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殷墟遗迹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桂冠，并没有为生活在遗址上的人们带来好运，相反，他们的生活只能为国家对文物的占有权让路，一再错失发展的机会。
3月1日，周六，天气晴好。河南省安阳殷墟博物苑的售票处窗前空无一人，窗上写着，门票90元/人。
中午的时候，景区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卖出了当天第一份《安阳市旅游景点分布图》，展开来86cm×58cm那么大，5元钱。这是这家小卖部里唯一能提供安阳旅游信息的工具。
小卖部的旁边就是紧贴景区大门口的饭庄，临着洹河，大门紧闭。小卖部老板说，夏天还有些市民到这里，吹着河风喝啤酒。现在天气冷，没有游客，这样的饭庄根本养不活。
从这里乘坐殷墟博物苑的免费大巴车，向北行进约8.6公里，才能来到殷墟王陵遗址，足见博物苑的规划范围之大。
遗址大门内，几位游客稀稀拉拉地在园西的展馆穿梭。园东挖掘遗址的草坪上，一队羊群匆匆掠过，留下一路羊粪。
比起向南二三百公里外的洛阳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殷墟的寂寞冷清实在有负盛名。纵使是人流最旺的十一“黄金周”，殷墟的（2013年）揽客量也不到3万人。而龙门石窟仅在其中一日的客流量就超过4万，少林寺则在“黄金周”接待了25万游客。
经历了近两年市委书记到交通局长等官员的落马、民间非法集资的动荡，安阳市宣传中的国家级“殷墟大遗址公园”计划，如今显得更加遥遥无期。对“保护区”的耐心和期待终于被冲破，规划范围内的村民开始突破“保护区内不得动土”的规定，强行在殷墟遗址上建房的村支书对媒体声称：“把我抓了也要盖房”，文物保护与民生发展，使得安阳政府陷入两难。
“申遗5年，不悔两亿”
殷墟的范围，最初划定在1961年，殷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彼时考古专家们基于1928年以来的考古资料，将殷墟遗址的范围划定为24平方公里。
“但是后来一挖，往南也是殷墟，往西也是殷墟”，郑振香曾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站长，她说，在安阳人的概念里，横贯殷都区的一条铁路（京广铁路的分支）为分界线，铁路以北才是殷墟，此外都不是。
殷墟地下遗址的密集度远超过安阳人的想象。台湾东裕集团旗下的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曾在与殷墟相隔两条大街的贞元广场南侧进行勘探，同样发现了文物遗址。
考古队几度想要扩大殷墟遗址的范围，都与安阳市政府争持不下。显然，文物保护的土地范围越大，限制就越多，也就越限制市内经济的发展。
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就是安阳钢铁集团面积在数年来的不断扩充。位置紧邻殷墟西侧的安阳钢铁集团，成立于1958年，正是“大炼钢铁”的时代。彼时的安钢只有两座小高炉，因此尽管不满，在考古专家眼中的安钢还算“成不了气候”。
然而此后的安钢发展不断扩大，先后吞并数个村庄，直至现在，在安阳钢铁集团的厂区内，仍能看到很多被圈护起来的遗址。
在钢铁业发展鼎盛的时期，安钢集团吸纳了大量就业，对于整个河南省来说都是主要税收来源，因此尽管考古专家极力反对，但安钢每一次扩张都可以获得省政府的鼎力支持，拥有正式手续的审批。最终，考古队也只能配合安钢的发展进行抢救性挖掘。
在1999年，学者与安阳政府难得的站在了同一阵线。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殷商文化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安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在安阳市联合举办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提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这一建议也打动了安阳市政府，自此殷墟申遗被列入安阳市政府的项目清单。
2001年4月，受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鼓舞，在安阳市政府召开的第70次政府常务会议上，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被正式列入政府议程，殷墟申遗工作正式启动，一申就是五年。
在殷墟成功申遗之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很少有国家把‘申遗’看得这么重——不允许失败！如果失败了，无论民众、舆论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接受，这种‘输不起’的心理，使我们的压力很大”。
一位安阳的本地记者切身地感受到了当年申遗的压力。除了媒体铺天盖地的“申遗”宣传之外，当殷墟申遗中途遇到世界遗产申报规则变更时，这位记者在市领导下达的通稿批示强硬的措辞中感受到了局势的严峻。
