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韩国政府如何“打老虎”？韩首次追回海外贪腐款内情》
然而，这个判决后来没有完全执行。同年12月，全斗焕被时任总统金大中特赦并获释。但他拒不缴纳罚金，并声称其全部资产仅有29万韩元。
直到2015年11月10日，美国政府将2014年追缴到的全斗焕藏匿在美国的超过120万美元赃款归还给韩国政府。这笔数额巨大的财产包括全斗焕儿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公司投资的50万美元，以及次子全在庸出售加州海岸住宅所得的72.6万美元。根据美国公布的查封诉状，全在庸向韩国检察官承认，这笔资金来源于他的父亲。
至此，长达18年的追讨终于告一段落。按照韩国法务部的说法，这是美国迄今首次将追缴的韩国前高官不法所得返还给韩方。美方则说，此次归还的113万美元显示了美国清查外国腐败高官在美藏匿赃款的决心。
“18年的追讨持续太久了，十分艰难。这些钱之前一直没有被讨回来，直到2013年才开始有眉目”，持续报道全斗焕案件的韩国《民族新闻》记者崔贤俊告诉《凤凰周刊》，“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让韩国国民重新看到了一线希望。”
自上世纪80年代韩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来，总统这一职业似乎陷入怪圈：多位总统在任期间或卸任之后遭遇腐败调查，或受到牵连、或锒铛入狱这当中，全斗焕的评价则是最为负面的，至今大部分韩国人谈及他时会不假辞色地严厉批评，称其“独裁”以及“爱哭穷”。
2013年，这位拒不缴纳非法资产的前总统在韩国引起公愤，被检方直接“抄家”。检方没收了大批文件、账簿以及电脑硬盘等，甚至动用金属探测仪搜查全斗焕宅邸院子的财物。全斗焕多名亲信和亲属也被禁止出境。鉴于这个案件法律追诉时效截至2020年，所以韩国加紧联合美国政府一起追查全斗焕家族在美资产，包括家庭成员和各类相关的空壳公司以及登记人账户，搜寻洗钱和藏匿资金的情况。
目前距离追诉时效仅剩五年，现年84岁的全斗焕拖欠的贪腐款只被追回一半，剩余1084亿韩元则显得更加艰难。“韩国检方正在尽最大努力追查隐藏资产，如果五年内还不能将贪腐金全部追回的话，到时候很可能会迫于无奈，无法追回剩下款项了。”崔贤俊说。
在韩国，高官因腐败问题被追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全斗焕、卢泰愚，还有因儿子涉及不法财源和政治资金问题而备受困扰的两位前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及令很多韩国人落泪的悲情总统卢武铉，再到因受贿罪入狱的韩国首位女前总理韩明淑。今年4月，韩国前总理李完九也因外交贪腐案被迫下台接受调查。
回顾这些高层领导涉贪事件，大多都因获得非法“政治资金”问题受到牵连。该问题似乎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痼疾。就连1995年因非法收受巨额政治资金被查出的前总统卢泰愚也说，政治资金是韩国政坛上一个长期的习惯做法。他在被查处任期内非法收受巨额政治资金5000亿韩元时曾辩解说：“政治资金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各党派都存在这个问题！”
韩国总统任期为五年，周期性的选举和激烈的多党派竞选需要一笔庞大的活动资金，而这笔活动资金常被称作“政治资金”。这笔资金的多寡往往成为政党及其候选人能否在竞选中胜出的决定性因素。“韩国作为多党制国家，很多党派竞选时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募集多种多样的选举资金、党派活动资金，成为高层腐败的直接动因之一。”韩国庆熙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泰浩（Jung Taeho）告诉《凤凰周刊》。
一般来说，候选人或者政党要在党内筹集资金有很大局限，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需要依赖外部支援或者“捐赠”。每到这时，各大企业、财团均会积极地为一些政党及党派捐助资金。然而，这些看似无偿的捐助往往并不是无偿赠予，大多数的捐助者期待的是有朝一日的“红利回报”。当竞选者或者党派获胜，执政者也因“政治资金”与从商者联系更加紧密。而回报的方式则有很多，比如制订有利于财团的政策等。
对于政治资金的使用，韩国《政治资金法》有着明确规定：韩国法律保障正当合法的政治资金，为确保政治资金的透明度，政治资金需要公开收入和支出明细。但是，关于何为合法政治资金，却很难确切限定。加上接受政治资金在很多时候与受贿界限模糊，只要没有明显的利益交换和对价关系，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受贿推到合法政治资金上，以此脱罪。
而由于难以界定何为合法资金，其监管也就一直处于“灰色地带”。虽然《政治资金法》规定了经费限额，但巨额的资金很容易诱使人专门“做手脚”，因此隐性的政治资金大量存在，每每直到东窗事发才被曝光。
虽说不断被爆出的政治腐败案让外界为韩国捏一把冷汗，韩国人却乐观地将其看成是韩国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与延伸。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执政期间，将全斗焕、卢泰愚这样的“大老虎”送上法庭，他也开启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改革，如公务员公开个人财产、实行金融实名制等，这些对于韩国的反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后的金大中政府成立了腐败防治委员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政策起到很大作用。2001年韩国政府制定了《腐败防止法》，并成立国家清廉委员会，强化之前反腐机构的职能，此后继续修订了《政治资金法》。同时，反腐败的主体也由公职人员向民间逐渐扩大，诞生了如“透明社会协约”等民间反腐机构。
后来的李明博与朴槿惠政府延续了金大中时期的反腐政策，即主要以揭发与处罚为主，但加重了对受贿罪的处罚力度。韩国今年还通过了反贪法案《金英兰法》，旨在根除公务人员贪污腐败行为。
今年3月，朴槿惠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全面向腐败宣战，要铲除韩国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将腐败连根拔起”。韩国中央检查厅随后展开对韩国国企的反腐清查，包括浦项制铁等重要大型企业接连被调查。5月，朴槿惠还提名资深检察官、韩国前法务部长黄教安担任新一届总理。当时适逢李完九卷入官商贪腐案引咎辞职，朴槿惠选择黄教安接任，舆论认为意在显示打击贪腐决心，争取民意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中韩两国很早之前也展开了反腐合作，1998年两国共同签署《中韩引渡条约》和《中国和韩国刑事司法协助条款》，这两项重要的条款为两国打击跨境腐败犯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韩国圆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学者许在哲不久前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还表示，近一年多很多韩国人都知道中国在进行反腐行动，中国政府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对于韩国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值得中韩在反腐方面加强合作，交换意见。
“政府的腐败将夺走我们的生命和未来。”这是很多韩国人挂在嘴边的话。在他们看来，层出不穷的“打老虎”现象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性，也表明国家的社会透明度在不断改善。不过，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并不是韩国国民的期待，也不会是最终目的；韩国社会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和有效的管理再次实现经济腾飞，创造又一次的“汉江奇迹”，才是他们拭目以待的。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启笛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5期 总第5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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