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龙 编辑|金快乐
1990年，吉林省东辽县会民村，19岁女青年郑殿荣的尸体被村民发现了。曾与郑殿荣有过恋爱关系的刘忠林被当地公安局认定为凶手，走上了“杀人犯”的受审服刑经历。
“不要急，28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姐夫和律师都这样劝刘忠林。
自从4月20日获得平反后，自由的生活令他有些无所适从。
“申请赔偿，买房子，娶媳妇，找工作，建立家庭……”普通人从20岁左右开始着手的事情，刘忠林从50岁才开始筹措。
他不能不急，自由的空气那么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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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刘忠林（图片正中间者）与律师一起，向吉林省高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
2018年4月20日上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刘忠林无罪。
5月23日下午两点，刘忠林与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屈振红、李会清一起，来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刘忠林只能得到262余万元。但律师为刘忠林申请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是国家最新标准的3倍，再加上同等数额的精神抚慰金以及申冤费用等数项赔偿合并，达到1667余万元。
刘忠林对这些钱没有明确的概念，摘掉杀人罪名后一个月，他才开始想象新生活。
众多事情一下子涌到一个闸口，想不过来。老家的房子早已破败不堪，地也没了，刘忠林不想总是寄居在亲戚家，第一件事是想有个房子。
表姐为他介绍了一个辽源山区的农村女性，比他小了很多。刘忠林到女方家里待了很多天，先培养感情。他很开心：“我不是一个人了”。
沉冤28年的“杀人案”
1990年10月，吉林省东辽县会民村，村民修河时发现了一具怀孕女尸，正是1989年8月被绑架后失踪的郑殿荣。
因曾与郑殿荣有过恋爱关系，22岁的刘忠林被公安迅速锁定为凶手。证据多数来源于几名村民的推测性证言。
1994年7月11日，刘忠林被辽源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5年8月8日，吉林高院核准死缓判决。
审讯期间，刘忠林做出了15份供述，其中6份无罪供述，9份有罪供述。从一审到核准阶段，刘忠林没有辩护律师，并多次否认杀人。辽源中院一审判决后，只有小学文化的刘忠林口头提出上诉，但未被法院采纳。
服刑后，刘忠林始终否认自己杀人，也不服从规定干活，等待他的，是殴打、关小号。
当时通讯条件差，亲戚们并不知道刘忠林案件的实情。
2009年，表姐夫王贵贞在岳母无数次的垂泪和“老家没人了”的哀叹下，去监狱看望刘忠林。经过交谈和案情分析，王贵贞确定，刘忠林的确是被冤枉的。
王贵贞自学法律，调阅三四百页的审案卷宗，寻找五六家法律机构和律师，到辽源、长春、北京等地为刘忠林申诉冤情。2012年3月28日，在最高法的干预下，吉林省高院宣布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却长期没有进展。
2016年1月22日，春节前夕，48岁的刘忠林刑满释放。收到通知太晚，王贵贞来不及去，就让妻子，也是刘忠林的表姐去接他。
在上百个释放的囚犯里，表姐已经认不出谁是刘忠林。待到相认，两人抱头痛哭。刘忠林的狱服已被扒下，下身只有一条秋裤，表姐赶紧给他穿上新买的棉裤。
当年4月25日，刘忠林案再审开庭。
代理律师张宇鹏认定，该案原审仅凭言词证据定罪，并且言词证据中包括了刘忠林自相矛盾的多份供述，存在很大问题。
此后两年多里，刘忠林背着罪名，在辽源、深圳、北京等地工作。从2012年宣布再审，刘忠林一直等不到法院的结果，几乎绝望地觉得自己不会被平反了。
2018年4月吉林高院再审宣判的前3天，他才从北京匆匆请假赶回长春。
吉林高院的判决认为，刘忠林杀害郑殿荣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中，刘忠林的有罪供述多有前后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原判认定的死亡时间、作案工具均无证据支持，因此改判刘忠林无罪。
三倍标准赔偿申请的司法实践
