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针对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的理由，两国则是各执己见。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1月25日报道，俄罗斯总参谋部官员谢尔盖•鲁德斯科伊中将日前发表声明称，俄罗斯战机并未侵犯土耳其领空。不仅如此，根据叙利亚Hmeymim空军基地的雷达数据，土耳其战机攻击俄罗斯战机时已进入了叙利亚领空。鲁德斯科伊由此宣称，土耳其攻击俄战机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而事件发生后，土耳其驻联合国大使曾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信件，声称24日早晨，俄罗斯军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土耳其方面在五分钟内对其发出了十次警告，最终用F-16战斗机将其击落。被击中的飞机坠落在土叙边境叙利亚一侧。
据土耳其国营通信社安纳多卢通信社11月26日报道，俄军空袭了叙土边境的一个土耳其向难民运输补给的救援车队。报道称，俄军空袭造成车队7人死亡10人受伤。但是目前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是俄军进行了空袭，而地面上的武装分子则宣称这些空袭是俄军发动的。土耳其的IHH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在该区域的工作团队也宣称空袭来自俄军。
近期土耳其在国际上非常活跃，随着24日俄罗斯战机遭土耳其击落事件的发展以及26日土方声称俄罗斯空袭其救援车队，一系列事件使得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危机升温。那么在今天，土耳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很有意思，在伊斯坦布尔人看来，自己的家乡明显分为欧洲一侧和亚洲一侧。一座城市容纳着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情况极为罕见，而这样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历史因素也使得土耳其很难脱离政治危机的漩涡。
来到安卡拉不久就相识了一名政府官员，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斟酌良久的疑问一下子蹿了出来，“在今天的土耳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还是经济问题吧。目前的通胀和汇率使得本国经济更加严峻。更严重的是经济基础的薄弱，看看制造业。土耳其的原材料很丰富，也有自给自足的传统，却始终没能创 造很好的制造业”。据统计，2013年，土耳其产业的57.3%为服务业、23.5%为工业、7.4%为农业；人均GDP约为1万美金：经济增长率为 4.0%；失业率为9.7%。
我有些惊讶，原以为他会说出“地缘风险”。
土耳其跟8个国家有着陆上边界线，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近在美国舆论上受关注的三大国际新闻在我看来是“伊斯兰国”问题、伊朗核问题、乌克兰问题。而 土耳其的地缘被这三大问题战略性地“包围”，即使土耳其内政维持着整体的稳定，也动不动就可能被外界的变数和风险卷进去。
在安卡拉，到处都能看到叙利亚难民，尤其是街上坐着乞讨的妇女和孩子（在伊斯坦布尔也有，但我无法识别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还是土耳其当地穷人）。据联合国的统计，在土耳其，叙利亚难民有约150万人。2014年，接收难民最多的前三名国家为德国（17.3万人）、美国（12.1万人）、土耳其（8.7 万人），然后是瑞典和意大利。而去年土耳其接收最多的难民来自伊拉克。
我原来盲目以为土耳其社会是相对安全的，但体验与难民相关的信息和氛围，感觉有些恐惧了。我出生至今一直过着与难民无缘的日子。日本社会一般不接收难民，日本人也一般不会成为难民。一般不会有人向中国逃亡，除了朝鲜“脱北者”，我也不知道中国的政策接不接收难民。
从一家理发店望向街道，这里位于塔克西姆广场附近，属于伊斯坦布尔新城区的中心。
另外使我感到恐惧的，就是潜伏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的“伊斯兰国”情报人员。我注意到，他们在网上传播“伊斯兰国”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并邀约那些思想 激进的年轻人到小一点的清真寺的某角落，加入“伊斯兰国”。这些情报人员定期不定期地带着那些年轻人，专门选择没人管的边境，直往叙利亚或伊拉克。
“有一次，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决定加入‘伊斯兰国’，带着15岁和13岁的两个儿子前往叙利亚。但这个男子在安卡拉有大量贷款，路上被有关机构抓走了，结果，只有两个男孩儿抵达‘伊斯兰国’”，一名消息灵通人士在安卡拉对我说。为了准备战斗资金，那些情报人员在土耳其也从事毒品交易。在土耳其，带枪是合法的。“在安卡拉的老城，一到晚上，治安就变差，黑帮不少，有时在泡吧能听到枪声”，他说。
这些都是在离我不那么远的地方发生着的事情。我没有赴往离叙利亚、伊拉克等边界附近所谓“危险”的地方。但即使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城市，我也能感觉到土耳其社会的光面和阴面，即表面的稳定和安宁无法掩盖背后的复杂和恐怖这一真实。
我这次随身带的一本书是伊斯坦布尔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之英文版（中文版落在北京书房了）。他在第六章结尾写道：“我时刻在想，生活不全是坏的。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总会沿着博斯普鲁斯散步。”我从他的书也了解到，博斯普鲁斯在土耳其语里指“咽喉”，它的确是连接欧亚的咽喉之地。
伊斯坦布尔早就成为了与国际上120多个城市有着直飞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的交通要塞。我在安卡拉见到了日本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先生，他给我介绍说，“你知道我国公民很喜欢去拉丁美洲旅游是吧，原来，他们是在洛杉矶或迈阿密转机，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在伊斯坦布尔转机，这样更方便、便宜。”