为了殷墟的申遗成功，安阳市可谓不遗余力。殷墟申遗成功后，有媒体报道直接将“申遗5年，不悔两亿”作为标题。5年中，安阳相继举办了4届殷商文化节，先后投入2亿元人民币，拆迁了众多企业、工矿，用当时安阳市委书记靳绥东的话说，“为保护好殷墟，安阳在经济利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为了符合申报条件，安阳市将安钢排除在殷墟保护范围之外，濒临倒闭的豫北纱厂地带也因为考虑到当地居民生活的困难而被排除在核心保护区之外，总体申报范围包括保护范围的4.14平方公里以及建设控制地带2.28平方公里，共计6.42平方公里——不过，这也为后来保护区的扩张留下了伏笔。
2010年，殷墟被列入首批“国家大遗址公园”名单之中。针对殷墟建设的规划立即随之扩大。按照当年的规划，殷墟国家大遗址公园保护建设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区9.2平方公里。2011年，殷墟国家大遗址公园规划又上升为“建设殷墟遗址保护示范区”，将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周边共约70平方公里区域，打造成为中华文明源头工程，列入国家和河南省“十二五”规划。殷墟保护范围也相应加以调整——保护范围22.7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6.77平方公里，共计29.47平方公里，其中包含十几个村庄，2万多人口。
图：2014年2月27日，河南省安阳，殷墟核心地带的小司空村东，一排8套的3层连体“别墅”已经建到了第6排，有的大门上贴着喜庆的大红对联。由建设工地前行不过百米，就到了洹河岸边，隔河相望，就是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区。
抱着金碗要饭
在申遗成功之际，安阳市从政府到殷墟附近的村民，用安阳市市民朱先生的话说，无不“等着钱来”。当时的舆论除了庆祝殷墟申遗的成功，还在讨论着在众多游客涌向殷墟之后，殷墟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
而最终，殷墟的发展走向却与众人的期盼相距甚远。如同需要步行15分钟才能穿行到殷墟博物苑大门口的硕大广场，除了一座耸立于平整荒地之间的雕塑，全是未完工的半成品。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殷墟的可观性不强，相较于成都金沙遗址气势恢弘的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建于地下，面积也小了很多。缓步走过整个场馆不需半个小时即可走完。其他景点如遗址挖掘坑复原、车马坑、甲骨文等，如果只是观赏，参观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是殷墟博物馆建立的主要推动人。当年，在策划殷墟博物馆的时候，唐际根感觉自己在工作站像“做贼”一样。唐际根认为，中国的文物考古界有一派“废墟派”，即将古遗址圈起来，立碑刻写“××保护单位”字样，保护范围内禁止一切建设活动。当年在建立殷墟博物馆的时候，唐际根即受到这一派的强烈谴责。
唐际根的导师郑振香就不甚同意殷墟博物馆的建立：“我们说保护区内不许动土，那我们自己建博物馆不是自己搞破坏么？”
最终，为避免对遗址的破坏，殷墟博物馆的选址地在商朝时代是一片滩涂，为了不妨碍遗址的外貌，还将场馆建立在地下。
唐际根现在回想殷墟博物馆的建设仍抱有遗憾：“在老考古专家看来，文物都应该锁在保险柜里。现在能展出的已经是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当年，唐际根曾试图为博物馆的展出品配以“解读”，好让参观者更明晰文物的用途，这一想法也被制止。因为，一些考古专家认为，文物是需要观众用眼睛去体验的，不需要解读。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对于殷墟发展规划的看法则与文物考古界更加冲突。
2009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时任安阳市殷都区委副书记、区长的李南沉曾经在会上说，要想靠文化旅游发展经济，要尽量吸引“扛小旗”的（游客），少吸引“带袖章”的（专家学者），而殷墟的情况却恰恰属于后者。
殷墟被列入“国家大遗址公园”名单之后，殷都区曾试图推出自己的建设规划，但连续两次送审都未通过。在这份规划中，殷都区曾主张将保护区外围建设成为“休闲居住、商务会所、娱乐购物、游览观光、度假疗养”等都市休闲旅居新城区，并将保护区村民全部搬迁至保护区外围，农民在新的文化园区就业。最终，这份规划因为“太商业”，而被国家文物局“枪毙”。
目前的“殷墟保护区规划”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定的西北大学进行设计的，中间过程也曾因为“太学术”而几次被要求修改。
殷墟保护区内大司空村村副主任张金生，原本是做生意的买卖人。刚刚加入村委会时，张金生觉得大司空前途一片美好。这个村东临洹河河边，西邻殷墟遗址，南边还是作为交通要道的安钢大道。无论是发展房地产还是文化旅游，都是黄金地段。殷都区做遗址公园规划的时候，张金生也意欲满满，光是大司空的规划图纸就做了好几套，包括拆迁、建房，兴办游客的生活体验区。最终，这些规划也都打了水漂。
“我们是抱着金碗在要饭”，张金生说。根据殷都区的统计，2013年，保护区内村民年人均收入为6340元，不及保护区外村民年人均收入13417元的一半。
“世界遗产”带来了什么
