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书街近70年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终于不敌商业竞争与都更压力，在12月初熄灯搬家，原有建筑则拆除改建。虽然书店称未来将迁回原址，不过改建后，重庆南路上硕果仅存的地标确定随之消失，不但台北文化地景又少一处，更让步入黄昏的书街尽显沧桑，空余叹息。
事实上，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在上海江西路成立开始，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与出版界指标；王云五于1930年接任商务总经理后，更因推动印书版式、用纸规格化，让“商务”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出版社，更曾号称世界前三大出版社。
1947年，商务来台筹设分支，未料因此跟上国民党迁台班车；更曾在蒋介石要求下，担负承印古籍、推动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责大任。今日却因出版业式微，决定远离台北书街，无疑是纸本印刷出版寒冬已届的又一见证。
书街 城市的灵魂
每座城市都该要有一条书街。一如上海的福州街，台北的重庆南路虽只有短短300米，却也曾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重庆南路早在光绪初年便已开发，其中，南段因有文武庙，因此称“文武街”；北段设有布政使司衙门，故称“府前街”，刘铭传治台时期，因南段临近河道码头、铁路起点，因此商业发达，有“小上海”之称。
日据时期，文武庙俱遭拆毁，并在四城门交会处建起台湾总督府，也就是今日“总统府”；沿道都是重要政府机关、银行、法院等建筑。
至于府前街，除布政使司衙门亦遭拆毁，1910年间，台北发生水灾，沿线大批清代土屋被洪水冲倒，日人因此派遣建筑师为当地重建，改称“本町”，即“最繁华的街道”；引进巴洛克风格街屋造型，呈现浓厚西洋古典风格，府前街也因此更名为“本町通”。为日本官员及日籍移民重要的生活领域。
为加强对台殖民，台湾总督府因此在当地成立“台湾书籍株式会社”，以印制中小学教科书、参考书为主要业务，成为全台第一家书店，逐步带动出版社、书店与文具店依街而建；由于日人移民人数增加，文化买气迅速活络，还有多家知名旧书店搬到附近，“书街”雏形慢慢浮现。
其中最出名的书店当属成立于1912年，经销辞典、教科书、参考书等日本进口出版品的新高堂书店。原只是家小书店、文具店，却因承接总督府图书馆采购业务，兼营出版政令类图书、明信片、地图贩卖而致富，尤其拆掉现今重庆南路一段、衡阳路口旧屋后，新建三层楼高的红砖欧风建筑，更成为书街重要地标。
台湾光复后，街道名称重新改正，为纪念陪都重庆八年抗战精神，因此将“总统府”南北两侧街道更名为“重庆南路”；出版与图书业活络的“本町通”则改为“重庆南路一段”。
其中，台湾书籍株式会社被接管后改组为“台湾书店”，仍负责总经销“国立编译馆”审定的国民小学教科书；新高堂书店也改组东方出版社在原址经营。许多遭接收或接手的出版业者，因此选择在重庆南路继续营业。加上50年代，各知名出版社陆续从大陆迁台复业，也不约而同选择重庆南路设点，一时间，短短300米街道大型书店林立，竟超过百余家之谱；因此真正承继、传衍着中华文化深度与重量的台北书街正式成型。
台北书街 “四大天王”
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1947年9月，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选在重庆南路一段37号三层砖木造房屋设立商务台湾分馆，贩卖由上海本部运来的图书、文具仪器等，但无出版业务，图书数量与种类皆不多。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商务印书馆旋即停止对台湾分馆发货，导致台湾分馆无书可卖，因此台湾分馆经理赵叔诚决定开展编辑、印刷业务，从贩卖处转型成为独立编印的出版社，初期仍以再版大陆时期编译教科书、文史哲等学术类出版品为主要业务。商务台湾分馆也在“国府”要求下，脱离总馆独立，并改名“台湾商务印书馆”，从此，商务便在台北书街上站稳了脚步，并逐步发展。
当时，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号称传记之家的中华书局、以出版古籍善本自豪的世界书局以及国民党党营企业正中书局，堪称台北书街“四大天王”，加上承印教科书的台湾书店，如磁石般吸引更多书局，甚至毛笔、文具行争相在此开业。
不过当时台湾社会一片兵荒马乱，书店出版品多集中在翻印大陆时期书籍。沿街逛去，橱窗尽是一整排经典再版翻印之作；书店不讲究装潢、采光，但爱书人川流不息，随时可以看到文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拿着书籍，站在店里头，看得津津有味。店家也鲜少驱赶客户，甚至有人可以憋着一整天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是为了待在原地把书看完。
