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记者/刘荣
9月14日，刘慈欣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接见。来自高层的认可，《三体》的热销，加上圈内有五部科幻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似乎都在应验一个猜测，“中国科幻界发展遇到了一个空前好的外部环境”。
不过，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誉为“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拉到世界水准”的刘慈欣，并不喜欢被“封神”。他对行业生态深怀忧患，在银河奖颁奖现场说道，“就科幻行业整体而言，最好的时代还没有来。我的成功后面站着一群人。”
按科幻作家王晋康的话来说，刘慈欣今日的成功，是中国科幻百年长跑踢出的“临门一脚”。与天赋和努力同样重要的是把握机遇的能力，时代潮流中的顺势而为，或许才真正锻造了这位科幻长跑的胜利者。
2015年广州书展，刘慈欣“斜挎了个包，胸前的扣子开到第三个，拖着箱子晃啊晃地走过来”，让迎接他的编辑王蒙印象深刻。
刘慈欣以类似形象示众很多年了，话不多，一身旧格子衬衫或黑衬衫，目光长期停在空气中的某一点，不聚焦，若有所思。
这符合他在山西娘子关火力发电厂的“刘工”身份。近三十年来，在自己的世界里规律生活，他精通计算机，工作尽责，生活稳定，“在阳泉市区已经有两套大房子了。”长跑，午睡，严格区分生活和科幻写作，将妻子和女儿的隐私保护得很好。
直到2012年，他结束了手头的所有工作，从2009年关停的火电厂离开。科幻从兼职变为全职，他的重心转移到《三体》等电影的改编和推广。从一个人的世界，进入了一群人的世界。
在国内，坚持长期写作的科幻作家不过二三十人，平时分散在天南海北，偶尔一起喝酒撸串聊天。对于笔会，刘慈欣他们很少缺席。
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小说作家是所有作家群体中学历最高的。“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甚至有的还创业。”
但是，《三体》成功后的一系列反响，让他清醒地看到，单个畅销书并不能带动自己所有作品的销量，也无法改良整个行业的生态，科幻读者群依然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现在大家都是兼职，如果让他们放弃工作做专业科幻作家，可能就会出现生活问题。”
2013年，他以370万的版权收入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全国能够靠版税养活自己的科幻作家，包括我在内，也就那么两三个吧。”刘慈欣说。
心忧行业的他却很少提及，为何是自己成为了那个出类拔萃者。
刘慈欣生于1963年，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里，生长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国内环境中，物资匮乏，个人自由意志很难得到实现。
在人生轨迹的早期，刘慈欣还算幸运，赶上了新中国十七年创作的文艺繁荣，他的父亲收藏了很多50年代出版的书，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高级货”，其中一本是凡尔纳的《地心引力》。到了文革时期，文化肃杀，他的少年时代就靠翻出这些当时的“禁书”聊以打发，第二本读到的科幻小说是苏联的《宇宙神曲》。
在刘慈欣的少 年时代，充斥着冷战时期特定的产物。1970年的一个夜晚，他亲眼目睹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星空之美与地上真实的苦难反差是如此之大。“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2014年，他在《三体》第一部英文版的后记里这样总结。
科学的春天突然来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同年8月，文革后第一部科幻小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
早在20世纪初，西方科幻小说就已引入中国，因为战争和文革的影响，一度中断。直到改革开放，科幻迷们才真正体验了思想解禁，迎来了外国科幻小说出版热潮。除了凡尔纳，刘慈欣“顺势”读了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等科幻文学作品。
这一年，他鼓起勇气向天津的杂志《新港》投出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关于苏联，中国和北约等争夺一件外星人武器的故事，外星人留下来的礼物展开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这个没能发表的故事，已经孕育了他后来作品中的二维与三维切换的理念，并流露出了少年刘慈欣在冷战时代对和平的一种隐隐向往。
1981年冬天，他看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科幻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英国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2001》。从此，他成为一个铁杆科幻迷。书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坎贝尔式”的硬科幻之美，并于很多年后，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出门仰望星空的心情，“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短暂的春天很快过去，在1983年的精神清污运动中，科幻小说被强力划归为科普读物，其中幻想的成分，被一些重要媒体视为伪科学和精神污染，打压了科幻创作的积极性。