几乎从中线纵穿安阳市南北的京广铁路，是安阳人用来判定方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以铁路为中轴，向东和向西几乎是两派完全不同的景象。
铁路以西就是殷墟大部分遗址的所在。1980年代中期，安阳市的城市发展规划曾经是“向西发展”，规划部门甚至将安阳市政府的新址选在了殷墟附近，但遭到了文物考古部门的阻止。所以，到了1990年代中期，安阳市政府把发展方向改为“东扩南进”，将城市建设向东和向南推动。自此“路西”、“路东”之间相行渐远。
市民朱先生就在原本规划建立市政府的文峰大道附近上班。这是一条横贯安阳南北的主干路。每当下班的时候，朱先生从城西回到城东，一路感受着这条大路的明显变化——同样的一条大路，西边坑坑洼洼，东边的路面却又宽又平，连路灯都亮了很多。
京广铁路是殷墟保护区所属的殷都区的东部区界线。这个区所管辖的一大半面积都是殷墟遗址的所在。尽管拥有声名显赫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安阳百姓安家落户的最优选择却不在这里，因为这个区穷得连地下排水管网这种基本市政设施都建不全。
“申遗”的成功和顺利列入“国家大遗址公园”名单，曾经给村民们带来过希望，但转眼间8年过去，不同于中国大陆其他的热门旅游景点，这里仍然没有热闹的商业街，没有林立的饭庄，也没有装修得各有特色的客栈。村民无奈地叹息着殷墟旅游的“不死不活”，原本盘算着殷墟旅游发达起来以后，可以做些配套旅游的小买卖，最终也沦为空想。
以横穿安阳的安钢大道为界，道路以南是城市居民的高层小区，道路以北是殷墟遗址和四下散落的村庄。除了4条线路的公交车可以把市民送到殷墟博物苑往前500米的广场口，少有公交车通向周边的村庄，而想要进入临近王陵遗址的三家庄，只有两路公交可通，其中的14路公交车，一个小时才有一班。
殷墟附近的村庄仍保留着河南农村传统的家宅建设式样，早期至上世纪80年代，这些村庄的家宅都是一个大院子，内里分布着三到四间的平房，包含卧室客厅、杂室等。而后伴随着老房成为危房，旧房翻盖，变成三间两层式的带院民居。几乎所有围绕殷墟遗址的农村建房，风格都大抵如此。
殷墟申遗之后，在2010年被列入首批“国家大遗址公园”名单。因为村民的建房风格与殷墟遗址规划要求之间不和谐，最终安阳市政府决定在殷墟遗址公园规划范围的边界上种上高树，将这些民居遮挡在外。
但高树并没有将村民与殷墟遗址彻底分隔。殷墟成功申遗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及《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未经审批不得在殷墟保护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禁止在殷墟保护范围内挖沙、取土、倾倒垃圾等；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文物、规划等部门批准，不得进行工程建设活动。
“保护区内不得动土”，一条规定基本限定了村民新建房根本没有可能获得批准。但近些年来，村民建房的需求已经不再安于被这条规定所抑止。
2012年，坐落在洹河北岸的村落三家庄，想在洹北商城（商都中期遗址）的发掘起点上建设5栋6层的楼房被禁止。但楼房还是被建了起来，三家庄村支书说：“我就是要建，你能把我的头杀了？”
2013年年末，与原殷都宫殿隔河相望的小司空村，在村里一片空地上建起了8套三层连体的民房，被勒令停工。小司空村村支书曾说过：“（手续）跑不下来我也要建，把我抓了也要建”。
未来，很难说紧贴王陵遗址的武官村会不会有同样新建民居。武官村村支书曾经连跑了几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想要在村里的空地上建房。被拒绝之后，这位村支书留下了“狠话”：“我就是要建，到时候建好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来自祖宗的负担
唐际根称，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个在保护区范围内村庄的村支书都来过工作站，试图说服考古工作人员给村里建房提供相关的手续。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许可，但目前每一个村，都有违规建筑。
关于为什么要强行在殷墟遗址上建房，村支书们言之凿凿：“保护区内不得动土，村里20多年都不能盖新房，村里的住房需求已经难以满足”。
尽管“保护区内不得动土”的规定高悬在上，但实际上，在创收来源几近封锁的情况下，保护区内的村落都在打“土地”的主意。
2006年殷墟申遗以来，为了配合保护区规划，殷都区政府共拆除保护区内78家集体企业、门市、钢材市场、木材市场，将其全部变为绿地。保护区内的村集体所拥有的村企业几乎“片甲不留”，村经济直线下降。
2009年，安阳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认为“城区内各类养殖场臭气熏天，滋生蚊蝇，周边环境脏乱差”，将市内养殖场全部取缔。殷墟保护区内村落全部在整顿范围之内，自此村民不得养猪、养鸭。
殷墟保护区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民的土地在不断缩小。目前，保护区内村民的人均村集体用地为0.5亩，原本主要以种菜为生的村民大多转为在市里打零工。
对于殷都区政府来说，保护区内村民经济收入的下降也直接影响着殷都区的发展。殷墟保护区占据殷都区的一半面积，此外加上安钢集团以及安阳电厂，殷都区的可支配用地所剩无几。殷墟旅游没有发展起来，钢铁行业也走向夕阳，殷都区可获得的财政来源也在锐减。
