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漆菲 特约撰稿|萧西之水（发自日本山口县、鹿儿岛、东京）
编辑|嘉沐 摄影|王齐龙 漆菲
编者按：
1868年10月23日，日本宣布改元明治，告别了长达682年的幕府统治，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史无前例的外部压力下，这一“蕞尔小国”走上了强国之路，成为亚洲首个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明治维新的成功，堪称“世界奇迹”。
150年后的这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宪政纪念馆发表明治维新150周年讲话，呼吁年轻一代应以此为契机、学习过去的经验。
如今距离那场浩大的近代改革已过良久，越来越多的新史料得以发掘。但无论从强调日本殖民侵略的“屈辱史观”，还是从不同层面解读中日不同的“民族性史观”，乃至于主张立宪政治与国民选举的“制度史观”，都无法完整、客观地描述这场变革。
对中国人来说，明治维新就像一根扎喉的“刺”。清朝的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成败对比，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仅仅做机械比对，只会让人陷入迷思。从日本的内外环境来看，当时中日在治理结构上并非一类国家，何况早在幕府末期，日本的改革已然开启。
我们既要理性审视明治维新对于日本发展的意义，也要看清这一革命的不彻底性，即其野蛮、冷酷和倒退的一面。当日本跻身列强行列的同时，也在殖民竞赛中将触爪伸向亚洲邻国，最终被战争狂热反噬，承受了破坏国际秩序的恶果。
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近现代以来互为镜鉴的中日两国，也在同一时空下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一边是“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家”，一边是“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两者不约而同将焦点放在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上。
为了重新审视这场变革，《凤凰周刊》踏上明治维新的胎动之地，从根源开始步步寻访：哪些迷思应在150年后被打破，从中国乃至国际视角又应如何看待这场变革？
1881年（明治14年），东京上野公园内举办的第2届国内劝业博览会。进入明治时期，近代化产业革命浪潮迅速涌入日本，以物产开发和产业培育为宗旨的国内劝业博览会为“日本制造”奠定了基础。
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山口县，形如半岛，三面环海。其县名依据地形而来，大巴车驶入其间，是愈加起伏的丘陵地带，郁郁葱葱的山林与蜿蜒的小径交织。说起该县的“特产”，除了丰硕肥美的河豚，当属日本首相——时至今日，这里走出了8位首相。
今年盂兰盆节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偕夫人循惯例回此祭祖，并在连接本州岛与九州岛的关门海峡观看了盛大的烟火表演。较往年而言，老家的节日氛围显得更为浓郁，因为今年恰逢明治维新150周年。作为这场变革的胎动之地，山口县内早早开展起各种纪念活动。高速路旁也挂上了红白相间的旗子，印有“明治150年”的官方标识。
8月12日在县厅所在地山口市演讲时，安倍特别提到了这个重要年份。他还列举山口县出身的历代首相——诸如初代首相伊藤博文、明治维新50周年的首相寺内正毅以及100周年的首相佐藤荣作，并称“作为实现维新大业的山口县中走出的首相，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留下不令这一身份蒙羞的实绩”。
到了10月23日明治改元的纪念日这天，东京永田町的宪政纪念馆举行了庆祝明治维新150年的纪念仪式，有350多名代表出席。但与50年前的纪念日相比，这一次天皇夫妇并未出席。或许考虑到即将出访北京，安倍没有直接提到“修宪”字眼，而是着重强调前辈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层面的内外挑战。
“明治时代的人们有勇气、英明果断、不懈努力奋斗为目标，向世界敞开胸怀，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他呼吁说：“希望年轻一代以此为契机，了解学习我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光与影，以及各个层面的宝贵经验。”
150年前，长州藩（江户幕府时期山口县的旧称）的先辈们拥立明治天皇，实施明治维新运动，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50年前，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首相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建立日美同盟；而今，当安倍三度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后，作为长州人后代的他高举修宪梦，渴望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以实现国家的真正复兴。
