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4年8月1日 “全国性教育青年工作者论坛”上，黄华权正在分享性教育工作经验。
导言：对于系统性的性教育在普通学校都尚未普及的中国大陆来说，“残障与性”更是一个全新的议题。由于社会关注度较低和相关人员专业知识的缺失，心智障碍者的性权利长期无法得到倡导。而由于对心智障碍者性教育的匮乏，误会和冲突在所难免。
“我做家教时，遇到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自闭症的女孩。在我和她的母亲聊她情况的30分钟里，她一直通过抚摸自己的下体来自慰。无论是在床上，椅子上，还是地板上。我从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会如此尴尬，很快地结束了和她母亲的谈话离开了……”
故事的讲述者是来自广州的志愿者黄华权，他已经在“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实践了一年多。而故事讲述的场合是2014年8月1日召开的“全国性教育青年工作者论坛”，这个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MSIC）举办的论坛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青年性教育工作者。
故事中的自闭症小女孩为什么会不停自慰，她自己并不能清楚表达。黄华权与她母亲沟通后得知，这种行为并不止这一次，且都发生在见到陌生男子之后。黄华权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她感到害怕，需要通过抚摸自己的隐私部位以获得安全感。
讲演中各式各样的故事所暴露的问题层出不穷。黄华权带来的案例并非特例，这个看似尴尬的自闭症女孩的自慰行为在心智障碍者群体中并不少见。据各地培智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反映，校内学生自慰行为的发生率很高。
“相信大家见过不少关于精神或者智力障碍人士的新闻。在新闻里，他们是露体狂，在课堂中玩弄自己的阴茎，甚至对他人实施性侵犯……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黄华权反问道。
被压抑的性需求
关键的问题总是被忽略，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甚至是他们的父母。
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博士陈莲俊曾做过《上海市成年智障人士性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内地智障人士性教育状况的唯一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31%的受访智障人士表示曾不同程度的接触过色情物品，如“观看过色青录像带、电视、漫画、书刊、图片等”。在被调查的上海阳光之家工作人员的问卷中，22.6%的工作人员表示其服务对象会“在公众场合触摸异性身体”，且成年智障人士存在偷窥他人（6.5%）,自慰（3.2%），暴露性器官（3.2%）等不恰当性行为。
而与上述问题相对的，则是受调查家长对其子女性教育的严重缺失。父母开展性教育的比例仅占10.3%；34.5%的家长对智障人士有关性方面的提问采取不予理睬的应对方式。虽然几乎所有家长都考虑过子女的性问题，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主动面对。大部分家长则倾向于采取被动应对的策略——尽可能忽略子女性问题，回避在性方面对子女的直接引导，希望不要引起他们对性问题的兴趣。
心智障碍群体由于智力缺陷而被忽视或边缘化，无论年龄多大，在与人相处中仍然被当作小孩子对待，他们青春期或成年后的性需求更不会被关注，甚至被认为是“无性”的。
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熊利平认为，“心智障碍者由于智力发展限制，性生理成熟与性心理严重迟滞的矛盾，以及性生理需求与性社会规范间的冲突，比普通人更为突出，他们通常会表现出朦胧的性心理，和强烈的不加掩饰的性意识和性现象，就比如以不恰当的方式在不恰当的场合表达和解决性需求。”黄华权遇到的自闭症女孩在家教时自慰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心智障碍者当众自慰的原因更加复杂，有时可能是换了洗衣液，内衣太紧，或者皮肤过敏，有时则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如获得安全感，甚至可能是遭受了性侵犯等等。只有了解和理解这种行为并加以指导、教育，才能正确疏导和解决问题。
“压抑他们的性需求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造成反弹。”有着一线性教育工作经验的胡一北介绍说。
特殊性教育的“两难”困境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不想，只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也希望学校能够帮他们开展课程。”天津某特殊教育学校主管教学的张叶心老师解释说，“学校方面这些年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认为开展性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难度不小。”
教育部2007年曾专门针对智力残疾学生颁布《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将特殊学校课程分为一般性课程和选择性课程。一般性课程主要以生活适应与潜能开发为主，选择性课程会与康复相结合，但其中并没有健康教育的课程，性教育内容更加无从谈起。
“但是学校已经认识到开展性教育课程的重要性，我们有为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做心理健康教育。比如在选择性课程的康复训练中加入这一部分内容。不过确实不专业，只是告诉女孩子来月经是怎么回事等等。男女生分开教学，课程的频率大概一个月一次，讲的面很宽，敏感内容也一带而过，因为老师并不知道怎么讲，没有教材，也没有这方面专业的教师。这些都由校医或大队辅导员来做。而其他学校大致情况也是一样的。” 张叶心说。
