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何推进境外NGO在内地开展活动，是一件相当敏感而又需要政治智慧的事情，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因此被视为“新时期慈善事业的先驱”。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境外NGO在内地的活动一直未能放开，尤其是1989年以后，境外NGO在内地的活动更一度受到影响，一部分NGO受政治因素影响退出了中国，部分坚持下来的境外NGO在内地的项目规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则一直受到怀疑以致排挤。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如何推进境外NGO在内地开展活动，是一件相当敏感而又需要政治智慧的事情，时任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因此被视为“新时期慈善事业的先驱”。
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后，台湾民众积极向大陆受灾地捐款。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专程赴京，向民政部救灾救济司表达了“慈济功德会”准备捐赠７亿元新台币救灾款物的意念，但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遇到尴尬：救灾救济司负责人面对台湾的佛教组织心存疑虑，两人话不投机，王端正只好离开，后委托朋友辗转找到阎明复陈明此事，阎明复立即约见了王端正，并当面致歉。
王端正告诉阎明复，证严法师在大陆开展慈善活动的理念是：“配合海峡彼岸的制度。”“去大陆只赈灾不传教。”阎明复遂与“慈济”达成了“在大陆只赈灾不传教”的“君子”协议。
王端正提出：“对要救助的灾区直接考察，善款直接向受灾群众发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则是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直接’发放活动，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使捐助者心明眼亮。”阎明复当即表示同意，并专程陪同赈灾,大陆和慈济的合作由此开始。由于双方环境和理念的差异，这让合作中难免存有摩擦。1993年，慈济功德会出资2000万人民币重建武汉市儿童福利院。落成典礼前，慈济功德会在通往现场的路上插了很多自己的旗子，这让当地的官员很有意见，“怎么把他们佛教的旗子都插上了？”阎明复出面调解：“你买100个彩旗，把他们的旗子分散开，10面旗子里只有一面是他们的旗子，这样就不会有佛教宣传之嫌了。”
阎明复经手处理的许多事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仍十分敏感，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有政治风险之举。阎明复的入党介绍人傅也俗回忆：“我也曾劝过他：算了吧，你干得不少了，歇歇得了。可他不，干什么都有热情，都拼命，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至于自己的进退得失，他一贯极少考虑。”
1991年阎明复到民政部任副部长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就与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宣明会联系合作。世界宣明会是由基督教创办的慈善组织，这样的背景令内地官员纷纷回避。阎明复通过向新华社香港分社了解了宣明会的活动情况和人员构成，决定与之合作。
其实，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就是基督教徒，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明复特意安排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徐留根尽可能多地参加宣明会在香港的活动。当时，香港宣明会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饥馑三十小时”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宣明会成员自愿赤脚挨饿30小时，切身感受饥饿，体会因粮食短缺而徘徊在生命边缘的感觉，激发大家慈爱之心。活动中，会员们一边禁食，一边为贫困儿童筹款。徐留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坚持挨饿30小时。他直观地了解到，宣明会成员是真心实意要为贫困儿童奉献爱心的。
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对贫困儿童的救助。1993年，在阎明复的积极运作下，宣明会与民政部签订了孤儿助学项目协议，这个项目让内地400多家福利院的8000名孤儿的教育及生活情况得以改善。
两年后，中华慈善总会已经成立，吉林、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也相继创办了慈善会，阎明复意识到，“慈善”这个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已经开始被关注，实施这一类慈善项目的内部环境和外在环境都有了改善。
本文系记者李光根据李玉林《真——好人阎明复》（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一书和记者对阎明复本人的采访综合整理而成。李玉林系《慈善》杂志社执行主编，中华慈善总会常务理事。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作者：李玉林 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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