但在首相的愿景之外，日本学界、媒体界乃至普通民众又是如何评估这场变革，他们渴望从纪念中获得什么？150年后，在孕育启蒙明治维新的西南诸藩，我们开始追寻答案。
“民众不那么容易被洗脑了”
山口县立美术馆土红色的砖墙前，巨大的黑色广告板上写着：“激动的幕末：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左侧的肖像照中，长州藩13代藩主毛利敬亲正襟危坐，严肃以待。19岁成为藩主的他，鼓励研究兰学（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文化和技术），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重用贤能并推行改革，1869年奉还版籍后任山口县知事，同年隐退。
山口县立美术馆正在举办明治维新150周年特展。
毛利敬亲展。
山口县历史地图。
如此重要的节点，为何选用旧藩主而非更为著名的维新志士作为展览主题？该展览的策展人、山口县立山口博物馆学艺课长（注：学艺员是日本博物馆中专职人员，负责资料的收集、展览、调查和研究等事宜）山田稔告诉《凤凰周刊》，近50年间，当地围绕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维新志士的展览非常普遍，却一直没有介绍过自家藩主，有些当地人甚至连毛利敬亲的名字都念不出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维新志士都有人物动漫，毛利却没有，处于一种没怎么被公开的状态；另一个原因就是部下都太出名了，结果领导被忽略了。这也说明，毛利是一个愿意听取下面意见的人。”山田稔说。
展厅的工作区域，几名高中生志愿者正在见习中。记者打招呼时，他们毫不犹豫报出了自己偶像的大名：“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孩子们并未体会到布展人的良苦用心。
从前年开始，日本各界相继举行研讨会、讲座、展览以及音乐会等纪念活动。平时不对外展出的珍贵文物，也陆续与公众见面。去年，首相官邸在“各府省厅联络会议”主页上明确提出：“学习明治维新精神，重新认识日本的优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为此，日本政府在内阁官房设立“明治150年”相关措施推进室，资助了以明治维新为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还专门举办相关的柔道和相扑比赛，用以称颂明治维新对近代国家的成立所作出的贡献。日本财务省还于今年8月发行了5万枚面额1000日元的纪念币。
与明治维新有关联的地方自治体，借机推出“地方创生”战略，最大限度以此噱头来吸引游客。不少维新志士的家乡地更为这一重大纪念日开设了网站。其中最为积极的，当属讨伐幕府的四大重藩——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即现在的鹿儿岛、山口、高知、佐贺四县。
山口县萩市举办的“萨长土肥”联合展。
早在三年前，山口县就开始筹划15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结合各地历史打造出了一条“幕末维新回廊”。在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所在的萩市，举办了“手冢治虫笔下的明治维新”展览，让阿童木之父带领大家回到江户时代；在县内最大城市下关，除了常规历史展，还举行了“岩仓使节团的长州人”话剧演出。
山口县立博物馆学艺课长山田稔站在由他策划的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展入口处。
对县政府来说，今年的重头戏是9月至11月举办的“全国都市绿化山口博览会（简称山口梦花博）”。为此，山口KIRARA博览会纪念公园装饰了一千万株鲜花，进行规模空前的鲜花祭典。由于地方老龄化严重，县政府希望将公园打造成老少皆宜的庭园。会场内还搭建了幕末维新体验馆，观众可以用VR体验感受幕末历史，学习当时长州藩如何克服困难、创造新时代的历史。
10月7日，山口梦花博会场举办了“明治150周年纪念仪式”，众多人士出席，安倍也发来特别祝词。当天举办的“年轻人国际研讨会”上，“萨长土肥”四县知事与当地年轻人进行了座谈。山口县知事村冈嗣政在其脸书上写道：“我强烈感受到学生们能够承担起下个时代的意志与志向。”
如何让年轻人了解并继承明治维新的精神，是日本政治家强调的课题。但与50年前相比，当下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似乎没有太高的兴致。“明治维新100周年时，山口博物馆刚刚建成，以‘近代国家的脚步’为题举办了展览，短短2个月间吸引了12万人参观。今年的展览，每月只有1万名左右的观众。”山田稔颇感无奈。
他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心态上就安定下来了。“1967年正处于战后的经济复兴时期，日本渴望向明治维新时期的先辈们学习，获得重建的能量。”山田稔回忆说，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没有这种热情了，加上价值观也变得多样化，年轻人也不一定对历史那么感兴趣。此外，50年前日本政府和学校还能发挥动员作用，现在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组织了。
