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这些数据的，是中国企业军团在国际市场上频频的“大手笔”。仅在2014年，五矿资源等企业联营体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联想集团29.1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手机业务；东风汽车10.9亿美元收购标致雪铁龙14.1%股权；安邦保险19.5亿美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等频频惊动海外。不断有海外媒体出现耸动标题：“中国要买下澳洲吗？”“中国买下欧洲”或是“中国要买下全世界吗？”
激动人心的投资与收购显示了大陆经济实力的飞跃，以及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坚定不移。但作为后来者，“走出去”的中企在海外遇到的”麻烦”和挫折不可小觑。
相较于欧美企业一两百年的全球投资经验，中国企业成规模地走出国门不过是加入WTO后的这十余年，海外阻力尚属常态，“交学费”不可避免，厘清昂贵“学费”背后的原因和教训，反省自身不足，则是关键所在。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旗下“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的统计中，近十年来，“麻烦项目”集中存在于能源与电力行业（累计893亿美元）、矿产行业（664亿美元）、建筑和房地产行业（105亿美元）、金融行业（259亿美元）、交通行业（244亿美元）。以上行业无不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脉，因而在国内外也愈发敏感。
这些失利，自然少不了与政治有关的因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4年10月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称，政治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该蓝皮书分析了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的案例，其中25%的案例失败是由政治原因所致。
在发达国家，中国企业遭遇诸多“麻烦项目”都与其愈发严格的入境审查有关。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其对国家安全在制度上的一再谨慎，使得中国企业投资的多个项目，无法落地而流产。
与发达国家的严格审查不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麻烦项目”还与政府换届或地区政治动荡有关。如近些年的中泰“高铁换大米”项目、中海油和中石油伊朗天然气项目、中铁建利比亚铁路项目，以及多家中企蒙古矿产项目等，均因所在国政局动荡或国内政治博弈，致使中方投资屡次延宕，乃至巨额亏损。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2014年11月发布的《2014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显示，投资国国内政治与监管风险最高的国家排名，分别是委内瑞拉、古巴、伊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而在其子报告“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中，近十年来，伊朗和利比亚是继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后，中国海外投资遭遇麻烦、亏损最多的国家。
除了政治和法律问题，发达国家对环境、劳工等“苛刻”的保护也让中国企业倍感压力。往往很小的一个细节，就能压垮一项海外投资。成功的投资案例，常常是提前耐心处理了棘手的细节。
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界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内地北方某大型煤炭集团在2012年联合数家企业并购加拿大盖森煤田，最终取得成功。期间几经波折，其中一大难点就是搞定当地土著民。在加拿大并购矿产资源，除了法律、财务、政策等必须过关，更为“苛刻”的是，当地每一个土著居民都要举手赞成，并购才能通过。这看似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外国投资者还是有运作空间，因为当地土著数量有限，无非是多给他们赔偿，或者承诺给他们提供工作，诸如此类的好处给到足够程度，土著民就有可能会同意。
该煤田上生活着五家土著居民。由于中方开出了诱人的价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C)省政府极力想促成这桩交易，加地方政府和中方安排这五家土著居民来中国旅游。到中国的旅游观光组织了三次，但每次都只来了四家土著，中国企业大鱼大肉好生招待，这四家土著回去后，就愉快地同意了并购。有一家土著民三次游玩竟然都没来“捧场”，这家土著一直不同意，说开矿会影响当地“风水”。当时各种手续都已办理齐备，就等这家土著点头同意。软磨硬泡，项目推迟了半年，这家土著才终于点头。
相对于投资所在国政治、法律、习俗等“外因”的不可控性，中企自身不足的“内因”更值得检讨。因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等制度的不了解、不在乎而引发的重重麻烦，大多原本可以避免。面对巨额投资与合同时的草率与任性，常常代价惨重。
用工风险也是海外投资常见陷阱，如马来西亚有法律规定，外国投资需要80%使用当地人，其中不少于10%使用土著人。但由于部分当地人没有足够技能，只能从事简单工种。某中资企业事前未充分考虑此类成本，结果在做了大量前期投资后，只得把某重要项目几乎“白送”给当地企业。
据陈臻介绍，其律所正在协助某中国核电企业在埃及的投资项目，当地同样有90%用当地工人的规定。这次他们充分吸取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教训，与当地律所、在埃及有业务经验的国际律所联合，深入调研当地法律。“在报价、谈判的时候，把这些问题充分考虑进去，就更利于谈判和项目的实施。”
熟知投资所在国法律仍远远不够，若不了解当地市场状况，比如需求、价格、利率汇率、劳动力、失败案例等，投资合同往往陷入无法执行的窘境。比如要在某国修建一座发电厂，就必须了解当地用电需求，否则当地人可能鼓励中国企业投资越多越好，一个10万人的市场就要求上马供应100万人需求的发电厂。此外，中国企业初次到海外投资，往往需要找当地华侨牵线搭桥，但一些中介两头拿佣金，造成中方投资失误。
一位制造业国企分管国际业务的总裁告诉《凤凰周刊》，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对当地国充分了解、能够掌控各种风险的一大批人才，海外对中国同样不了解。“中国与巴基斯坦这么友好，但国内研究巴基斯坦的有多少人？懂语言的都不多。反观美国，对巴基斯坦一个中等城市市长选举都研究得透透的。中国要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投资，对当地政治生态研究有多少？万一当地出现不支持的声音怎么办？”
除了对境外法律了解不足，“官本位”思想、缺乏风险意识、忽视环保等中国企业的国内“陋习”则往往成为惨遭政治狙杀的理由。
总部位于杭州、经常为跨国能源项目提供服务的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陈臻介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一些项目合同是分两阶段签订。第一阶段是请领导出面甚至国家领导，不过领导签订的只是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代表国家信誉，外方就会咬住不放。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很重，一旦领导定了，下面人谁敢推翻？律师对合同条款提出异议，有些客户就不听，说这是领导已经答应的，甚至要换掉律师。中国客户喜欢开始时皆大欢喜，而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肯定赚大钱，结果最后哭了。”
她建议，围绕海外重大项目，一定要先把“小人”做足，所有条款都妥当了，最后领导人再出席签字。“不要一开始就让领导人踢这个球。领导人可以签国家间的框架协议，但最好不要签具体的项目。虽然这也很难，因为没有领导人支持，项目后续推进不下去。但至少，签的协议应该让律师看看，别光是政府和外交人员参与。”
在海外工程建设中，比国内更敏感的环保问题也成为另一种难以避免的麻烦。2013年7月，非洲国家乍得有关方面称，在中石油负责的Koudalwa周围的油田发现了有大量原油被倒入矿坑，违反当地石油业的环保法规。双方矛盾升级后，乍得政府向巴黎国际仲裁法庭提交诉讼，要求中石油赔付12亿美元。此后中石油项目被当地勒令暂停，直到2014年10月，中石油同意支付4亿美元赔偿款后，此案才落下帷幕。
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受到的质疑，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梅表示，这些问题确实都不同程度存在。但她也提醒，西方国家人均收入七千美元时，几乎没人对环保特别重视；但中国人均收入七千美元时，却要按照西方人均收入几万美元时的标准行事，这需要一个陡峭的学习过程。
本文节选自《海外投资遇阻背后》《大陆万亿海外投资现状》.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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