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和新城溜达，游客实在太多，欧洲一侧似乎彻底变成了“为游客服务”的繁杂空间，它压缩着当地人的生活，其中包括物价的攀升。我在酒店楼下吃的土式肉饼10美金；在甜品连锁店MADO吃一块蛋糕和两杯红茶10美金。
博斯普鲁斯海峡轮船上的乘客，背后是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苏丹哈迈德清真寺，当地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跨越欧亚大陆。
之前和我交谈的那位政府官员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些年，土耳其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物价攀升，收入减少。”近年，土耳其的通胀现象很突出，比如今年2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7.5%左右。
不过，与上次访问土耳其的2010年相比，这次让我感到明显不同的是汇率。那个时候1美金等于1.5里拉，而现在是1美金等于2.6里拉。汇率的暴跌意味着进口价的高涨，对于长期遭受“贸易赤字慢性病”的土耳其的老百姓来说，它是灾难。据土耳其政府的统计，2013年，土耳其的出口额约为1500亿美金、进口额约为2500亿美金。对于土耳其人而言，祖国正在成为越过越贵的社会。
在我途经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以及与保加利亚、希腊相邻的边境城市埃迪尔内，与叙利亚难民和“伊斯兰国”情报人员的泛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味道的淡薄和中国气息的稀少。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人们都住在安卡拉，还有一些拥有政府背景的商人。但这些上层建筑在异国他乡往往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他们至少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安卡拉没有唐人街。唯一让我感到“中国”的是，一个日本人带我去的中餐馆，叫五羊酒家。据这位在安卡拉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的说法，这家中餐馆在安卡拉是唯一由中国人来经营的。我们点了它的招牌菜之一“牛腩拉面”，约5美金，量蛮大的，比较地道。我用中文问女老板“你们开了多久？”她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回答“20年了”。
从安卡拉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次我选择了去年开通的高铁。全长533公里，其中158公里路段由中国铁建、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以及土耳其两家公司负责承建。现在仍在扩建中的土耳其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一个象征。我就好奇，体验了一下。
票价跟飞机差不多，约35美金，经济座和商务座也差不多，我就选择了商务座。车厢内干净、简洁、安静，提供饮食，有的乘务员会英语。时间为4小时左右，时速在150-250公里之间，比中国的高铁慢很多。
高铁的速度在我眼里象征着中土两个民族的性格差距。
保持自我、节奏缓慢过日子的土耳其人，似乎也不在乎时速多少。拥有长达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土耳其，其民族构成相当丰富而多元，地区差距也大，地缘风险也多，因此，在土耳其社会，做一个决定，推一个事情，都要经过许多方面的考虑和协商，其社会运营就很自然地快不起来。倘若说，中国人要的是“快”，土耳其人要的则是“我”。
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市区内街上遇到了不少中国游客和中文字幕。那些拉客的哥们儿基本都用“你好”向我打招呼，说明亚洲游客里中国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游客归游客，伊斯坦布尔也没有唐人街。有长城饭店等中餐馆，却始终找不到华人在当地扎根生活的气息。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城市有唐人街，即使没有，华人圈子的影子也往往是无处不在的。而为什么土耳其没有？我坐在位于亚洲一侧的Uskudar码头的公椅，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围绕这个问题胡思乱想。
伊斯坦布尔，一位农妇带着她的奶牛在海边驻足，远眺鲁梅利灯塔。
初步总结，或许有着三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在土耳其，99%以上的人信伊斯兰教，清真寺到处都有，礼拜的广播无时不有。人们不吃猪肉，店铺不卖猪肉。虽然中国也有穆斯林，但毕竟不是社会上的主流，那些汉族出身的普通中国人在名副其实的“伊斯兰社会”里恐怕很难生存下去。
再者，土耳其的民族历史实在太深远，长得像欧洲人的、像阿拉伯人的、两者混在一起的……我是觉着，不仅是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和韩国人，我们东亚人在土耳其那样民族结构太深远复杂、古今东西交叉的社会是很难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的。
最后，就是上述的地缘风险。围堵土耳其社会的内外风险实在复杂，还日益变得严峻。
本文综合整理自《走进地缘危机中的土耳其》[文／加藤嘉一]，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11期、总第5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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