殷墟规划大遗址公园的时候，殷都区曾经考虑在保护区外围申请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扩展地，被当时的市委书记张笑东指为“不现实”，后才调整为2010年规划中的50平方公里。
殷都区副区长王学军曾提到过，“为了保护文物，殷都区做出了巨大牺牲。一个区级地方政府承担不起殷墟这样的国家级文物遗址。”
当殷都区将求救的手伸向安阳市政府，也难以得到回应。在经济上，安阳市也自身难保。2002年，殷墟申遗被列入安阳市的主要项目，为了凑够殷墟申遗所需的修缮费以及搬迁费，安阳市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全社会为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捐资的倡议书》，向安阳市民借钱，最终共筹到群众捐款1900多万元。
作为殷墟国家大遗址公园建设的启动项目，殷墟遗址附近花园庄村整体搬迁在2012年结束，却也仅仅停留在“搬迁”结束。整个花园庄被夷为平地，而原本计划在花园庄上进行的绿化却因安阳政府的资金短缺无法进行下去。
事实上，最终确定为安置花园庄村民的“贞元同乐花园”，自2011年花园庄搬迁至今都没有完成建设。
另一方面，2012年1月1日，数千名市民聚集于安阳市火车站、文化宫等地，要求安阳市政府重视当地非法集资的问题。2013年4月1日，以同样的诉求，安阳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
2013年4月，安阳市市委书记张笑东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省纪委立案调查。
如今的安阳，仍不能摆脱政治和经济动荡的余波，在整个安阳皆不景气的背景下，殷都区同样受到很大冲击，接近安阳市政府的人士表示，殷都区为公务员发工资都面临困难。而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发展地产经济是最快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殷都区曾有将整个安钢大道以南的地区，包括一些殷墟保护区的限建区整体打包送往国家文物局审批，以发展房地产的的方案。
文保法之伤
殷墟保护区内村民强行建房引发的民生讨论，使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关强于今年3月带着文物处、考古处两位处长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的5位专家到安阳调查情况。
据参会人士透露，原本安阳市政府拿出了完全基于村民诉求而建立的方案，也就是开发地产，被与会专家制止。最终会议得出的结论仍是严令制止保护区内的违规行为，并在不突破“中国文物保护法”的前提下，对殷墟保护制定详细的细则。
全国文物保护与追索志愿者联盟秘书长刘洋认为，殷墟保护出现的危机，已不能仅在执法层面解决。目前的文物保护法在实施方面，属于“画圈就走”的模式。
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和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机构负责管理。将文物保护的责任过多摊派在地方政府身上。殷墟发生民生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原因也起源于此。
刘洋曾与多个地方文物管理部门接触过，在这些管理部门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希望在辖区内发现新的文物，这样可以提升我们地区的文化品位以及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害怕发现重大遗址，一方面工作量加大，另一方面经费却没有增加”。
另一方面，在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有着类似的问题。实施细则规定，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如果发现古代遗址，要马上停工报送有关部门，等待考古发掘工作。并且，在此过程中，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还要配合考古发掘单位，保护出土文物或者遗迹的安全。而在实施细则中没有提及的，建设、施工单位在遇到古遗址后面临的经济损失如何处理。这使得大量企业在发现古遗址后，为了避免经济损失，将文物取走后就地将遗址掩埋，造成大量的遗址破坏。
南京江宁开发区于2002年由开发商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发掘“明朝功臣墓葬区”，而时至今日，这场由开发商与当地政府以及墓区后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扯皮”仍没有结束。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记者：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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