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我的奋斗》在中国
《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书中大肆宣扬其政治主张，并成为纳粹党的思想纲领，因此有“世界上最邪恶的书”之称。二战后，德国将其列为禁书，直到希特勒死后70年才解禁。2016年1月8日，《我的奋斗》在德国重新出版，为了不煽动民众，该版本增加了3500多条批判性注释，达2000多页。
从“九一八”到过去一年里的“华北事件”，强邻侵凌，领土日削，如今已然演化成一场攸关中国生存的巨大危机。而环顾世界，英意、日苏、日美紧张对峙，没有人知道“世界大战”的预言是否会在1936年成为现实。在这篇文章末尾，评论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悲观的答案：“民国二十五年，是中国人必须努力挣扎的一年”。
但“努力挣扎”的方向却并非没有，在论者心中，其实早已树起了一个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楷模，那就是“战后几个新兴国家的实例”，而仿效这个实例的终南捷径，同样也隐藏在这份报纸之中，只要读者把报纸向前翻到第一大张的第三面，就可以找到这个清晰明了的捷径——一本名为《我之奋斗》的自传，其作者正是评论员提到的“战后几个新兴国家”里发展最迅速的德国领导人希特拉（即希特勒）。
“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书籍的推荐者罗家伦在序言中如此写道。这位五四时期崛起的青年领袖，此时已经贵为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这使得他的推荐具有双重权威的效力。罗相信，这本希特拉“为其党人而作”的《我之奋斗》暗藏了德意志从一个战败国迅速踏上崛起之路的不二法门也。
无论是基于求知欲，还是好奇心，对1936年“挣扎”于内忧外困之中的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所创造的奇迹，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它为中国人“努力奋斗”提供了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方向。很多人相信，只要将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照搬复制，就可以取得与意大利、德意志和日本相同的进步。
《我之奋斗》这本法西斯主义“导师”希特勒的自供状，恰好成为一根指挥棒，让已经在德国谱写出奇迹乐章的“我的奋斗”，成为千里之外中国人的集体合唱。然而就像所有的合唱一样，它必定需要一位领唱者。
孙寒冰并不像是一个能发起合唱的领唱者，在他的同事和朋友眼中，这位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拘谨而小心，竭力避免自己陷入1930年代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之中，他最激进的行为，就是在英文课上选摘《共产党宣言》作为英译教材。他所成立的“黎明书局”在图书的出版业务上，恰如一位书局成员在回忆中所总结的那样：“无方针，无计划”。对这家书局来说，“合适的书”指的就是能为书局带来经济效益并且不致触碰当局禁忌的著作。
所以，1934年初，当《我的奋斗》的英文版被送到孙寒冰手中时，他只是经过了一番短暂犹豫，便接受了这本书，因为它确实是一本“合适的书”——书的作者希特勒刚刚上台半年，便以强力手段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初具规模现代强权的事实，为这本书未来的销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这本书的推荐人，孙寒冰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兼好友王世颖，是国民党骨干派系“中央俱乐部”（CC派）的成员之一，与派系领导人陈果夫关系匪浅，所以这本书在政治上相当安全。两方面的综合考虑使孙相信，《我的奋斗》应该极具出版价值，正如他对这本书的定义那样——它很“时髦”。
孙寒冰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成为这本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邪恶之书”的中国领唱人，但从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却可以看出编者确实煞费苦心，将自己的意图暗藏其中：一幅画着纳粹“”字符的铁板挂在一面铁丝网前，被铁丝网拦在后面的是海面上的一轮红日。毫无疑问，这是隐喻正在肆意扩张的岛国日本将会被纳粹法西斯之网阻挡在外，当然，竖起这张网的，应该是这本书登陆的中国才对。
1934年4月15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一次以中文版跟中国读者相见，且才满一个月就告再版。诚如孙寒冰所设想的那样，在1930年代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一本寓意如此强烈的书籍确实非常“时髦”，连当时文坛领袖茅盾也不得不加以注意。恰如茅盾所发现的那样，《我的奋斗》其实是“国际法西斯主义中最有名的一本书”，而在1930年代的中国，正陷入以《我的奋斗》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出版物大肆入侵的狂潮之中。
法西斯主义在1921年登陆中国，上岸跳板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期刊《东方杂志》，一位化名“W”的评论员在《意大利新选举之经过》的报道中对刚刚兴起的法西斯组织进行定义，认为这个被译为“棒喝团”的组织，是“用激烈手段，抵抗共产主义，盖最左翼之反对派”，在之后断断续续的报道中，刚刚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反抗，“唯一主张”就是“仇视社会主义”，预言它“无永久存在之价值”。