对于成长于1960年代的日本人来说，日本的近代史也是一部“长州史”，即描述如何以“尊皇攘夷”思想为开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天皇制国家。这样的史观认为，是正义的萨摩藩和长州藩打倒了邪恶的幕府。
在萩市博物馆工作的主任学艺员道迫真吾看来，现在的民众对于明治维新的理解比50年前进步了很多。“当时的中央政府仍把民众当做无知者，宣传偏向于‘政府启蒙民智’这类看法，因而受到左翼为主的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如今的民众不那么容易被洗脑了，所以政府也就很少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学界也变得不那么主动去谈论明治维新。”
早稻田大学教授真边将之支援了佐贺县的明治维新纪念活动。在他看来，相比于萨摩藩和长州藩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佐贺藩更加专注于先进技术，显得不那么活跃。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也出现了像大隈重信（早稻田大学创始人）这样的贤能人士。他们从幕末就开始学习很多新知识，对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真边将之直言，对过去的讨幕重藩——“萨长土肥”而言，现在它们都处于经济较为落后的时期，又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压力，所以渴望通过明治维新激发活力，获得外界的关注。“日本有一个词专门形容关门倒闭、百叶窗落地的商业街。佐贺就有很多这样的商业街。我能强烈感受到，那边的人希望借用明治维新150周年来吸引游客，复兴这些老街道。”
鹿儿岛：借大河剧东风
9月的总裁选举前夕，喜欢自称长州人的安倍破天荒选择在讨幕的另一重藩——鹿儿岛表态竞选自民党总裁。日媒说这是为了显示他重视振兴地方经济，但宣布当日，恰逢大河剧《西乡殿》“萨长同盟”一集播出之时，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日本近代史上这场著名的联盟。
鹿儿岛中央火车站，大河剧《西乡殿》的巨幅海报。
1866年，在幕府与西方列强的夹击下，长州藩如风中残烛。经坂本龙马等人的奔走，长州藩与此前的仇敌萨摩藩结成同盟。通过强藩之间的合作，有志之士的联合逐渐壮大，并在不断的斗争中确立了共同的目标：废除将军一职、建立新政府。至此，幕末日本的国家构想初具雏形。
“萨长同盟”中，长州藩的代表是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萨摩藩的代表则是西乡隆盛。
东京著名的上野恩赐公园一角，武士打扮、体态浑圆的西乡隆盛牵着狗，俯瞰东京。据说他的妻子曾抱怨这与他本人丝毫不像，却不妨碍这尊雕像矗立了120年之久。
东京上野公园内西乡隆盛的雕塑。图片来源网络。
近年来，西乡的人气高居不下——截至2013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的52部大河剧中，12部作品围绕德川幕府进行，其中西乡隆盛出现了10次，问鼎榜首；动漫中人气颇高的坂本龙马出现了8次，位居第二。
大河剧是NHK电视台自1963年起一年制作一档期的连续剧系列，迄今为止已出品五十多部，题材涉及战国时代历史、幕府时代末期故事和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等人撰写的小说。不同于一般历史剧，其被公认为是较为严谨的喜剧。
幕府海军创始人胜海舟在其《冰川情话》中记载，坂本龙马对西乡隆盛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轻轻敲击就发出微弱声响，重重敲击就发出巨大声响”之人。
真边将之对此解释说，西乡隆盛在战前曾是日本最有人气的维新志士，战后坂本龙马的人气超过了他，因为当时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坂本龙马这种生意人的形象更容易获得人气。“随着这几十年经济下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仅仅在于追求金钱，西乡隆盛这种讲道义的形象又变得受欢迎起来。”
明治维新所有的近代化政策中，西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因此被誉为“维新三杰”（另两位是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之首。如果没有他，德川庆喜不会决意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也不会发生；如果没有他，官军不会在鸟羽、伏见战役中取得胜利，废藩置县也不会顺利进行。
晨雾笼罩中的樱岛。
西乡出生的萨摩藩，位于日本列岛西南角，自古民风彪悍。据悉当地剽悍的武士都以“萨摩隼人”称呼自己。这里虽远离政治中心，却是日本通往世界的门户。早在17世纪前，来自中国的船只就常常停靠于此，与琉球的关系也让这里更早接触到了外来文明。藩主岛津家族在此统治了近700年。著名景点和街道上，都能看到岛津家“十字纹”家徽。但更为普遍的印记，是西乡隆盛和他的狗。