心智障碍群体接受能力的巨大差异，也为性教育课程的系统化增加了难度。“我们会为每个孩子制定计划，帮助这些孩子以不同进度完成他自己的学习。现在每个班至少有8个孩子，个别化教育应用给一个孩子，没问题，但是这8个孩子在班级授课制的背景下就变得非常吃力，很多学校就会放弃这种教学方式，并且没有制定考量指标。随着课标的建立应该有一套相应的监控系统，但是现在全国连课标都没有呢，更别说监控系统了。因为没有平均分这种比较过程，教学好与坏都是全凭老师良心，这种难度和压力下教学很不容易。”
要为这些孩子增设一门全新的性教育学科，且为每人制定一套教学计划开展课程，张叶心表示，目前的培智学校并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
与学校开展性教育面临同样难度的还有康复机构。当心智障碍者年满16岁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有些会走向职业教育学校，有些则直接进入社区的民办康复机构。与青少年所在的特殊学校不同，社区的学员在生理年龄上已经属于成年人，身体发育完善的男女每天同处一个社区，会自然而然发展出恋爱的情侣关系，这时性教育虽然更加必要，但也变得更加棘手。
来自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胡一北，讲述了一件发生在2003年，但让社区人员至今仍难以忘怀的事情：“两个轻度智障的年轻人在这里相识，两情相悦，刚刚开始谈恋爱，本来也没什么，但是女孩的母亲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就把男孩告上了法庭，说男孩在社区里强奸了这个女孩。社区的成员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场地，但是仍然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判决，与智障女性发生性关系不管她自愿与否都会被判处强奸，那个男孩就这么进了监狱。”
“家长在性教育这件事上的心态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为了防止自己的子女成为被性骚扰的对象，应该进行防御层面的性教育；但另一方面，一旦接触了性教育，孩子会不会就开窍了，就该难以控制了呢？”
很多家长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NGO对于恋爱问题都保持中立、倡导权利，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麻烦的事情最后还是会落在家长身上。”
权利意识的觉醒
对于系统性的性教育在普通学校都尚未普及的中国大陆来说，“残障与性”更是一个全新的议题。近几年在诸多研究机构和NGO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到残障人士和性相关的需求，“性权利”也开始成为内地残障运动的内容之一。
国际助残权利和融合项目经理孙鹤介绍说：“在过去的六七年间，残障群体经过一些赋权活动，越来越愿意公开表达自我需求。”
近些年在社区的康复机构中，许多心智障碍者成立了自助小组，由程度较好的轻度智障者带领组织和开展一些活动。2014年8月10日，心智障碍者自组织联会在天津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具有联盟性质的成年心智障碍者自我决策、自我选择和自我管理的权利倡导联盟。来自全国各地的26队心智障碍领袖和个人助理在天津以夏令营的方式展开活动。性权利便是自身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性教育和残障人群的讨论，一些性教育领域专家认识到残障人士需要性教育，但在国内还没有人有相关经验，”国际助残驻华代表安蕾（Alessandra Aresu）博士说，“并且中国开展‘性教育’并不是从‘权利’的途径入手的，而是通过“健康”的角度去开展，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全新的议题，它们需要共同协调，寻找出相互融合的方案。”
2013年8月在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亚洲性教育会议为此提供了解决的契机。在这个以“千禧世代的性教育——多元与主流”为主题的论坛上，首次邀请了残障群体的加入。“这次论坛为中国内地的残障领域与性教育领域搭建了桥梁，我们试图找到为残障人群进行性知识普及的方法。”安蕾介绍称，“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残障人和其他人一样有获得性教育信息的权利。”
作为与会专家之一，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刘文利一直致力于儿童性教育教材的研发。她表示，性教育本身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及的问题包括权利、社会性别平等、自我保护等等，同时要把这些知识以合适的方式传达给心智障碍儿童，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已经把各种障碍类型儿童需要的性教育知识，尽可能的用图或者文字反映到现有编写的教材中，当然这不一定全都适合心智障碍儿童，但我们试图把特殊儿童需要的性教育的理念纳入到教材里。现在提倡的是融合教育，让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有特殊需求儿童接受同等的性教育很重要。”
“性教育应该从人的降生就开始伴随人们一生。由于心智障碍者本身的特点，对于他们的性教育应尽早开展，且必须是一个长期坚持进行的过程。”刘文利说。
(应受访者要求，张叶心系化名)
文/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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