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出柜了。
这其实早已不算新闻,库克私下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同志身份,但他首次对媒体公开发声“我以身为同志而骄傲”还是获得了各界名人的广泛关注和点赞。公开出柜的象征意义仿佛远比被接受的同志生活来得重要,这至少意味着LGBT阵营又下一城。
相比之下,库克出柜的消息在中国招致的反应更为有趣:360周鸿祎“鼓励”国内手机大佬们争相模仿,魅族黄章回复“约?”,网友留言“怪不得iphone6是弯的,苹果手机的背景图是菊花”。轻则玩笑重则讥讽,当下热衷消遣“捡肥皂”、“菊花”等段子的现实,却并不能消减同性恋话题背后更多的苦楚。幽默,也常被用来掩饰问题。
尽管近年来的社会舆论消除了一些歧视与压迫,争取平等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全世界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仍旧面临挑战,例如职场的偏见,以及在医疗、婚姻和教育等领域遭受的权利缺失。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8月发布的《“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2013年一项对中国2161名LGB(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个体进行的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在职场中对自己的性倾向完全保密(下文部分内容摘编自该报告)。
不一样就是病?
今年8月,北京市海淀法院开庭审理了我国首起“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同性恋者小振(化名)在一家心理诊所遭遇电击治疗后,认为该诊所及推广宣传该诊所的网站侵犯自己的健康权和人格权,遂起诉至法院,索赔一万余元。
据北京同志中心最近进行的一项针对800名LGBT人士的调查,52%的受调查者听说过性倾向矫正治疗,9%的受调查者曾经由于家庭或社会压力、感情关系上的失败以及内化的恐同考虑过接受这样的治疗。在接受过矫正治疗的18名受调查者中,5名表示他们的性倾向没有任何改变,4名表示同性倾向加强了,3名表示妨碍了他们的自我认同,2名表示有更加严重的自我憎恶,2名表示有极度痛苦的经历,1名表示抑郁增强。75.37%的受调查者曾经通过互联网接触过矫正治疗。事实上,很多心理诊所使用网络推销矫正治疗以寻找潜在客户。
虽然跨性别依然被归于精神疾病,于2001年颁布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已经确认了同性恋与双性恋不应继续被视作精神疾病。但是这一版仍然保留了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对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是一种可治疗精神疾病的观念,这指的是同性恋者中不接受自身性倾向、并且在自身性倾向和社会规范间怀有内心冲突的个人。而在同性恋从CCMD-3的精神病名录中被剔除十年之后,很多精神健康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者仍然不了解或不愿意遵从这一决定。以上两个因素恶化了局面,促使很多精神健康医师经常在LGBT人士家人的压力下,对LGBT人士强行实施“矫正治疗”,这有时还包括LGBT人士在非自愿情况下被精神病医院收治。
外界不认可与自我认可的矛盾让LGBT们在精神层面备受煎熬。
自1998年起至2001年每年进行的一项针对中国男同性恋的大样本调查发现,近60%的受调查者由于自己的性倾向而痛苦,并且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大约60%的受调查者感到非常孤独,同样比例的受访者感到非常抑郁,30%-35%的受访者强烈地考虑自杀,另外9%-13%的受访者曾有尝试自杀的经历。导致其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无法理解并接受自我,同性恋爱关系的破碎,与异性结婚或是保持与异性的婚姻带来的压力,以及社会歧视的压力。一项对200名男同性恋者进行的更加有普遍性的精神健康调查发现,在这200人中有45.5%的人有焦虑症状,57.5%的人则有抑郁症状。
跨性别者、双性恋者以及其他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精神健康更加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涉及这些人群精神健康的数据完全缺乏。特别是接受了性别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他们所经历的心理转变的程度与压力,包括其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改变都尤其令人担忧。
当今公众对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观念仍以负面为主。201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进行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和广州居民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31%的受访者接受男女同性恋者,而仅有27%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对性少数群体进行法律保护。考虑到这三个城市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它们身为国际大都会的性质,支持LGBT权利的人口比例在中国其他地区很可能更低。2013年,对来自中国各个城市的3491人的一项调查给出了相似的结果:6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接受同性恋。
不生孩子就是不孝?