刘忠林案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平反的又一起重大冤假错案。而刘忠林被错误抓捕和蒙冤时间28年，从1990年10月28日到2016年1月22日，刘忠林被限制人身自由9218天，约25年零3个月。创下了新中国被平反的冤假错案中被羁押时间的最高纪录。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今年5月16日，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公布的最新日赔偿标准为284.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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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林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上签字、按手印，手指甲坏死的症状清晰可见。
鉴于刘忠林案的特殊情况，屈振红和李会清申请按国家公布日赔偿金标准的三倍，支付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坐牢都是24小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制来的，按三倍赔偿，合情合理。”
法律界对平反案件的赔偿申请长期存在日赔偿金标准“二到四倍”的呼吁。多年以来，法律界的专家屡次呼吁提高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标准。有专家提出，国家赔偿不等于“补工资”。
“刘忠林服刑期间，他的哥哥、姑姑、表姐夫等家属，多年来多方找律师，无数次到长春、北京申诉、上访，期间甚至屡次遭受拦截、威胁、打击。所以伸冤过程中的交通住宿费、误工费、资料费、律师费，都是客观发生的，理应支持赔偿。”屈振红说。
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2014年最高法出台意见规定，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
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蒙冤人所受损害特别巨大，冤案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比例也有许多超出35%。考虑到刘忠林的蒙冤时间最长，律师按照787万余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参考，提出了8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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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屈振红给刘忠林解释国家赔偿申请书内容，他认真聆听。
六年再审，王贵贞穿越司法“生死门”
刘忠林的父亲曾是抗美援朝的二炮手，因病早逝，母亲患精神病走失，后来也去世。刘忠林被刑拘后，他的哥哥扔下弟弟，远走深圳打工和成家。
王贵贞逢年过节去岳母家里，老人家都会想起家破人亡的刘家，黯然垂泪，说“老家没人了”。2008年，王贵贞在司法局登记确认了亲属身份，在监狱里见到刘忠林。
“一见面就跟我说他是冤枉的，人不是他杀的，要是他杀的，服刑这么多年就承认了。”用东北话一唠，王贵贞觉得刘忠林怎么看都不像是杀人犯。关键是，一个故意杀人罪的审判竟然没有辩护律师。“明显问题很大。”
王贵贞买书自学法律，看法制节目，关注重大刑事案报道，到处找律师，自己研究了刘忠林案三四百页的审案材料，更加认定刘忠林是被冤了。回家一商量，亲戚们都支持他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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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林的姐夫王贵贞，是平反刘忠林案的关键人物
从2009年开始，王贵贞到处求助律师事务所，走上伸冤之路。一开始，他找监狱附近的律师，一次出现金1000或1500元。
律师会见时，看到刘忠林已经坏死的十指指甲和被截肢的右脚大脚趾，才知道他挨打被逼供，“那个律师气得直跺脚，说他比窦娥都冤。告诉我必须帮他把官司打下去，很有打头。”
但案子太大，年头太久，阻力也大，预期会拖很久。律师看王贵贞有文化，建议他先自己跑，跑到再审开庭再请律师，也省一些费用。王贵贞就开始自己跑。