从鹿儿岛中央火车站下车，巨幅的《西乡殿》海报贴满墙壁，主演的人形广告牌欢迎每位到访的游客。自年初播放以来，该剧收视率基本维持两位数以上，其中首日平均收视率达到15.4%。但东西地区差距明显——关东低迷，关西较高。而在西乡的家乡鹿儿岛，首日更达到34.9%的高位。当地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你追了《西乡殿》么？”
鹿儿岛的西乡殿大河剧馆。
鹿儿岛维新故乡馆的维新志士展览。
为了配合150周年纪念，当地大河剧馆特别展出了该剧中的物品，并设计了各种历史问答环节。进馆前，游客可以粘上西乡特有的“粗眉毛”，通过背景板与“主演”亲密接触。馆内，年轻人大多被两位人气主演——铃木亮平（扮演西乡隆盛）与瑛太（扮演大久保利通）的人形牌所吸引，纷纷换上剧服合影留念。
不远处的维新故乡馆，志士不为人知的一面被展现出来。西乡隆盛的第三任妻子岩山糸的嫂子TOKU女士，在其95岁高龄时讲述了与“西乡先生”交往的故事：在五段录音中，她分别从西乡对待妻子家人、平时的习惯和小癖好等角度回顾了西乡平易近人、不拘小节的风范。
“下克上”的风潮背后
在鹿儿岛城山，西乡隆盛魂断之地，家乡人为他浇铸了一尊威严的铜像。鹿儿岛著名的樱岛是座活火山，当地人习惯每天沾一身的火山灰。用火山灰制作的西乡人形玩偶也是当地流行的手办。就连当地流行的童谣《一挂二挂》也被填词后改为称颂西乡的乐曲。
鹿儿岛城山公园的西乡隆盛像。
在那些乐于权斗的政治家队列中，西乡被描述为一个光明磊落之人。只不过，这个有些“洁癖”的政治家最终远离了政治中心，逃避了推进改革的责任。之后西南战争爆发，西乡率领3万多名不满武士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战败后切腹自杀。发起倒幕运动的武士阶层，却成为抵抗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波力量，最终在反抗中被消灭。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便是以西南战争为背景，片面讴歌了武士传统的美好。
1877年2月至9月间，鹿儿岛发生了平定当地士族反政府叛乱的著名战役。在这里，身穿西式制服的国民军队军官接受了未穿制服的叛乱分子的投降。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束，也代表明治维新以来倒幕派的正式终结。当时旧萨摩藩士族的首领，正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
作为“叛军”首领的西乡死后先被简单安葬，直到1889年日本立宪之后、明治政府为其恢复荣誉，他的墓地才逐渐庄重起来。但他的精神早已声名远扬。西乡死后被称为“南洲翁”，其墓地也被称为南洲墓地。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黄遵宪、梁启超等人都曾来鹿儿岛缅怀过这位维新功臣。1909年，中国同盟会的领袖黄兴到这里参谒过他，后人为此立了纪念碑。据说黄兴一生崇拜西乡精神，并自诩为中国的“西乡南洲”。
黄兴参观南洲墓地纪念碑。
南洲神社内西乡隆盛雕塑。
“政治家往往喜欢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但很少有人像西乡隆盛这样被史学家误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野润治在《未完的明治维新》一书中评价说，西乡隆盛人生最后4年，日本与东亚关系持续紧张，相继发生了“征韩论”之争、“台湾出兵”、江华岛事件。因为他的强硬外交姿态一贯为众人所熟知，后世的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亚洲主义者”，或尊敬，或厌恶。然而，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欧化主义者，他不仅理解“富国强兵”，也深知立宪政治的必要性。
“尊皇攘夷”达到高潮时的1862年，西乡隆盛年仅37岁，与他一起的维新志士们，大多才20岁出头，算是一群“愤青”。直到明治政府成立后，下级武士们“乱砍乱杀”的作风仍在继续。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的话说，明治维新就是从下级武士小范围的无政府式“乱砍乱杀”——尊王攘夷，转化为整个民族有组织的“乱砍乱杀”——对外侵略扩张，只不过借以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文明外衣——工业化和法制化。
明治维新掀起这股“下克上”的风潮之后，虽然江户幕府被西南强藩打倒，但这些强藩藩主们也很快被手下的重臣架空，部分武士则摇身一变成为核心官僚。除此以外，天皇和朝廷依然是傀儡，中下层武士也好，普通百姓也罢，依然遭受剥削和压迫。从个体角度看，一边是维新时期饱受剥削的产业工人，一边是幕府时代备受欺压的普通农民，很难讲清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哪一边更为不幸。而所谓的“民主”“开化”，则等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
日本遭遇又一次“黑船来航”
山口县立美术馆关于毛利敬亲的展览中，一个引人回味的展品是宫内厅送来的皇室至宝——17世纪毛利家赠予天皇的唐狮子图屏风。画面上，一只绿毛的中国狮子形态张扬，活灵活现。当时的江户被定为全国的中心后，各地的钱粮和人才都送了过去，天皇依靠富足大名（注：地方领主，拥有一万石以上的大名被称作藩主）的进贡得了不少宝物。
