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清醒人生”专业戒瘾支持机构创始人袁献远，是一名曾拥有8年戒毒工作经历的资深社工。他接触过200余位吸毒者。令他印象深刻的新型毒品吸毒者有在银行从业的高薪白领，还有试图陪伴同学一起戒食毒品“止咳水”而主动染毒的学生。年纪最小的吸毒者，只有19岁，却已经冰毒成瘾3年多。
不过，这些吸毒者可能并不在公安系统的吸毒登记名录当中。袁献远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过去所在的深圳社工机构与地方禁毒办合作，接到的戒毒服务案例多是当地户籍的无业人员或经济条件较差。在成立公益机构“清醒人生”向社会开放服务以后，他收到全国各地服务对象的求助和咨询，吸毒者明显年龄和职业更加广泛。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的情况或能从侧面证实这一点。该所医疗部主任杜新忠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从该所约300人规模的戒毒者情况看，吸毒人群变化并不大，如无业者居多。但外部各方信息均显示，新型毒品吸食者各行各业都在增加，比如公务员、女性、学生增长趋势都已经比较明显。
“之所以戒毒所看不到明显变化，原因可能是，譬如公务员和企业家，他们不方便到戒毒所去，一是害怕被列入公安的登记系统，二是可能害怕进入戒毒所后认识更多的毒友，这些人原先吸毒的来源很单一，但进戒毒所后可能来源越来越多，别人会教给他新的毒品来源、种类和吸食方法，反而会变得更糟。”杜新忠说。
《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毒品滥用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吸毒群体向企业事业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
2016年2月21日凌晨，深圳南山警方接报称，有多人在北环大道一立交桥涵洞聚众吸毒。目前，警方因吸食毒品行政拘留93人（其中包括50名外籍人士），因贩卖毒品罪刑事拘留2人（均为外籍人员）。图为聚众吸毒现场，来源于网络
“黄、赌、毒三者情况相似，相互渗透，已是金钱、权力等社会问题的一种体现。何况毒品还是违禁品，更显档次高，不是毒品找他，而是他找毒品。”一位要求匿名的禁毒学界专家评论公务员群体吸毒时说，他认为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毒品的社会亚文化，毒品不像是被感染的传染病，而是人主动获取毒品，追求黄赌毒的生活。“从跟地方实务界的一些交流和接触来看，一些地方公务员的‘系统性吸毒’，其实是没有曝光的。”
2015年2月，衡阳县纪委监察局发布《有关案件情况通报》，通报中涉及18名党员、国家公职人员被列出，包括衡阳县国税局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等。受到处分的原因一致：吸食毒品。
由于官员吸毒严重，衡阳县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党员、公职人员涉毒定点检测室。衡阳县公安局的官方消息显示，该检测室“开门纳客”始于2015年1月。因毒品蔓延官场，衡阳县当时以衡阳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布了《衡阳县关于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吸毒行为的处理办法》。据媒体报道，该办法出台前后一年前后，当地已经有约40名公职人员吸毒被查出，包括县交通局纪检组长、当地镇长多人。
一位当地警员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衡阳县传统毒品的空间几近萎缩，涉毒公职人员主要是吸食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公安部2014年9月开始部署百城禁毒会战，衡阳市作为外流贩毒重点城市被纳入会战名单。2015年3月，衡阳县公安局配合多地公安部门破获了自1949年以来湖南省最大一宗制毒案，缴获新型毒品氯胺酮（K粉）766.66公斤，制毒原料816公斤。
2015年，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因涉嫌吸毒，省委巡视组接到举报查证后移交警方立案调查。龚卫国“毒瘾发作产生幻觉，自己报警说有人追杀，特警赶到时，一丝不挂”。曾任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在微博中感叹道，“堂堂市长居然是个瘾君子。”
据媒体公开报道，临湘市约有22人卷入龚卫国吸毒案，其中有不少公务人员。同期，临湘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群林也因吸毒被查。省委巡视组对多个县市进行巡视后，特别通报称临湘市“干部吸毒情况比较严重。”
已被查处的官员涉毒案件中，聚众吸毒的特征明显。除了前述湖南案例，云南曾曝出“吸毒州长”杨红卫和楚雄州原副州长吕琳麟一起吸毒；四川刘汉案中，黑社会商人刘维曾和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政委刘学军、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原处长吕斌和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刘忠伟等多名政法官员在自家会所聚众吸毒。
据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一些居心叵测的商人乐意主动扮演“毒友”角色，混进官员的朋友圈。有的商人通过提供毒品和毒资，引诱官员染上毒瘾难以脱身，最后沦为任其摆布的“傀儡”；有的不法分子干脆和官员同“呼吸”，浸淫在这些乌烟瘴气的圈子中。
上述报道称，官员吸毒仅是堕落的开始，腐败往往紧随其后。一名专门代理毒品案件的刑事律师怀疑其中问题十分严重，吸毒官员的数量可能超出人们想象。一克冰毒通常卖到数百元，长期负担毒品开销难以为继。被毒品“吃定”的官员为了支付高额消费，用权力谋利成为获取毒资的捷径。
2015年6月18日，武汉，国家毒品实验室武汉工作站，它是中南地区最大毒品鉴定机构。送往此处的毒品各异，融入水之后，呈现出花花绿绿的模样。
除了上述群体，另外一些阶层的吸毒者也引人注目。2015年，温州市区一群平均年龄大约50岁的大妈在酒店KTV包厢里一起吸毒时，被警方抓获。当地媒体报道称，她们多是相识多年的街坊邻居，平日里除了带孙儿就是做美容、打牌度日。大妈们吸食“K粉”将近一年，享受吸食时飘飘欲仙的感觉。她们把约定吸毒的暗号叫作“开运动会”。每次“运动会”花上四五千元，大家AA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禁毒学教研室主任李文君也注意到了这个事件。在公安大学禁毒系的课堂上，供师生们讨论的案例越来越多。李文君鼓励学生们讨论和分析这类社会群体卷入吸毒的问题。但她有时也会担心，高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自己的学生能否避免诱惑？
2014年，北京共查获涉毒未成年人100余名。北京警方称，新型毒品向在校学生等群体的扩散速度进一步加快。目前几乎所有省份都已发现在校学生吸毒问题，并且迅速增长，涉毒学生年龄越来越小。公安部禁毒部门人士警告说，“学校已经没有围墙了。”
来自北京、上海、云南等地的高校社会学学者，在获取地方公安部门、戒毒所的数据研究分析后，发表的多篇社会学研究论文均指出：与吸食传统毒品人群相比较，滥用新型毒品人群的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收入更高。从年龄上，他们更加年轻，性别上，越来越多的女性裹挟其中。职业上，传统毒品如海洛因滥用者绝对以社会闲散和无业人员为主，而新型毒品滥用的职业结构分布要更为广泛。
《凤凰周刊》记者/曾鼎 编辑/李光
点击“阅读原文” 查看《金正恩家族“脱北者”逃亡秘史》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