2010年，王贵贞写了一份刑事申诉书交给吉林高院。提出4条申诉理由：
“其一，办案人员涉嫌对刘忠林刑讯逼供。其二，有证据证明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致残。其三，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法院没有为其指定律师，剥夺了他的辩护权。其四，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刘忠林杀害郑殿荣。”
多年里，王贵贞奔走于辽源、吉林、长春之间，到处递交材料、申诉、请教律师。王贵贞至少请求了五个律师事务所，有的律师拿钱不办事，有的律师劝告他不要对抗政府机关。
北京的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不看材料开口要50万，还有的律所愿意打“风险官司”，官司打赢之后要拿赔偿款的一半。
王贵贞没钱，也不能花刘忠林的赔偿款，决定自己干。“我觉着他们要能打赢，我们自己也能打赢。”
在这期间，刘忠林因为不服从监狱管理，经常被关禁闭、关小号。“他心里知道冤，人家狱警不知道啊。”刘忠林想伸冤，想出来，责怪姐夫不给他出力。“他在里面不痛快，心里苦，有怨气我理解。”
2012年3月，王贵贞终于等来吉林省高院决定再审刘忠林故意杀人案的消息。但再审一拖再拖，直到2016年1月刘忠林刑满释放，再到当年4月第一次再审开庭，情况毫无进展。
在长春大法院见不到法官，王贵贞就跑省里的第二巡回法庭，到北京最高法最高检申诉。在北京，他住天坛医院旁六七十元一晚的旅馆，旅馆不让住，他就睡桥洞和地下通道。
2015年，王贵贞结识了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宇鹏，将刘忠林案纳入“蒙冤者援助计划”，张宇鹏成为刘忠林的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最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但从2012年3月启动再审到2018年4月改判无罪，刘忠林等了整整六年。
这让王贵贞和律师多煎熬了六年，也让出狱后的刘忠林在社会上继续戴了两年“杀人犯”的帽子。
王贵贞体会得到，刘忠林的心理都要崩溃了。中央电视台来采访，他哆嗦着说，“我每分每秒都在申诉。”王贵贞笑说，“实际上他表达不准，是每分每秒都在想着申诉。”
再审需要核实一审侦查材料，自然有内部阻力。检方能想到的最简单办法是做尸检，验证尸体中的胎儿DNA与刘忠林是否一致。但当年提取的头骨和胎骨在案件诉讼完毕后保存十年，已被销毁。警方挖开郑殿荣的坟墓，尸体竟然不翼而飞。
郑殿荣的哥哥回忆起下葬当年，三名自称公安的人来做二次尸检，曾挖开郑殿荣的坟墓。然而见证此事的郑家三弟已经去世多年，无法确定那三人的身份。东辽县公安局否认做过二次尸检。至此，DNA鉴定遇阻。
2018年吉林省高院做出的无罪改判，是基于“疑罪从无”的法学原则和一审侦查的矛盾百出。
王贵贞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忠林案有太多的漏洞，口供多次前后矛盾，一审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作案工具，没有现场指认，证人提供的“怀孕时间”与尸体实情不一致。
甚至连当年郑殿荣被绑架时，同行的哑侄女郑春梅都多次比划说明，实施绑架的人绝不是刘忠林。
最终，刘忠林等来了他“没有缺席的正义”。支撑王贵贞近十年伸冤的力量，是他坚信刘忠林是冤枉的。“从正义感、亲情方面，我都得出面，我不管他的话，没人管他了。”
将继续发起“刑讯逼供致残”申诉
4月20日，吉林省高院的再审判决书改判刘忠林无罪，同时对刑讯逼供、原审程序违法两个问题“不予采纳”。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在4月20日的央视《新闻1+1》栏目中称，此次改判“是个不彻底的判决”。
“把刑讯逼供也否认了，把程序违法也否认了，那既没有非法取证又没有程序违法，这么大个案子凭什么翻过来？就根据靠口供定罪就翻过来了吗？不是这么简单。”
刘忠林一审没有律师，由于文化程度低，不会写字，入刑后的口头申诉也没有被法院采纳。六年的再审周期，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对受害人造成附加伤害。
田文昌认为，这是整个刑法刑诉法中普遍的存在的问题。“由于很多立法条文缺乏救济性的措施，使得许多程序流于一纸空文，得不到落实。”
从1990年到1994年的5年侦查阶段，刘忠林共做出15次口供，其中9次认罪，6次不认罪。一审判决书显示，刘忠林在一审判决的庭审中也否认杀人。一再前后矛盾，源于刘忠林遭受到公安人员的刑讯逼供和诱供。
