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到1945年，国军发动大规模会战22次，战役1117次，普通战斗28931次，国军320万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战争之惨烈可见一斑。
在埋头创作《国军抗战全纪实》时，陈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这部“处女作”日后竟会刷新中国纪录片的历史纪录，创造出近3亿次网络点击量的奇迹。
尽管，人们早已厌倦了电视荧屏上雷人的抗日“神剧”，但他的这部以国军抗战为题材的纪录片，却以其鲜活的历史画面、详实的统计数据和动人的解说词，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彩。
近日，《国军抗战全纪实》第二部已经制作完成，集总策划、总编导、总撰稿和制作人为一身的陈钦告诉记者，第二部主要以人物为主线，讲述数十位国共将领的抗战故事，不日将在某知名网站与观众见面。陈钦还透露，现在第三部已排上创作日程，将以抗战老兵口述为主，让抗战亲历者讲述他们的抗战史。
“有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
已过不惑之年的陈钦，是一位有历史情怀的纪录片人，在一家国家级纪录片频道，负责纪录片发行和采购工作。经手的纪录片多了，自然而然也就有了创作冲动。
陈钦从小就有一种怀疑精神，当同龄的孩子都在对《地道战》《地雷战》津津乐道时，他却质疑怎么可能仅凭游击战就把日本人给赶跑了，这不合逻辑。
然而，时至今天，各种脸谱化、神化和妖魔化的抗日神剧，依然充斥荧屏，对于真实的历史却处于集体失忆的状态。
“这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几百万抗战英烈不负责任，对尚存于世的抗战老兵更是不公平，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大的财富和国宝，却至今没有给他们正名。”陈钦非常不忿。
于是，他萌生了自己制作一部全面讲述国军抗战历史的纪录片的想法。2010年，当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出来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我的抗战》是崔永元花了8年时间，牵头制作的一部口述抗战史，共采访了3500人，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在全国85家电视台同步播出，影响力巨大。
但陈钦看了之后感觉不太过瘾，他认为，“虽然《我的抗战》没有讲假话，但也没有讲出更多的真话，它只是阶段性地修复了抗战的原貌，但有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我想能不能再勇敢一些，捅破它，系统性地把国军抗战全过程都梳理呈现出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陈钦开始了《国军抗战全纪实》的创作，在着手制作之初，他问了许多圈内朋友的看法，但几乎一边倒地不赞同，认为一是会有经济风险，难以收回成本；二是会有政治风险，这属于重大敏感题材，是不能碰的。
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两个风险都不攻自破了。他不仅靠卖版权和图书衍生品收回了成本，还赚了几倍的利润，在纪录片市场上，能够靠卖版权实现盈利的非常罕见。而到现在，点击量已经将近3亿，并没有遇到任何政治上的麻烦。
搜集节目素材
2010年，陈钦和唯一一个支持他的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工作室，宗旨为“以影像修复历史，以历史照亮未来”。
为了降低成本，陈钦把制片人、总策划、总编导、总撰稿一肩挑，“怀着对那场空前惨烈的卫国战争的悲壮感、对几百万抗战英烈的崇高敬意，以及对抗战老兵后来遭遇的悲怆感，我坚持做完了。”
因为有电视台的“主业”，他只能把这份“私活”安排在业余时间。“我每天下了班就去工作室，双休日我除了到凤凰岭爬爬山，所有时间基本上都在制作室，从早上八九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自觉背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开始制作，第一项工作是搜集节目素材，他们通过关系，查阅了北京一些档案馆、资料库、博物馆的抗战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还查询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抗战图书。“我们也注重从民间搜集第一手没有流传的资料，通过抗战老兵的后代得到一些照片和影像。”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们以正规出版的文字音像资料为主，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发现了不同的表述，就会想办法通过图书或向专家求证。
“三不”创作原则
实际上，关于国军抗战史，无论文字还是影像，在国内的资料都不全，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收集。他们首先对抗战各个阶段、各个层面进行梳理，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寻找资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书籍或音像制品、互联网、国外学术期刊。
一个让他们头疼的难题是，当年留下来的历史影像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是当时美国或日本的战地记者拍的，而且只有少数战役被拍摄下来，大部分的战役是没有影像资料的。再加上年代久远，许多镜头已经分不清拍摄时间和地点，这也加大了制作纪录片的难度。
因此，陈钦只能把一些战斗场面重复使用，实际上，这也是历史纪录片的通行做法，比如讲述美苏大战的《二战全纪实》就是如此。
陈钦解释说，“我们更多的是靠文字来传递信息，以解说词为主，视频画面是一种氛围的烘托和场景的渲染，要完全实现‘声画对位’很难，很多战争场面难以去考究，许多历史影像资料的来源，也都是语焉不详的。”
虽然，陈钦坚持资料来源的真实性，所有素材都必须经过审慎地过滤、研究，“不允许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但他同时知道，要还原绝对的真相是不切实际的。
他对整个创作团队提出“三不”原则：一是不评价，用客观事实把国军的22次会战全部呈现出来；二是不对比，只谈国民革命军正面抗日战场的那些事，不与其他任何一方势力做比较；三是不臆想，一切以历史资料为准绳，不一定具有绝对说服力，但是一定要有出处，经得起考据。