按照儒家的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恐同”和“反同”在中国社会有着文化根源。古代儒家伦理与封建家长制的方方面面在今天的中国家庭结构中仍然依稀可见。儒家观念中的“孝道”主要强调尊敬和顺从父母与祖先。另一方面,家长制的特点包括家长掌握财权、强制婚姻和包办婚姻、家族内的严格继承制,以及年轻一代必须遵守的一套严规。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会说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没有独立性和多少发言权。
其中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间性人(intersex people)。间性人在中国仍是最为边缘化性别少数群体。有关间性婴儿和儿童的媒体报道仍普遍将其与家庭耻辱和需要接受性别矫正手术联系在一起。这些间性人注定没有选择自己身份的权利和自由,总是父母有权最终决定孩子的性别,而间性孩童自己的声音却少有听闻。
而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自我独立,父母面临是否要尊重其子女的个人生活选择的问题,这些选择中就包括作为LGBT而出柜。2008年,同性恋亲友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同性恋亲友的组织在一名男同性恋的母亲吴幼坚的发起下于广州成立。该协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改善LGBT人群及其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该组织目前已扩大到中国的12个城市,并且已经成为中国最活跃和最具资源的LGBT民间组织。
虽然以上提及的改变在拓宽着LGBT人群的生活,传统观念仍然盛行。普遍的孝顺、为尽孝而生育子女的重要性、男尊女卑,以及对“家族血脉”的传承的强调,这些不仅仍然是家庭与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家庭与社会压迫LGBT人群的主要理由,也是驱使LGBT人群隐瞒性倾向与异性结婚、或是结成“形式婚姻”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压力对于身为男性继承人的男同性恋们而言尤为沉重。因此,很多男同性恋者仍然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倾向并进入异性恋婚姻,并导致其女性配偶(中文称“同妻”,即“男同性恋的妻子”)的苦难。
女同性恋所遭受的家庭暴力是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2007年至2009年,民间组织同语进行了中国首次针对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的研究。该研究发现,近半数的受调查者(42.2%)遭受过来自同性伴侣的暴力,而48.2%的人遭受过来自父母和亲属的暴力。最令人担忧的是,大约70%的受访者都经历过某一形式的精神虐待。
不要传播艾滋病?
由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估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78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当时这一估测指出,在2011年的这78万人当中,有17.4%的人是经由同性传播而感染的。
实际上,作为一个已经被污名化的人群,男男性行为者一旦被发现为艾滋病毒阳性,则有面临双重污名和被社会排斥的风险。这可能会使他们从心理上对接受检测产生强烈抵触。此外,由于对男男性行为者的污名,以及通过传统婚姻与家庭生活实现孝道责任的社会压力,对中国男男性行为者而言,与异性结婚,或是与异性结成伴侣司空见惯。这增加了艾滋病毒从男男性行为人群这一亚群体向普通大众传播的潜在可能性。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知晓自己是艾滋病毒阳性的男男性行为者中,有68%的人继续与女性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
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由于防艾运动的倡导,男同被媒体较多报道。在为数不多的同性恋被主流媒体讨论的例子中,污名、负面语言和消极注解仍是常态。中国彩虹媒体奖媒体监测计划发现,在2012年关于LGBT社区的931则媒体报道中,有50%的报道负面地描绘了LGBT社区。在这些负面报道中,17%将同性恋与犯罪和/或艾滋病传播联系在一起。
出柜的路还有多长?
库克出柜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和32个州政府已经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支持同性恋也近乎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世界范围内,同性恋在拉美、北美、欧洲都已得到了大多数人接受。纳粹集中营灭绝同性恋、美国80年代的集体恐同都已经过去数十载。
但在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比想象中困难。虽然中国已签署了多个旨在推动人权保护的国家公约;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的《刑法》取消了适用于惩罚特定的同性性行为“流氓罪”。但在反歧视方面,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明确定义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歧视。LGBT群体的同居关系期间及破裂后的财产和继承权利不受保护;现行法律不允许同性伴侣共同收养子女;对于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同性恋者,在离婚财产分割的判决中,法院常将同性恋一方作为过错方,对另一方进行照顾。
社会舆论通常强调正统的性别规范,正是这种规范使LGBT团体饱受痛苦。然而,在西方的“酷儿理论”研究上,米歇尔·福柯于《性史》中提出把性别两分等思想完全是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产生的,不是天然的。生物学的发展也认同身体和性别都是一种光谱,而不是非男即女的二元对立,不同染色体上共19个不同的基因控制一个人的性器官形成。也就是说不只是X和Y染色体控制性器官的形成,而是第1、9、11……染色体也有作用。把所有这些特征综合到一起就很难说一个人是典型男性或者典型女性。
如果同性恋话题只能通过幽默或消遣的方式才能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那么“同志”们出柜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油吧,中国同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凤凰周刊新媒体编撰
张宝荣 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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