在1664年的《10万石以上大名配置图》中，从粮食产量可以看出西南各藩的实力：全日本近300个大名中，鹿儿岛的岛津家位列第二位（73万石），熊本的细川家位列第六位（54万石），福冈的黑田家位列第八位（43万石），萩的毛利家位列第十位（37万石）。
150年后，曾经的西南重藩失去了往日的荣光。2015年日本47个都道府县GDP排行中，山口县位列24位、鹿儿岛位列26位，位于中游；佐贺县44位、高知县46位，几近垫底。
据萩市博物馆的道迫真吾介绍，山口县曾有五个大型中学，这些学校在明治时代由私立的“防长教育会”来运营，该机构的作用是把本地的优秀人才输送到东京帝国大学。“当时大家的想法是为了国家，结果却导致了地方经济衰退。即便在江户时代还有所谓的‘归农法’，即将聚集在江户地区的人民送回地方，反而保证了地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山口县下关市唐户市场，面临关门海峡，对岸就是九州岛。这里以河豚而闻名。
下关市火车站，山口县的观光列车推出了幕末维新之旅。
关门海峡烟火大会临近，8月来到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的游客逐渐增多。但走在这座海边小城里，依然有萧瑟之感。尚未到傍晚，新干线车站旁的街区已是空荡荡，唯有24小时的便利店和自助洗衣店稍有人气。可下关市已是本州西部县山口县唯一的一座中核城（人口20万以上）。
为了体现对地方经济的支援，安倍每年此时都回到家乡长门市祭祖，再前往下关市观看关门海峡的烟火大会。但这里的民众并不领情。一位上年纪的出租车司机向《凤凰周刊》表示，安倍并不了解地方的情况，每年回来也没有给当地经济带来多大的改善。“在东京吃高档料亭的政客又怎么会知道500日元一碗拉面的滋味？”
萩市城下町。
在旧长州藩首府所在地萩市，前市长野村兴儿直言不讳道：“地方问题是日本最大的课题。”如今东京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地方人口却不断减少，特别是日本海一侧地区的人口减少剧烈，普遍呈现少子化、高龄化现象。他所处的萩市在这一问题上已在全国范围内领跑了40年，曾有一个月人口减少了800余人。
现年74岁的野村1967年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曾在大藏省（财务省及金融厅前身）工作过26年。1993年他回乡竞选市长，一当就是24年。随着地方活力的衰退，野村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据他说，日本老龄化率已超过21%，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情况。东京有足够的财力出台应对老龄化的护理方案和医疗政策，但地方城市落差很大，如何存活成为难题。
野村兴儿题词的四个字中，“至诚”来自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座右铭——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萩市前市长、至诚馆大学校长野村兴儿。
让这位前市长略感欣慰的是，日本正通过各种形式，从各个领域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当时代产生剧烈变化之时，年轻人如果视而不见，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现在时代的浪潮是什么？是人工智能和信息革命。以此为前提，政治、社会结构、制度都在不断变化中。”
不少人拿当下的日本与150年前做对比，认为日本正遭遇又一次的“黑船来航”：贸易保护主义满天飞，基于力量的政治、民粹主义横行。野村提醒说，“的确要看到保守思潮的回溯，世界正回到1930年代那样，走向区域主义和孤立主义。加上日本社会变得越来越内向，这是我所担忧的情况。”
他继而呼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因此才决定了前行的方向。同样，一个社会需要共同努力进行讨论，各自承担自己世代的责任，才能有所突破。”
胜者与败者的纪念
虽然日本各地都采用了“明治150周年”字样的LOGO，但除了与明治维新联系紧密的地区，这仍称不上是一场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山口博物馆的山田稔担任过多部大河剧的顾问，例如2015年的《花燃》和今年的《西乡殿》。他认为，虽然这几部剧在维新系列剧中获得了人气，却已经不能让整个日本兴奋起来了。
这是因为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不同地方的视角必然不同：京都去年刚纪念过“大政奉还150周年”，福岛迎来的是“戊辰战争150周年”。
当西南强藩渴望追溯当年的黄金时代之时，1868年这个戊辰年对于东北地区的民众来说，却是不愿提起的回忆。当年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激战，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稜郭，战争结束。
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政局长期由长州藩等西部出身者把持，福岛县所在的会津藩作为保守派备受打压，致使经济落后于周围地区。如核电站的选址，日本境内54座核电站，其中46座位于原反政府军所在的各藩。明治维新100周年时，当时的昭和天皇访问北海道，也遭到当地少数民族阿依努族的抵制。因为他们是曾经被征服的一方。
