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特约撰稿/甘泉（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中国办公室主任）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烟草充分供应时期，吸烟率大幅上升。一般肺癌发病高峰会在烟草消费高峰20到30年后出现，也就是现在。最新一轮全国死因调查（2014）显示，肺癌已经超过肝癌，成为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的首要原因。专家认为，高企的吸烟率是重要原因。中国的烟草消费高峰已经持续了多年，我们有理由沉重地预测：相关疾病的发病也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高峰期。
2016年1月6日，中国将迎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十周年的纪念日。十年来，控烟人士一直在努力进行宣传教育，努力促进控烟相关法律的出台，努力揭露烟草公司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但大多数时候，控烟人士的呐喊在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面前显得气若游丝。不过情况在变，2015年有更多控烟的声音进入主流，控烟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虽然面对沉重的烟草负担，中国的控烟工作仍显缓慢，但这一年还是让我们看到几个亮点。
6月1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所有“有顶有盖”的室内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吸烟了。一些“没顶没盖”的人群聚集区，如体育场、公交车站、医院大门内也不允许吸烟。违者罚款个人50-200元，管理不利的场所要罚款2000-10000元。北京市的管理者大概也没有想到，在他们通过的诸多法律法规中，这部看似不够“重头”的法规，却为北京迎来了极高的国际声誉。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北京的鸟巢上悬挂的那六个巨大的禁止吸烟标识登上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报纸版面。
当然，北京市政府并不是要强行掐掉每个烟民叼在嘴里的烟头。首先，禁止吸烟的只是“室内”、“公共场所”。吸烟是合法的，吸不吸烟、伤不伤害自己的身体是烟民的自由。但是，二手烟对周围人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不吸烟的人也有呼吸干净空气的权利。一个人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卫生监督部门发起一场严厉的执法行动，向全社会公布违法举报热线电话，并设置了微信举报平台。许多违法的个人和场所被警告或罚款。虽然时至今日仍有人不看好北京的无烟立法，甚至有别的城市的管理者以北京法律执行堪忧为由，推迟本地的无烟立法工作，但正如一位法学专家所说：“不能因为有人要违反法律就不立法。《刑法》早就有了，今天不是还有杀人犯吗？难道我们要等到没有人杀人了才立《刑法》？”同理，我们不能等待烟民都有了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自觉，再去制定公共场所控烟条例。法规是要有前瞻性的，用它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这正是立法的题中之义。
2015年，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以“史上最严”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给全国做出了榜样。
如果说加税加价也是“好事”，估计很多烟民会骂。确实，在2015年5月，财政部发文，提高了卷烟制品的消费税，随之而来的是各地的烟涨价，烟民买烟的确要多花点钱了。有人说：“这是政府要多征税！”当然，客观上有这样的效果，但实际上此举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提税提价，能够遏制烟草消费。特别是对于那些收入不高的烟民来说，他们可能会考虑戒烟。而低收入烟民，正是公共卫生工作者眼中最需要保护的群体。他们本身收入低，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儿童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不足，并且他们的健康保障能力也差，一旦生病很可能无力医治。如果通过卷烟提税提价，促使一部分低收入者戒烟，这对公共健康的改善无疑是巨大的。目前，根据专家的估计，此次烟价调整会使大约37万人戒烟。相比3.5亿的烟民数量固然是杯水车薪，但仍值得公共卫生界欢欣鼓舞。
欣喜之余，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卷烟还是太便宜，中国现在平均一包卷烟的价格在人民币10元左右。而在美国买一包烟常常需要十几美元，在澳大利亚则需要二十几澳元，这些国家的吸烟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人们少吸烟就少得病，政府的医疗卫生开支也大幅减少。
烟草是不折不扣的暴利产品，目前中国最高等级的烟叶收购价格也不过是人民币50元左右一千克；一包20支装的卷烟，只含有大约10克烟草，也就是说，即便市面上最贵的烟，其所含有的烟草也就价值几毛钱，就算加上生产、包装、营销的费用，卷烟的利润空间还是十分惊人的。对这样暴利而又危害民众健康的产品，征收重税是世界共识。目前中国卷烟中所含税赋还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水平，还有较大的提税空间。
那么，提上来的税做什么用呢？用于医保是最顺理成章的做法。吸烟导致的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系统疾病已经成为中国医保的严重负担。将烟草税的一定百分比拿出来设立类似健康基金的项目，弥补医疗开支不足，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做法。如果烟民坚持买这种含有重税的高价烟，就相当于为自己预存了一定的健康基金；如果他嫌贵选择戒烟，拿买烟的钱去享受生活，那他自己和整个社会都会更加受益。
201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广告法》明确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烟草广告。”违反规定最高可罚款100万元。
国际控烟界的共识是，最易受烟草广告影响的是少年儿童。无论是花花绿绿的包装、偶像明星的代言，还是影视作品中塑造的“炫酷”形象，少年儿童都是最易受引诱从而尝试吸烟的。在法律界和控烟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更加全面的烟草广告禁令出现在新广告法中。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烟草广告禁令的执行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烟草包装上并没有黑肺烂牙等烟草导致疾病的可怕图片，烟草零售店里到处摆着漂亮的烟盒，名山大川、富丽堂皇，这些烟盒对儿童的吸引力也是很大的，这其实一种变相的广告。
在许多控烟先进的国家，零售场所的烟盒摆放已经被禁止，商家必须将卷烟放在儿童看不到的抽屉或者柜子里，有成年人购买的时候才能拿出来。而在中国的新广告法中，零售点的烟草摆放没有被界定为广告，不在禁止之列。烟草公司正在尽最大可能地利用这一漏洞，在烟草零售点通过诱人的烟盒摆放来吸引消费者。中国有惊人的540万家烟草零售店，那里面不光卖烟，通常也卖饮料、零食、冰淇淋等，那是一个小孩子经常可以自由初入的地方，会有多少孩子看到这些漂亮的烟盒对吸烟产生兴趣呢？
2013年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全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显示，中国13-15岁初中生的吸烟率已经高达6.9%，其中初中女生的现在吸烟率甚至已经与成年女性的吸烟率基本持平，这是十分令人忧心的。在新广告法出台之后，我们还应努力呼吁，要求执法部门从严执法，禁止烟草零售点的烟盒摆放，以便更好地保护孩子。
2015年11月，中国第一部《慈善法》草案开始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宣传烟草制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等法律法规禁止宣传的事项。”这是一种明确的信号,宣告了中国立法者对烟草业的态度。
翻开中国《烟草年鉴》，我们很容易看到，烟草公司做慈善是十分大手笔的，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捐资助学，这在重视教育的中国极易得到民众好评。通过这些慈善捐助，烟草业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不是广告，却胜似广告。在2015年8月8日《贵州日报》的头版头条，就出现了一篇重点报道：《小小金叶子，深深富民情》，讲的是贵州烟草公司“工业反哺农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等的先进事迹。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慈善法》最终通过后，对于烟草业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能够有所约束。在许多国家，烟草业是不允许参与慈善活动的，政府会通过税收将烟草业的部分利润征过来，由政府出面去做慈善。不能让社会公众、尤其是学校里的孩子们认为，烟草业是最关心他们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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