改判决定书称刘忠林“手指甲病变系灰指甲症状”，并认为被截肢的右脚拇指为自行碰伤。
在被判无罪后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中，刘忠林回忆，“一开始就是扒了衣服，后来上细绳勒着……后来拿竹签扎我手指甲缝，我受不了，就招了。完了我说，用尖刀杀的，（他们说）不对。用菜刀杀的，不对。用钳子杀的，不对。我说用棍子杀的，也不对。我说，那你说搁啥杀的？他们说，你不是用石头杀死的吗。我说是的，用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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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林的手指甲已病变坏死，他说是遭到“竹签扎指甲”的刑讯所致。
他被打伤打昏时，看守所一度拒绝收押，又被治好。他戴着15公斤的脚镣，自称数不清被逼供多少次。在监狱不干活，“打我，收拾我，拿铁棒抡我，那我也不干。后来把我关小号。”为了减刑，他开始干活。
申诉的近十年里，王贵贞备尝艰辛，立案再审后，他遭受多次威胁。有人打电话给她妻子，恐吓他们，“再继续打官司就整死你全家，孩子都整死。”王贵贞带着大伙的期待，没有被吓到。他只信一句话，邪不压正。
“刑讯逼供致残，一定要继续申诉。刘忠林原本有个健康的身体，现在一生都毁了。申诉我们一定要做。不做对刘忠林不公平。”王贵贞知道，刑事案件没有期限，可以一直上诉到公安部。
他们和律师商议，申请完国家赔偿后，就发起刑讯逼供致残的申诉程序。但对公检法机关办案程序的违法问题，他们打算放弃。
王贵贞不怕打击报复，但他更了解那个年代导致冤假错案的背景。
“他们是在执行公务，他们肩负着上面的指示，命案必破，’严打’，那一批打了不少。”王80年代严打时期，王贵贞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拦路抢劫四百多块钱，被枪毙了。
刘忠林的冤案28年，中间有许多程序可以避免被判或减轻罪责，但却稀里糊涂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28年。王贵贞认为，是“国家行为”造成了这一系列错误，办案人员素质不高，缺乏技术手段，而政府用人不当，没有培训好。
“每个办案人员都有家庭。如果他们因此受罚，停职、降职了，对那些人家庭也是一个灾难。”
很多网友留言或打电话，希望严惩当年的办案人员，王贵贞说，刘忠林跟公检法的任何一个办案人员都无冤无仇，但“冤冤相报何时了”。“正义”虽然迟到，但他更愿意一笑了之。
2016年出狱后，刘忠林到大连、深圳、通辽、长春打工，因为“杀人犯”的身份，他要么直接被拒绝，要么被迅速辞退。罪名让他抬不起头来，无法正常生活。他学会使用手机，学会发微信。
后来到北京，他在833路公交车做安全员，上司知道他的事情，给他提供住宿和种种方便，原本2500的工资，给他发5000。但刘忠林精神有些不稳定，有时候冷静，有时候激动，还会冲帮助他的律师和记者发火。
与1990年比起来，路上的车多了，楼多了，但人也“淡化了”。
出狱后，刘忠林在沈阳一家医院做的精神鉴定为“重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
“毫无生气，没有愉快的感觉，经常产生无助感或绝望感，自怨自责。经常有活着太累，想解脱、出现消极的念头，还常哭泣或者整日愁眉苦脸，话语明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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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为刘忠林做的精神状况诊断。
但有时，也能见到一个虽语言表达浑浊但精神乐观的刘忠林。姐夫和律师多次提醒他，拿到赔偿款要谨慎安排，多和家人商量，避免赵作海那样被骗的遭遇（编者注：赵作海是河南冤狱归来者，拿到国家赔偿金后不慎误入传销业，最终血本无归）。
刘忠林说，“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不是第二个赵作海。”
5月份，表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比他小十多岁。人老实，会做菜，刘忠林和她处得挺开心。
现在，他希望在辽源东丰县城买套房子。“不想再寄人篱下。就算亲友们支持包容我，下一辈不见得习惯。我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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