但到了1933年，一本名为《前途》的杂志发出了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宣言，称“时代的车轮，既然踏入了法西斯阶段，那么你就是任何人，亦不能螳臂挡车。”这本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杂志受到民众的追捧，创刊号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竟然加印了三次，印数近万册。而其他的报刊杂志，诸如《社会主义月刊》《晨报》《人民评论》等超过200份报刊，都加入到这场对法西斯主义的齐声合唱之中，不同的喉咙唱出同一个声音：“只有法西斯蒂是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法宝！”
所以，当1934年第一本中文版《我的奋斗》刊行于世之前，法西斯主义已经赢得了万千中国的拥趸，新上台的希特勒的声望甚至超过了他的导师墨索里尼，人们相信他是一个从贫寒中崛起、一跃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恢复了德国民族精神的“英雄”。而中国，毫无疑问需要这个“英雄”。就像河北定县的乡村教师张锡龄在给《前途》杂志的投稿中所写的那样：“谁能保险我国的小学教师中，没有一个墨索里尼？谁能保证我国的画匠工人中，没有一个希特拉？”
[1936年，民国《时代漫画》杂志登出一幅关于德日联盟的讽刺漫画，两国的联合被称为一场死亡的婚礼。]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咨议的王受龄，应该算是茅盾定义的“小”且“企图着”的“希特拉”中的一员，他在1936年4月10日写下了一封请愿书，称“愿以希特勒所努力者期诸我公，诚能尤而效之，则在四万万民众统一口号之下，何患国耻之不雪，失地之不复，不焉知中华民族非东方之日耳曼，我公非东方之希特勒耶？”
这份请愿书透露出的不仅仅是一人之言，而是代表着1930年代相当数量中国民众的心声，那就是期盼着出现一个“东方之希特勒”将中国打造成和纳粹德国一样的世界强国。当然，在王看来，这个“东方之希特勒”只能是“我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蒋介石本人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这份来自小人物的诚挚请愿书。关于蒋介石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多半实半虚的想象，一个最典型的戏剧性情景就是皖南事变前，蒋曾经拿出一本《我的奋斗》让文胆陶希圣阅读。但实际上，这个虚构的场景来自于部队作家黎汝清在1987年出版的小说《皖南事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蒋介石阅读甚至是推崇过《我的奋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关于蒋介石本人与法西斯主义存在直接联系的证据，来源都非常可疑。下面两段演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反复引用，作为蒋介石高调力倡法西斯主义的直接证据：
“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是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东西！”
“从我们加入革命组织那天起，我们就完全地把我们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都托付给组织了，并向领袖宣誓……这样，我们第一次真正地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了！”
但实际上，这两段演讲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未出现在蒋介石的演讲文献中。它们的真正来源，分别是由伪满洲国下属的特务机构出版的《蓝衣社组织和反对满洲帝国、反日活动的例证》，以及一位叫石井英一的在华特工人员写给外务省的报告《蓝衣社之调查》——这些图书和报告的出版原因，是当时蒋正在积极安排特工人员对伪满政权的高级官员进行暗杀活动。
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与这些真实性存疑的“证据”相反，来源可靠的史料都显示蒋介石一直有意识地与法西斯主义保持适当的距离。1931年5月1日，蒋在南京国民会议上的公开演讲，被很多学者当成是其“公开亮出法西斯主义旗号”，因为蒋在演讲中非常明确地为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定义：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
在很多学者眼中，这段话等于是承认了中国需要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但实际上，这些学者往往无意或故意地不再接着引用接下来的那句话：“况既明定为过渡之阶段，自与法西斯理论有别”。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舆论媒体齐唱颂歌的时代里，蒋介石对这一“时髦”的思想究竟所知多少？公开的蒋介石拒绝谈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实行的问题，而在私下里，蒋确实对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抱有一种钦佩之情。就在《我的奋斗》第一个中文版出版之时，蒋介石正在沉溺于一本名为《变乱与革命技术》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两章，正是关于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国希特勒的登台过程。
尽管这本书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采取了批判态度，但蒋在日记里对墨索里尼所采取的一系列夺权手段赞赏不已：“甚叹莫氏（墨索里尼）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也”。根据蒋介石的德国顾问、纳粹党员恩斯特·鲍尔的说法：蒋对“我们党怎样成功地在众多追随者中维持最严格的纪律，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这些“强烈的兴趣”，既可以被理解为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好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限度——蒋实际上唯一感兴趣的是纳粹党的纪律和管理体制，而对将其理念运用于国家政治之中似乎兴趣阙如。
