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老朋友”在华这些年》
台下，是从中国各地赶来的粉丝们，屏住呼吸，掌声雷动。在灯光照不到的一角，几名助理一路小跑，将一个小型氧气瓶和4个不同大小的银色急救箱搬到一侧。
在当今中国，粉丝中囊括中国高官、知名学者、著名商业精英以及青年群体的外国政治明星，排在第一位的当属这位现年94岁的前美国国务卿。
甫一开口，他那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蹿了出来，好像含着一口吐不掉的水。但台下的粉丝们毫不介意，好多人即便未能全盘听懂，但只要在关键词中听到中国崛起和其在世界中的作用时，便会心满意足地奉上敬意和掌声。
这位哈佛才子的远见卓识的确令人信服，不过能让他三十余年持续在中美两国叱咤风云的，除了才华，还有头上那个“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光环。
对于很多外国前政要来说，大陆官方赋予的这顶光环，像是一座以口碑形式存在的奖杯——它不仅是对过去外交功绩的认可，更是诸多人卸任之后继续延伸其政治影响力的外交筹码，以及来往中国政商界、发展其在华影响力的能量杠杆。
大陆媒体曾统计，过去60多年来，先后有601名外国人士被官方《人民日报》褒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中，大部分人如今都从原本的政治高位退了下来。但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扩展，很多人即便退职，转换身份，仍能在中外交往中“发挥余热”，或是获取利益。他们中，有的人仍有着接触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途径，有的人更是熟练地在对华外交的舞台上纵横捭阖。由此而来的政治影响力，让他们备受大陆媒体的追捧，获得高涨的人气，甚至从中开发出无限的商机。
对于大多谙熟生存之道的外国政客来说，“老朋友”这个津津乐道的称号不会只停留在中国官媒的字眼中，更多人把这个光荣称号发展成为真金白银的生意。
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阅读市场卖书，无疑是延续自身政治影响力和收获商业利益的最佳选择。早在2011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北京为其新书《旅程：布莱尔回忆录》做宣传活动时就说过，“（到中国来）是一种享受。”为了迎合中国读者，布莱尔在中文版中特别加了篇前言说，“我怀着乐观的心态，展望中国历史的下一篇章。”
为了降低中国民众的阅读门槛，拉法兰另辟蹊径，2010年与妻子合著《中国的启示》，并率先出了中文版。该书除了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还驳斥了“中国威胁论”。
身为哈佛才子的基辛格，更是笔耕不辍，其多部作品在中国市场也备受追捧。尤其近两年，为了在华出版《论中国》《世界秩序》等书，他冒着身体健康亮红灯的风险，每年至少2次辗转于中美之间。一位参与过其接待工作的中方人员曾向记者调侃称，“每次接到基辛格要来的通知，第一反应是‘怎么又来了’？每次都猜想是来中国求医的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为了卖书。”
同样在“非典”期间应约访华的“老朋友”，还有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身为高盛集团掌门人期间，他曾访华不下70次，因此他后来也坦诚地说：“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尔森。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政府。”
善于做生意的“老朋友”还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担任领导时他每年来中国一次，任期结束后反倒机会多了，平均一年来三至四次。2005年卸任后的第三天，瑞士出版集团荣格集团就聘请施罗德当顾问，虽然施罗德并不擅长写作。荣格集团计划开拓东欧和中国市场，所以借施罗德与中国的关系，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向中国人推销德国产品。
那些嘴上功夫了得的西方政要，卸任后也割舍不下这项特长，并将其发展成一门“快钱”生意。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甚至利用这门生意彻底扭转了卸任后的财政危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美国ABC电视台采访时披露，丈夫克林顿卸任后靠发表演讲收费扭转了家庭上欠债的窘境。高峰时，克林顿在2012年一年发表了72场演讲，赚取了1700万美元。
这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贡献。据《凤凰周刊》不完全统计，经媒体报道的，克林顿卸任后至今在中国各地演讲至少有10场之多。据大陆媒体披露，早在2002年，克林顿团队出席深圳的某商业论坛时，收费为25万美元；2003年，在成都某酒业活动上的演讲费则为40万美元。而在中国物价飞涨的十年后，克林顿的出场费并没有太离谱。
2013年年末，克林顿专程来华参加某主流财经类媒体的年会，据说单演讲费就为50万美元，不包括访问的其他花销。
同样开创先河的，还有一些“老朋友”们开设的“政治咨询公司”，一度被外界认为是“极少数、极高端、极暴利”之举。
基辛格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设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这类以出售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公司在国际上确实很有市场：诸多国际大公司和财团都会愿意进行商业聘请，从此这类“老朋友”来华目的之一也会与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相绑定。澳大利亚《时代报》2010年4月曾爆料，在中铝集团收购力拓失败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为了继续和中国搞好关系，聘请基辛格做其顾问，赴中国进行公关，收价不菲。
布莱尔卸任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其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2012年，该公司与新疆喀什政府展开合作，双方在香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据悉，布莱尔为喀什政府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并提供海外技术和跨境合作机会，被大陆媒体称为“捞金模式的再升级”。
很难说，这些政要们开设的“高大上”的咨询公司，究竟是政治与商业结合的开拓创新，还是牟利与操控性质的勾结行径。相比被人质疑和诟病的咨询类企业，更多的“老朋友”们卸任后能发挥余热的阵地，往往是主题上关注人类和平或医疗慈善的公益基金会，以及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库等非政府组织。
在此次《凤凰周刊》筛选的几位前政要当中，设有基金会的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美国艾森奥威尔基金会”，智库则有“威尔逊中心”“保尔森基金会”（注：中方翻译为基金会，实为智库），以及一直标榜自己是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卡特中心”。这些机构在中国均有专设的关注议题和长期操作的工作领域，推行其在中国可实现的“个人意志”，其存在痕迹也颇显个人风格。
一贯高调且走贵族路线的克林顿，旗下的“克林顿基金会”在中国设有中国代表处，其宗旨是协助中国政府实现永久性遏制艾滋病疫情的终极目标。2004年4月29日，该基金会同中国卫生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是首个与中国卫生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或许为了平息坊间的质疑，布莱尔成立的“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表示会多关注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宗教信仰问题。但其官方网站上，未显示任何具体关注或研究合作成果。相比之下，近两年在中东问题上，常能见到布莱尔以“和平使者”的身份与中国官方外交人员进行接触。可查的新闻报道中，他见的人包括中国现任中东特使宫小生和前任中东特使吴思科。
保尔森的“保尔森基金会”则是一家关注中美经济和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虚拟智库，在北京设有办事处。网站的首页写着“在美国和中国推进可持续性增长”，其智库近年来关注的话题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无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的非户籍人口”、“如何通过改革缓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等。该机构同时出版《保尔森政策备忘录》《保尔森投资文摘》等。而关注的投资案例，则聚焦于中国的新能源、有色金属、汽车等企业如何进入美国市场，投资美国。从可查的报道来看，该智库一直与中国官方机构如发改委联系频繁。
《凤凰周刊》记者／王衍 （记者卢伊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节选自《“老朋友”在华这些年》，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08期总第5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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