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华盛顿邮报》
《使徒》讲述了一个结构完整的惊险故事，串联起四种截然不同的战争经历：高傲且高效的杜勒斯在中立国瑞士担当情报负责人；赫尔姆斯和凯西在华盛顿和伦敦的工作则更具官僚事务性；科尔比则是一名突击队员，需要怀着极大的勇气在法国、挪威等敌后地区开展行动。沃勒能够在这几个人的生平之间轻松转换话题。凯西是个孤僻的人，天主教徒，爱尔兰裔，来自昆斯的封闭世界。杜勒斯的家族曾长期供职于政府，他本人曾在一战期间担任驻欧洲外交官。科尔比出身军人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杜勒斯曾短暂离开普林斯顿，到法国学习语言。赫尔姆斯则极具语言天赋，战前担任过合众社驻柏林记者。和杜勒斯一样，赫尔姆斯也见过希特勒。沃勒写道：“关于希特勒的各种细节信息对于赫尔姆斯来说似乎都显得稀松平常，从略沾霜花的褐色胡子、到略泛粉红的苍白面庞、再到补牙用的金子，他全都知道。”
但这四个人都有紧迫感，都属于成功人士，都很爱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了集结号。而且和多诺万麾下大多数特工一样，这四个人都尊敬这位老板—一位目光远大、热爱生活的领导者。人们常常觉得是多诺万给了四个人最好的年华：他们都年轻，他们的斗争占据明确的道义。
但这四个人最终都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杜勒斯的事业终结于“古巴海岸的一段松软沙滩”，也就是灾难性的猪湾事件。赫尔姆斯的终点在联邦法院，他“接受了认罪协议”，避免因为在国会说谎而“被判重罪”。与他不同的是，科尔比选择与国会合作，交出了“王冠上的宝石”，也就是记录了中情局各种卑劣手段的一览表。正因为如此，他遭到“局里许多人唾弃”。凯西则因为“伊朗门事件”成了“被指责和嘲笑”的对象。伊朗门丑闻不仅败坏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名声，同时伤及凯西正在努力重振的中情局。
沃勒写道：“他们回到祖国，情绪高昂，满怀期待，深受战略情报局生涯的影响。他们学会了如何对付纳粹主义，于是拿起同样的武器，朝共产主义开火。尤其悲剧的是，在欧洲的枪炮声归于沉寂之后，他们每个人的冷战都结束得如此悲惨。”（彼得·芬恩）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老虎苍蝇”落马 “秘书党”何去何从？》等精彩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