而刘慈欣并未幻灭，两次仰望星空，预示着他与科幻的故事刚开始，1985年他考入娘子关火电发电厂，像“黑暗森林法则”中潜行的猎手般蛰伏着。成长经历将如何作用于他的创作，还未见端倪。
娘子关火电厂距离阳泉39公里，在太行山脚下。刘慈欣在这里潜心写作十年，从这里，成长为一个顺势而为的人。
山脉的另一处蜿蜒着古老的娘子关长城。刘慈欣在假日偶然登临时会看到，这是长城的第九关，宏伟的城墙分跨了山西和河北。
在他1989年开始创作的长篇《超新星纪元》的初稿中，长城这一意象曾经出现过。与之相关的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人类历史上，两种文明的力量对比，深刻影响了亚欧大陆文明格局，并进入了《罗马史》，影响到了俄罗斯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基地》，后者把两种文明的竞争搬进了宇宙。
刘慈欣本人也受阿西莫夫的影响，在后来的《三体》中加入了在不同星系补充给养，进行永久星际旅行的概念。
这个十年，刘慈欣不仅读到了科幻黄金时代三巨头——克拉克、海因莱因和阿西莫夫，也读了大量物理、天文学和宇宙学方面的书，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读一些社会和历史学的相关读物。
有趣的是，尽管刘慈欣深受硬科幻影响，对外强调自己是个科技主义者，较少提及自己在社会学上的兴趣，但这种痕迹时常流露在他的作品中。尤其体现在集大成的《三体》中“宇宙社会学”的提出。
工程师刘慈欣理解社会学中的核心“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在近三十年的生活实践中得来的。他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中提到，1990年前后，他每天与工人们接触，厂外就是农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因为工作缘故，他见过西伯利亚的工业废墟，并醉心于这种文明的特殊遗址。
作为一个想为人类幻想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人，刘慈欣不愿被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在研究者吴岩的眼中，刘慈欣的顺势而为，主要体现在他在十年实践中，对市场、读者和国际科幻文学潮流的把握，而非闷头写作，因此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畅销书作家。
尽管《三体》的最后一部并没有太顾及市场，又回归了刘慈欣喜欢的纯粹硬科幻小说，从社会学推演出了宇宙和自然的属性，但《科幻世界》图书部主任拉兹也向《凤凰周刊》表示：“作家们更应该借鉴刘慈欣的创作思想，平衡市场需求和自我表达的关系。”
1999年春，已经玩转了多种科幻风格的刘慈欣，顺势而为，以五篇小说《鲸歌》《微观尽头》《宇宙坍缩》《带上她的眼睛》和《地火》，震惊了《科幻世界》编辑部。
成全刘慈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姚海军被称为“中国的坎贝尔”，正如姬少亭所说，他所在的《科幻世界》团队看到了科幻出版市场上中短篇丰富而长篇缺乏的现状，鼓励刘慈欣等人向长篇发展。2003年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终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当时，女作家钱莉芳的长篇《天意》也在口碑和市场上实现了双赢。刘慈欣备受鼓舞，又一鼓作气在次年出版了《球状闪电》。从此，刘慈欣的创作和出版势不可挡，并多次获得银河奖。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加强了“科技兴国”的宣传。伴随着经济利好、大国崛起思想的，是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外科幻小说的版权交流增多，不同文明间的“被发现”愈发成为可能。
进入新世纪的15年以来，科幻世界做了很多平台推广。拉兹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2002年第一次系统化大规模引进国外作品；2003年下半月刊《科幻世界·译文版》创刊，推广外国科幻。2007年，以在成都举办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为契机，与日本互推科幻专辑。
刘慈欣先后于2012年和2015年去伦敦和纽约参加了国际书展。而陈楸帆、飞氘、王瑶等年轻作者的作品，也被集体翻译成他国语言，推向国外，并出版了一些中国科幻专辑。
正是在这相对有利的内外大环境中，刘慈欣于2005年至2007年之间，完成了《三体》系列创作连载。很快，2008年，该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和出版方美国托尔公司的帮助下，推出了英文版。2011年，《三体》系列完结。
刘慈欣还看到，席卷全世界的第三次科技浪潮——互联网革命，不仅在影响自己创作的题材，也在培养自己的读者。“在航天界、互联网领域，却是科幻小说读者最集中的两个领域。”马云、马化腾等互联网行业精英，和商界政界精英纷纷成为《三体》的粉丝。
同时，21世纪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搭乘这一浪潮，争先与科幻产生了跨界交集。刘慈欣的顺势而为，也在于他是国内科幻作家中较早向影视和游戏行业进军的。
多年来，刘慈欣一直关注前沿科学领域，他告诉记者“科幻作家的眼睛必须看得比时代更远。”
本文为删减版，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8期总第5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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