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这是中国崛起路上的第一个“大考”。“为什么东南亚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不信任中国而信任美国呢？因为美国在崛起过程中通过了很多‘考试’。”
长期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工作的郑永年，几年前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目前一年1/3的时间往来于中国大陆的各个城市，深耕于中国地方城市的治理议题。
近年来《凤凰周刊》对这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数次采访中，他多次提到中国崛起过程中将要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过每次都泰然表示：“该来的都会来，所有崛起中的国家都会遭遇到挑战。”
在郑永年看来，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在世界性民粹主义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正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日本等国利用朝核问题、东海和南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向中国施加巨大的外部压力。面对这股压力，中国内部的民粹主义也变得强烈。
在国际秩序迎来变革之际，郑永年强调，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输出的秩序正在解体，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中国应大力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让“自由贸易”同样成为中国的软实力。
凤凰周刊：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的同时，传出韩国部署“萨德”的消息。很多人说，中国现在外部环境越来越危险，南海、朝核、台海、东海等热点问题处于联动态势。你怎么看？
郑永年：其实我早就说过，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该来的一定都会来，只是说哪个问题先来，还是合起来一块儿来？现在来看，感觉是一起来。未来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如今无论是朝鲜问题、萨德问题，还是东海问题，实际都超出中国的控制，南海问题上中方稍微主动一些。还有台湾问题，也可能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除此以外，中印关系官方还是比较理性，但民间情绪值得注意。国际上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越来越强，土耳其世俗政权遭遇瓶颈也是这股力量的体现。很难说未来这股力量不会影响到中国，而这些（困扰）都不是能由中国控制的。
但是，这些外交上的环境是可以判断的。比如很多问题有美国在背后，但美国还是保持相对理性的。中国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其崛起远远比美国、英国难得多。美国的地缘政治，周边就两个国家，出来就可以当“世界警察”。反观中国，周边这么多国家，对上述地区的控制程度，也远远不及美国。但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意识？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所在意的都是长城以内的历史，而不是长城以外的。
凤凰周刊：你曾说过，中国可以非军事方式实现崛起，但内外因素的变化促使中国不得不使用军事手段展现力量。但这样的情况似乎让周边国家担忧，比如中国在南海建岛、以及中方船只近期频繁去钓鱼岛海域的行为。如何看待中方的举动？
郑永年：现在不止是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有时候也认为中国太强势。但其实，东海问题不是中国先挑起来的。中国的问题是，常常把美国、日本都当做一个整体。我曾经问过一位加拿大学者，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他回答说，美国有不同的利益团体，总统之间也不同，国会、军方的意见也不同。但中国往往听到一个人的发言，就把其当成国家的声音。其实美国有不同声音，就好比中国内部也是如此。这也会造成很多误解。
南海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做的方式没有问题。中国从90年代就开始计划建岛了，但之前一直以韬光养晦为指导思想迟迟未动，但到了现在如果再不动手，南海真的就成历史了。起码，现在南海的主动权慢慢回来了，美国、菲律宾也都在回应中国，未来应当回归更加理性的处理。
比如黄岩岛，中国目前开了个口子，接下来就可以慢一点，没必要像过去那样。过去被动的时候，态度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不得不强硬。南海问题上，中美的利益是共通的，就是自由航行。所谓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中国与美国那些“狐朋狗友”之间的冲突，不是直接的冲突。
[2015年10月29日，中国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一带一路’飞龙在天，香港历史新机遇”专题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多方面优势并拥有很大潜力，将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凤凰周刊：韩国部署“萨德”之后，民间社会也有一系列的反韩行动，你怎么看？
郑永年：我很早就说过，极端民族主义最终都会失败。比如过去一直叫嚣反日，结果，那么多人连马桶盖都要去日本买。说明没用啊！当然，我从来不认为民族主义是问题，但这些极端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我把他们叫做“义和团主义”，好像刀枪不入。任何国家都需要民族主义者，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理性的，是能让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人。无理性的人只会让国家利益最小化，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即便“萨德”部署在韩国，对中国来说是进攻性的，但对美国来说还是防御性武器。在我看来，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热战，但可能会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这个当真值得警惕。苏联怎么倒台的，就是意识形态上出的问题，一下子就被军事化，后来经济上就垮掉了。如果中国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冷战，一定会发展军事力量，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遭遇类似的困境，比如投资更多转向国有领域。而美国如果发动战争，都是让民营部门发达起来。所以这样发展下去，只会更加危险。
凤凰周刊：一些人说，现在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似乎变少了，你如何看？
郑永年：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战略还没真正开始，现在是说的阶段刚过去，做的阶段要开始了。我的建议是，化大为小、化整为零。“一带一路”的主体如果是政府和国企，就会带来问题。真正“走出去”的主体应当是民营企业，应当把眼光放在民营企业，其实很多事情民营企业早就开始做了。
国企动辄投资那些大的项目，人家考虑的就远不止经济问题了，而是安全问题。比如缅甸，新政府一上来就停掉了那么多项目，用的是环保的理由，但实际上背后还是国家安全。斯里兰卡科伦坡的港口城项目也是，当然其背后也有印度的压力。越南也是，我觉得他们永远不会让外资进入高铁领域。不能总以处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国外问题。
但是，基础设施的确是非常需要的，怎么做呢？你可以做小一点的项目。大的工程必然会涉及腐败等，令贪官得利，但小的工程反而能让老百姓受惠。比如在很多国家，中国一般修的都是国道，日本就去修与乡县相连的公路，这些都是需求多、又赚钱的地方。日本在缅甸修了好几个工业园，非常成功。我觉得中国应当转变思维，不要专门修大的工程，求大求全，而应该做对方需要的东西。
对内来说，“一带一路”也不是所有省份都可以搞，必须有一个起码的经济总量。这其中，广东省最有条件搞“一带一路”——不但经济总量大，其产业结构、开放性、海洋航道等优势明显。广东所具备的这些优势仍需获得应有的重视，转型、吸引专业人才、以及进一步开放。
记者/ 漆菲 编辑/崔世海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外部危机“联动”，中国如何应对？》，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6期，总第5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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