如今在福岛县，很多人依然不能原谅西南强藩曾经的暴行。在抗击维新势力的重镇会津若松市，为了保卫家园，男女老幼齐上战场，留下了各种可歌可泣的故事。直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福岛县作为灾区才被重新重视。为了激励当地居民重建家园，2013年的大河剧改为《八重樱》，主角是会津藩出身的新岛八重。但据说这出剧因为内容描述不当激怒了山口县居民。
1872年10月，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东京到横滨）铁路上奔跑的蒸汽机车。京滨铁路被称为日本铁路之祖。此后铁路就在这个岛国迅速延伸，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山口县知事村冈嗣政承认，由于历史缘故，福岛对“萨长土肥”，特别是对长州藩有着不好的印象。在他看来，当时的会津藩同样想将日本从危机之中解救出来，将日本变成一个强国，“这样的想法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历史从不幸的形势下展开”。
山口县知事村冈嗣政在给本刊的题词中写道：“立志以为万事之源”。
东日本大地震后，山口县派遣人员去支援福岛。借此机会，2012年11月26日，野村兴儿作为萩市市长访问了会津若松，并在白虎队士兵墓前献花。而不久前，在东京举办了“萨长土肥”清酒的宣传活动，福岛的人也一起参与了。这一新奇的组合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
“虽然过去的问题很难处理，但我认为朝着好的方向互相友好地发展，是应该不断推进的。我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建立起彼此的信赖关系。”村冈知事由衷表示。
中日实力比对下的迷思
“150周年的纪念活动确实不少，但大多数都很空虚，很少有人能够重新检证历史。”专攻明治产业革命史的道迫真吾，解释起日语中“检证”一词：只有通过检查与验证，才能发现历史的“光”（正面影响）与“影”（负面影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正因抱有这种观念，他对于歌颂明治维新功绩的纪念活动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只不过是娱乐，很难有学术意义。
日本学者在评价明治维新时，多从“光”与“影”两部分来看：既看到建立宪法、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融入世界等属于“光”的部分；也不讳言殖民侵略、官商勾结、压迫劳工等属于“影”的部分。
2012年，爱知县立大学历史学者与那霸润出版《中国化的日本》，认为近代日本总体上走了一条“中国化=帝国化”路径，而追求个体自由的“江户化”路径却遭到忽视；2018年，日本东北亚研究专家、《日俄战争》一书作者和田春树来北京访问时，也数次提到明治维新带来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思想。
当日本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中国却因近代屈辱史而始终把跻身列强之林的近代日本作为对标点，用于反复质问与激励自己：为什么日本人行，中国人就不行？这种比较存在一个前提逻辑，即中国原本强于日本，正因洋务运动逊色于明治维新，清朝才会败于日本。但现实果真如此么？
萩市明伦馆。
明伦馆详细介绍了为日本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的“长州五杰”：伊藤博文被形容为创造了近代日本之人；井上馨分别担任外务大臣、农务大臣和内务大臣等职，贵为明治元老；远藤谨助当了造币局长，用日本人的力量制造自己的货币；山尾庸三推动设立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的工学寮；井上胜被称为“铁道之父”，他的铜像至今矗立在东京站丸之内口广场上。
明治维新之前，萩市明伦馆一直作为长州藩的藩校，也是日本现存最大的木造校舍。幕末时期，这里培养出了吉田松阴、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井上馨等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志士。如今，它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馆，对外展示着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演进，而这恰恰是明治维新推动现代化背后的奥妙。
幕末时期各藩士兵的火药罐与子弹包。
幕末时期的一间展厅中，玻璃窗里摆放有17世纪各藩士兵的装备和服饰，精巧的火药包完全不输给现在时尚的名牌包。密密麻麻的架子上，火炮、枪支和弹药一应俱全。1867年的一幅彩绘中，当时的步兵队、骑兵队和炮兵队整齐划一接受训练。当江户幕府购置数艘西洋军舰、训练西式军队之际，彼时的清朝仍需“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虽然可以用各种指标数字显示明治时代的荣光，但随着历史学的进步，会发现这份成功不仅仅是日本自身的造就，更与近代太平洋海运的发展息息相关。日本作为西太平洋唯一一个大型岛屿群，一开始就受到欧美列强的“优待”：直到20世纪前，欧美列强都只在日本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经营业务，并不寻求深入腹地；日本海关也一直由自己人管理，主权独立性高度集中；甚至于“黑船来航”也并非为了发动战争，美国人只是希望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西太平洋获得落脚点。
