅游目的地，不仅仅在中国。但是，他也看到了很多用心的保护措施和细节，发人深思。他参加过世界遗产大会，对于民间遗产保护力量的兴起深有感触。这些年，周剑生见证了中国“大遗产”概念的诞生，也见证了遗产保护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