蒋的另一个经常被认为是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措施就是“新生活运动”，这一旨在将“全国国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的社会运动，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尤其是蒋在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演讲中，确实引用了德国作为实例，在很多人眼中，更成了他向法西斯学习的实例。但蒋从来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发起一次像纳粹的冲锋队那样的游行——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进行火把游行，并高呼“元首万岁”。
蒋的“新生活运动”最终成了一场闹剧，招致了从国民党内部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嘲笑和反对，最终悄无声息地夭折。
用冷峻的讽刺和黑色幽默来回应论敌或假想的论敌发起的进攻，是鲁迅的拿手好戏。1936年《申报》元旦特刊的众多读者中，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发现了藏在角落里的那份《我之奋斗》的广告。罗家伦提出的“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说法，显然触动了鲁迅敏感的神经，几天后，在最新一期的左翼杂志《海燕》上，一篇名为《小大奇迹》的文章被刊登出来，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嘲讽道，除了罗家伦所说的这种“大奇迹”，还应当发现三种“小奇迹”：
“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
在文章的最末，鲁迅哼出一声尖刻的感叹：“真是奇杀人哉！”
鲁迅在1933年希特勒刚刚上台时就嗅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气息，在这一年6月28日发表的《华德焚书异同论》里，鲁迅将希特勒的纳粹党徒焚烧“非德国思想”书籍的行为比之于秦始皇，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鲁迅的真正意图是对当时疯传即将施行的国民政府审查办法的讥讽。像蒋介石一样，同样没有证据证明鲁迅阅读过《我的奋斗》，他对这本书的敏感，很可能只是出于对希特勒本身行为的厌恶，在这位文坛左翼巨头的眼中，中国的情势越来越向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使他感到忧心忡忡。
但非常有趣的是，这位被后世奉为“反法西斯主义斗士”的左翼巨匠，自己也同样被骂作“法西斯分子”，而痛骂他的人，正是同属左翼阵地的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章里，鲁迅被称为“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反法西斯者被骂作“法西斯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说明了中国本身对法西斯主义认识的混沌，无论是追捧它的人，还是谩骂它的人，似乎都并不了解它真实的本质。无论是中共控制下左翼进行的经典阶级斗争的分析，还是出于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专制的忧虑，抑或是激进的爱国者对法西斯主义热情的拥抱，似乎都只是抓住了它的其中一个部分进行斥责或追捧。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理念，至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现实，反倒无关紧要。
但最终使中国正视法西斯主义的，却恰恰是现实的危机。诚如1936年《申报》元旦特刊所焦虑的那样，这一年确实成为中国人“挣扎”的一年，日本侵略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使得中国已经无暇在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再深思熟虑地进行取舍。这一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使中德关系产生深深的裂痕。在签约的一周前，行政院长孔祥熙正告德国驻华易货代表克兰，“如果德国确已同日本结盟，那么德国将因此而到处树敌，尽管中国希望以各种方式与德国合作，并能在各个方面襄助德国，但也将因此而被迫与德国疏远”。
中德之间渐行渐远，法西斯的阴影也随之消散，纳粹德国这个“奇迹”产生国度已经越来越走向它的对立面，成为一个梦魇。给予这个摇摇欲坠关系的最后一击是在1941年7月1日，纳粹德国为了巩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宣布承认汪伪政权，中德两国已经化友为敌。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对德断交宣言，声称纳粹德国“已与中国之敌人同恶共济”，“明知南京伪组织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
《我的奋斗》在过去7年里所掀起的法西斯主义热潮，也随着中德断交而灰飞烟灭。1942年1月，一个在任何日历上都不被纪念的一天，曾经对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前途》杂志放行，却查禁了鲁迅等左翼作家文稿的中央图书委员会发布了一条命令，要求查禁国内发行的希特勒《我的奋斗》，理由是“为敌对国家重要文献，对黄种人轻侮尤甚”。
从此，这本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除了在批判法西斯主义和轴心国的罪恶时，会暂时拿出来示众一下外，已被永远封存，而在它被宣布查禁的三年后，书写它的人自己以及这个人所倡导的法西斯主义，也全都被埋进战后的废墟中。
《凤凰周刊》记者/李夏恩
本文节选自《<我的奋斗>在中国》，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4期，总第5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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