书店生意慢慢好起来，不少书报杂志摊也因此在书街骑楼落脚。因租金低廉，又能吸引过路客，一时间趋之若鹜，将书街挤得密密麻麻，最热门时多达五六十家，依附书局而设立。可别看骑楼书报摊简陋了些，在那个戒严年代，能在书街摆摊，可都是卧虎藏龙之辈，或是些历尽沧桑的退伍老兵。甚至在这些书报摊上，还可以偷偷买到被查禁的大陆作家书籍、政治杂志和养眼书刊。
以创办于1952年的文星书店为例，原本只是书街与衡阳路口一间贩卖西文书报与各国语文教材的小书摊；之后迁到衡阳路15号店面，因网罗台湾一流作家，编印、刊行《文星丛刊》而备受欢迎；更因李敖接掌《文星》杂志总编辑，以剽悍文字力主全盘西化，掀起论战，让文星书店俨然为一代文运先驱，却也导致杂志接连遭查禁，甚至被“国府”勒令停刊、书店黯然歇业的命运。
重庆南路与武昌街口的明星咖啡屋，更曾是台湾最传奇的文学风景。隽永的咖啡香吸引无数文人雅士聚集，包括三毛、林怀民、白先勇、季季、陈若曦、楚戈、陈映真等人，一杯咖啡就可以坐上一日；作家黄春明成名前，天天带着妻小在“明星”写稿，成名作《儿子的大玩偶》就是在此完成。
诗人周梦蝶也是在明星骑楼摆书报摊21年，一边卖书、一边写诗。每天总是一早穿着一袭布袍，坐第一班车到书摊报到，接着宛如入定般，盘腿坐在那“四个榻榻米大、四百廿一本书”的“孤独国”之前，在心中沸腾状态下“作诗”，与人世展开最深刻对话，成为书街一大街景，更吸引许多向往文学的青年男女到明星咖啡屋前徘徊，盼与他交流，谈诗论文，请教人生。
经济发展 梦醒时分
上世纪60年代，一些大陆迁台的外省作家已慢慢崭露头角，例如鹿桥《未央歌》风靡一时，几乎人手一本，即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大受欢迎的代表作。
1964年，在大陆时期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重新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为配合蒋介石发起“文化复兴运动”的大战略，王云五将发行重点放在没有著作权限制的巨部古籍丛书上。一方面印行、重版各古籍刻本；一方面也通过邀请学者注译，发行今注今译本，解决重要古籍文义晦涩、不易阅读等问题。
当时正值台湾经济开始快速成长，出版业同感荣景，商务的大动作带动风尚，其新旧书籍参错的《人人文库》更是销路与风评俱佳；之后台湾商务更影印出版全部文渊阁《四库全书》、《百衲本二十四史》，重版《国语辞典》；或如正中书局三民主义思想丛书，在“国府”大力支持下，销售数字也都很亮眼。
1968年，台湾商务总部改建为钢筋水泥三角窗的四楼建筑，即“云五大楼”，象征重庆南路走入全盛期。加上临近补习街、火车站前商业区，集客力强大，又有许多有采购与编印图书需求的政府单位，大量书店在重庆南路设立，栉比鳞次。
走在书街上，隔不了几步就有书店招牌，各有不同风格，书籍琳琅满目。商务印书馆因为在门面放有椅子、凳子，让爱书人暂时歇脚，是书街必到据点；三民书局则首创百货店经营方式，五层楼空间分别陈列不同类别书籍，气派非常。漫步书街，竟有种被书掩没的感觉。
尤其在那个连电视都尚未流行的时代，一切艺文活动几乎都在书街周边发生；这儿有全台最密集的咖啡厅、书店，有文学沙龙、出版社、谈诗论文的文化人，西门町电影院也在不远处，因而重庆南路成为台北集体记忆一部分而保留了下来。
重庆南路开启了台湾的文学荣景。但由于市场改变、阅读人数减少，书店数量日渐下降；更别提房地产狂飙，租金日渐昂贵，老旧店面入不敷出，不是被更新成大厦，就是改由金融、证券接手；许多书店被迫歇业、迁出，甚至被咖啡店、牛排店取代。1980年代中，重庆南路大小书店就已少到30多家规模了。
这还没完，随着台北捷运开通，大型连锁书店出现在不同商圈，独立书店、简体书店往台师大聚集，重庆南路逛书店不再是唯一选择。加上网络与量贩店低价营销冲击，让实体书店大呼吃不消，书店适者生存、自生自灭，一家家收了起来。
现在，重庆南路书店只剩20家上下，是全盛时期二成不到，其中还以专营考试用书的老字号居多；许多开在一楼的大型书店，如东方出版社、儒林书店等经营几十年的老店，纷纷易手关门，地标建筑纷纷歇业转型，甚至最老牌的台湾书店，因受限法令，不再专卖教科书，也早已随着政府瘦身而关门大吉。
是以，商务印书馆不甘维持了数十年的云五大楼被水泥丛林掩盖，也不敌都市更新的 驱力，决定拆除有纪念价值的旧屋，重建为地上15层、地下4层的住商大楼，门市、办公室则暂移远离市区的新北市经营，当然是出版业的又一次痛击。
硕果仅存的书街地标被时代巨轮辗平，走入历史。这座城市的文化与记忆自不得幸免，终只能随着书街凋零，消逝在那声惋惜的轻叹当中。
(图：此次搬迁是因为旧址建物老旧、网络环境不理想。未来等都市更新完成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仍会搬回此地。旧址的“云五大楼”、“台湾商务印书馆”等招牌皆不会拆下。)
文／杨素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6期 总第529期
本期新刊已上架，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跳转至亚马逊电子书城购买阅读！
更多凤凰周刊最新报道和及时消息，可扫描《凤凰周刊》官方微信二维码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