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台湾发明了文创? 》
小时候，眷村里的婆婆妈妈们，总在自家客厅或院子里，堆满各种论件计酬的代工，以简单费时的劳力，换取餐桌上额外的奖励，多一碗红烧肉，或出现两条鱼，便是这重复动作几小时的回馈。那是个人人奋发向上的年代，有付出便能有收获，台湾经济，便仰赖这不起眼的代工，而在退出联合国后，另辟蹊径，开创“钱淹脚目”的新局。然后，大陆改革开放，接收了代工产业，台湾被迫面对转型。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风灾频仍的南投县信义乡，满山遍野的梅花林，因日本改向大陆采购，而烂梅落地无人拾。却偏偏有历尽天灾的生存毅力，让当地农家子弟，发明了营养价值更高的浓缩梅精，热销日本，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
著名建筑师汉宝德出版《文化与文创》时，曾说：“政府轻文化，文创难开花。”政府长期重“文创”而轻文化，发明了“文创”这名词，却造成文化环境贫瘠，文创产业亦无法开花结果。著名学者龙应台则表示：“推动文创成效低。”汉宝德认为台湾假借“文创”模糊“文化”的定义，而利用“小聪明”赚钱，在他眼里，台湾根本没有“真正的文创产业”。他认为：“文化只要普及，就能产业化。”文创的创意，是把文化从少数精英手中转为人人都能欣赏的文化，而不仅仅是门赚钱的生意。“只要人人能欣赏，消费市场扩散，文创产业自然形成。政府该做的是推动文化普及，提升美感教育。”
我认同汉宝德教授的想法，但不赞成他的说法。文创，绝非政府喊出来的口号，亦非台湾人自创的概念。这是一种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的生存之道。
20年前，我在香港巧遇上海水彩画家李沙，而在台湾寻找支持的画廊，学院派名师皆以极高的“技术”评价观展，甚至俄罗斯国家芭蕾舞蹈家观赏时也赞叹：“仿若一眼便能走进画家的生活世界。”艺术品的共通性，在专业人士的生活里，信手拈来，感受雷同。但在询问刚刚开辟展览空间的诚品书店时，得到的答复：“我们必须利用这仅有的资源，来支持自己的艺术家，只展出台湾创作者的作品。”这虽让我错愕又挫折，却十分期待台湾艺术家能因此开创新局，至少，诚品书店商场里陈列的许多自创品牌，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汉宝德在《文化与文创》中说：“自从发明了‘文创’这个字眼之后，热心文化的朋友们就兴奋起来，逐渐与真正的文化分家了。文化界因此分为明显的两派：一是传统的文化人，一是前卫的文创人。”
姑且不论“文创”这名词是否是台湾人的创意，至少，以我个人旅游经验来看，台北目前最受欢迎的文创产业，如诚品书店商场、华山创意园区、松烟诚品以及大稻埕古迹修复区等等，经营风格样貌，在许多国际城市里早已开花结果许多年，远非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自诩“独创”。如纽约Skyline的Chelsea Market，以废弃老旧铁轨改造为美丽的城市空中花园，不无仿效穿越巴黎早已四季如春从十区到十二区的空中花园，却更具创意地在铁轨通道里，打造了生气勃勃的雀儿喜商场，无论从空间利用的创意到商品多样化，以及支持新生代设计师、艺术家的种种优惠租赁条件，都给纽约增添了一道丰盛的市景荣光。
恰如台大校园附近的“女巫店”，延续我曾经服务过的“我们咖啡屋”支持剧场艺术而带起小剧场风潮。咖啡店以小型演唱会为经营主题，成功地培养出许多新生代歌手如陈绮贞、张悬、苏打绿等等。“紫藤庐茶馆”属于反向运作，庐主周渝先支持艺术家，而不得不以自家老房子开放经营茶馆，来继续支撑文化活动需要的各种金援。
作为台湾首府的台北市，这几十年下来的文化活动运作，几乎皆以野蛮生长的方式，自生自灭，甚至必须在政治环境转换之间，声嘶力竭维护自己小小的存在权益，如土地房舍的使用租赁权。这很像北京798早期艺术家进驻时遇到的难题，身份不明的“地主”或“屋主”，借由各种公权力驱赶为其开创利益的艺术家元老们。废弃之地，必须仰赖艺术家开创生机，一旦声名远播，艺术家又变回人人可打的跳蚤，四处逃窜。
入选全球最美20家书店的台北“好样本事”VVGSomething，即便是选书、菜单、装潢到商品摆设，再没有品位的人，也能感受到现场散发的独特风格，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文化创意”吗？即便是这家店以赚钱为目的，从小对象到餐饮，样样贵，但人家没有拿政府的钱嚷嚷文创，却呈现出扬名国际的美学场景。
说白了，文化，这件事，本来就该野蛮生长，政府插手，立即里外不是人；文创，既然是有价值的文化创意，就该自负盈亏，更不该由政府补贴，如汉教授所言，政府应该着手在“看不见政绩”的文化扎根上，而非立竿见影的商业营收上，如眼前最有商业价值却最受文化人诟病的“华山创意园区”。
这两年开放大陆自由行观光市场后，台湾最好看的风景是“人”，忽然让生长于台湾的我们大梦初醒：“真的吗？我们有那么好吗？”
台北市最吸引人的风景，对我而言，是咖啡馆。单单在大安区，随便数数都有几十家风格迥异的小店，可以让人随意自在进出，而挖掘出老板自己的创业故事。我问过台北市负责编辑推荐生活文化刊物的公务人员，是否计算过台北到底有几家咖啡馆，当场让所有人哑口无言。也许，每天都有人在计划着开一家咖啡馆吧？
台北最好看的风景，应该是咖啡馆里的“人”。咖啡，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媒介，在有无之间，奇妙地发酵着。
从我18岁高中毕业至今将近四十年来，台北市的咖啡馆，从上海外侨风移植过来，成为当代文青们的书房与沙龙，然后在我混迹其中的年代，转变成支持小剧场的据点，紧接着在下一代，进阶为流行音乐的温床，乃至小书店背后支撑的现代时尚梦。多元经营，早已是咖啡生活文化自己凝聚而成的台北甚至全台湾的文创风貌。
就像紫藤庐周渝说的，茶文化，来自于生活，而不是用文化口号驾驭生活本质。喝茶，是生活需要，乃至成惯性，而非制定一个装模作样的仪式，让想要好好喝口茶的人，忽然绑手绑脚。
我不认为“文创”是台湾人发明的，不管官方或名人怎么看，亦如我不认同文化与文创之间有什么必结或必解的冤情。吃茶也好，喝咖啡也罢，时尚与否，都来自于周遭生活圈养成的惯性，时间，是唯一的催情剂。在国界日渐模糊的年代，多种文化的融合与刺激，早已无法分清谁才是真正的原创，就像土耳其与希腊人争执Doma（地中海肉粽）的鼻祖，对我而言，好不好吃才重要。
真要说台湾有自己的文创，在民间，在部落，在每个生活圈的巷弄里，各自品茗着自己的生活景况，点点滴滴构筑着生存品位，在一个个小店铺的摆饰里，找到各自的惊喜。如此说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同样滋味的“文创”。
撰文/陈念萱（台湾知名作家）
本文刊载于《世界遗产地理》2015年5月刊
点击“阅读原文” 查看更多“台湾文创”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