历史的真相与谬误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通过搜集资料，陈钦发现了许多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和流行的历史谬误，他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把它们打捞出来，再通过镜头和文字呈现在公众面前。
每一次大的会战，影片都会介绍双方的死伤人数，让观众可以透过直观的数字，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在每集长达3分钟的片尾中，都介绍了国军抗战的重要数据。
1937年到1945年，国军发动大规模会战22次，战役1117次，普通战斗28931次，国军320万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4321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战争之惨烈可见一斑。
而对于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此前一直以来没有电视纪录片做过相关统计，《国军抗战全纪实》却花费了一集专门研究日军死亡人数。他们在节目中采用了三方不同数据。因为国军统计时喜好使用“日军伤亡人数”，实际上大多数受伤人员是会再回到战场的，伤亡数字远远大于死亡数字。国军可能会夸大日本死亡人数，日方可能会少报死亡人数。
最后他们只能通过多方对比，以辨真伪。陈钦介绍，“根据我们最后的研究结论，日本在中国8年侵华战争只死亡了二十几万人，这是我通过整合海内外各方面资料，综合分析考证出来的。而在太平洋战役日军死了120多万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日本再投放20万兵力到中国战场，中国还能坚持住吗？”
“我发现中国抗战获胜太过于侥幸，所谓的持久战理论是有巨大缺陷的，持久战理论的基础是通过中日两国对比，得出日本国小，资源缺乏不能支持持久战争，中国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最终坚持到胜利。”
但实际上，到了1942年后，蒋介石等主战派们悲哀地发现，自以为国土广大的国民政府已经退无可退了，很快就没有置换时间的资本，被完全压缩在西南边陲，这些地方都是贫瘠之地，较少战略资源。而日本可以通过占领中国的土地获取战争资源，甚至与美国作战用的子弹枪炮的钢都是中国鞍钢的，他们的重武器很多都是在东北重工业基地里边做的。
“日本抽出了大部分精锐兵力，主动挑战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就这样，过于狂妄的日本，以自杀的方式，最终给了中国持久战一个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的另一面
在《国军抗战全纪实》中，陈钦花了大量篇幅对当时的国军领袖蒋介石作了讲解。在国共内战期间，双方都把对方领袖妖魔化。过去，大陆通过各种宣传也把蒋介石妖魔化，陈钦想把他“恢复成人”，这也是他创作该纪录片的一个夙愿。
他认为，要把蒋介石这个被妖魔化的历史人物“恢复成人”并不难，只需要还原历史，让大家了解真相即可，比如他在北伐统一中国中表现出来的信念力量，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民族大义，都会逐步成为共识。
陈钦在影片中大量引用蒋介石的日记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也尝试着去解读为何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在和谈与抗战之间犹豫不定。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陈钦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石的好感，“他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是非常懊悔的，因为他的决策让整个民族、国家受到那么大的灾难，大部分国土沦丧，数亿民众沦为亡国奴。”
在抗战前期，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期，也是举世瞩目的“黄金十年”，那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世界领先，而日本当时出现萧条。如果再等几年，中国的实力会跟日本非常接近，所以蒋介石才一直拖延对日作战的时间，他甚至多次声称，“抗战，肯定亡国”。
后来，蒋介石看到国力猛增，有些底气后，在民众的影响下，一冲动跟日本在上海决战，结果一上来就动了所有家底，提前耗竭了国力，却没有想到日本军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在军队人数占绝对优势，且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居然大败。
陈钦说道，“他很多地方都让我感到震撼，他是一名讲求修身之人，有宗教信仰，他早年在母亲影响下信佛，后来接触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就研究道学，在遇到宋美龄后又信仰了基督教，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儒释道基督四教都尝试过信仰的人。比如他白天对漂亮女人多看了一眼，晚上回来就在日记里痛骂自己。”
因为陈钦本人是一名佛教徒，所以他对蒋介石能够有许多同情的理解。他准备出一本书，名字就叫《蒋介石这个人》，“这本书不讲蒋介石的功过，而是谈蒋介石的修身，讲蒋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内心的挣扎、纠结以及成长，他也是在成长的”。
但是，要深入理解蒋介石，对于目前国人还是有较大难度，陈钦表示。
对于《国军抗战全纪实》创造的奇迹，陈钦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选题迎合了民众对那段历史的需求，历史不应该被政治扭曲遮蔽。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圣战，一部悲壮恢弘的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应该永远被铭记。”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3年35期
记者 / 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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