中国才是太平洋贸易的终点，日本只是贸易中转站，欧美列强从一开始就视中国为产品的“倾销地”、进而打击本土势力，日本则是可以拉拢的对象。这种定位的不同，导致中日两国对待列强态度的截然不同：清政府想方设法对抗欧美体系，而无论是江户幕府还是明治政府，则都想方设法融入世界。
除了外部环境，内政环境差别同样明显。清代的中国从基础上是一个“拼盘式”国家，以儒家文明为主的内地十八省，“龙兴之地”东三省、停留在农牧时代的蒙古、军事化统治的新疆、政教合一的藏区，截然不同的治理制度以清朝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而拼成一个巨型帝国。一旦遇到欧美列强强势入侵，第一问题是如何保证国家不被分裂。
反观日本，由于土地贫瘠、市场狭小，国家稳定从一开始就不是问题。加之日本历史相对能形成单线叙事，这就促使其更致力于以一个文化整体寻求融入国际社会。从结果来看，中国经历上百年动乱后依然保证大体统一，日本成功融入国际社会，双方都完成了自身发展的第一要务。
虽然同属东亚文化圈，也同在近代经历过屈辱的历史，但彼时的中日并不是一类国家：清朝与同时代的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有所类似；日本更类似英国、法国等处于近代化转型阶段的中等规模封建国家。如果仅仅是把双方的近代化过程做机械对比，恐怕会陷入“为什么日本人行”的迷思，而难以正确看待中日两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维新之前，改革已开启
对于明治维新，一般学界认为，始于1868年维新政权发布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也可上溯至1853年美国海军抵达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但早在这之前，改革就悄然开启。
萩市明伦馆，解说员在东田第一高炉投产的纪念照片前作讲解。
萩市明伦馆，头发花白的导览员指着一张巨幅黑白照片向现场观众讲解说：“你们看，这位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他身后那位是现在副首相麻生太郎的曾祖父麻生太吉。”
1901年东田第一高炉投产时，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明治元勋前往考察，并与数十名企业家进行了合影。这一画面成了明治政府“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重要见证，也被收录到明伦馆的工业革命展览资料中。
“过去日本申请世界遗产的都是类似于法隆寺、唐招提寺这类美丽的建筑，但2015年萩市申请的世界遗产却是相对不那么美的反射炉等工业建筑。”道迫真吾解释说，之所以用这些建筑来申请，是希望能主打“非西洋国家的产业革命”这个概念。“毕竟产业革命来源于西方，如今的国际标准也主要是西洋标准，如何体现日本在产业革命中的参与感非常重要。”
受到鸦片战争中国惨败的影响，以吉田松阴为核心的思想家积极探索革新思路，以魏源《海国图志》作为讲义，在松下村塾向长州武士普及近代工业化思想。
在精神导师的启蒙下，长州藩逐渐引入西方技术，并修建了制铁高炉（萩反射炉）、造船所（惠美须鼻造船所迹）、制铁工厂（大板山多多良制铁遗迹）等设施，将原本教授儒家思想的藩校明伦馆改为训练西式军队的练兵场。这一遗迹还包括萨摩藩的集成馆、肥前藩的三重津海军所迹、幕府直辖的韮山制铁高炉等，其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建造西式帆船与近代枪炮。
当年吉田松阴阅读的《海国图志》美洲部分。
观察明治维新，除了了解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历史外，也要对日本18世纪以来的改革有所概观。享保改革（1717-1735）期间，幕府批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宗期货市场——大阪堂岛米市，允许民间翻译非基督教类外国书籍；田沼改革（1767-1786）发展重商主义，开拓北海道边界；为了应对鸦片战争危机，幕府开展天保改革（1841-1843）以精简政府机构、充实海防，同时逐步容许外国船只驻留日本，松缓闭关锁国政策；文久改革（1862）废除幕府对大名的诸多限制、商讨建立“诸侯公议”政体；庆应改革（1867）期间，幕府顶着内忧外患重塑高层议事规则，引入法国资本设立横须贺制铁厂，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横须贺海军工厂之雏形。
换言之，即便没有明治维新，即便日本依旧停留在江户幕府的封建统治下，对欧洲的学习与对世界的融入依然继续。但由于维新志士推翻了“腐朽”的江户幕府，就必须靠仪式上的“尊皇”与“复古”获得统治国家的正统性。
当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五条誓文》时，便是以“大振皇基”为名，开启了国家体制的第一次改革；而到1889年立宪时，宪法更以“大日本帝国乃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作为开端，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一边是体制“革新”，一边是政治“复古”，这对相反的思维牢牢锁在一起，让明治维新成为二者的有机统一体。
“尊皇”的副作用影响后世
每逢研究一场改革是否成功，多数目光都会注意改革措施和理念如何，却唯独忽略了改革成本。其实，明治维新时期所谓“复古”理念虚无缥缈，没人说得清幕府出现以前的日本国家体系如何运作，但“复古”却能给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带来尊重感。而在一次次改革进程中，当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受到冲击，“复古”则成为抵消改革成本的重要方式。
萩市博物馆的历史展。
正因如此，日本在明治时代不仅有进步意义的变革，亦有很多“开倒车”性质的补救：如1872年日本宣布“四民平等”，要求国家除天皇外人人平等，但到了1884年又建立起成套华族制度，让皇族与旧贵族成为“更平等”的阶级；维新志士曾要求建立“天下公议”政体，结果到1890年开设众议院以后，所有法律法案又须经高级华族组成的“枢密院”审议，由天皇“发动大权”方能生效；当年被推翻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19世纪末期获得重新评判，乃至受封公爵。通过一次次“复古”，伊藤博文争取到足够的保守派为改革背书。
改革成本虽然减少，“尊皇”的副作用却持续影响后世。首先，天皇身边形成了以“帝师”群体为核心的集团，凡事皆叫嚣“尊皇”，严重阻碍日本从封建化向近代化过渡的脚步，这些人对于明治元勋的诘责也让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做出妥协，使得明治宪法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缺陷。至于政府内部那些因为内斗而败北的政治家，也假托“尊皇”之名，导致社会上反政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迫使明治政府以对外侵略的方式缓解国内政治危机，从而让日本一步步滑入军国主义的深渊。
日本知名历史学者、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北冈伸一向《凤凰周刊》指出，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之路，源于日俄战争后，政治家对天皇的神化，“这是错误的开始”。“即便天皇的立场模糊不清，当时的政治家也应该理解到宪法的弱点，数十年间宪法都不能起到很好效果，就应该重新制定。”
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1893年年末，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第五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从经济角度讲，明治初年的内外交易额有3000万日元赤字，但到了明治25年（1892），有约1.6亿日元盈余……从军事角度看，我们有15万名常备军，海军也有近40艘军舰……其中有一个特例值得指出，那就是立宪政体的建立。试问今日之亚洲哪个国家能像本大臣与诸位这样讨论国家的重要政务？”
如果“维新三杰”在天有灵，能从这场演讲中获悉，他们的主张已全部实现。他们曾经殚精竭虑，追求“富国强兵”“公议舆论”等宏伟目标，但世事变迁，变革者的时代早已演变为了实干家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这些口号的分量和意义全然不同。从这个意义来说，明治维新是永远未完的革命。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诚如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所言，明治维新是一个永恒的议题，需要不断探索、深挖，对其研究远远超过这一事件本身。每一代研究者都应起到不同的作用。
“研究明治维新，是不断询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过程。”道迫真吾如此阐释道，“近代之前我会认为，自己是长门国的一个农民或萩藩的一个武士，但通过近代化的过程，大家拥有作为日本人的自立意识与日本的国家意识，不再根据出身决定职业，而是根据自由意志来寻找职业，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恐怕是明治维新对我最大的启示。”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67期，另有系列报道《明治维新之后：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日沉浮》、《维新志士后裔： 150年后，翻不过页的人生》、《开启新的维新：日本需要志向和行动力——专访日本山口县知事村冈嗣政》等文，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
*感谢键睿智库对本组报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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